而且他的罪名是什么呢？杀死了奥托？可那是自卫。奥托私闯民宅，他进行人身攻击。没有把他的死亡报告警察？可是报告了也不会有人相信这是出于自卫，所以这也可以理解。把尸体肢解？可是它已经死了，不管如何处理，又有什么不同？隐藏了尸体？这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步骤。欺骗了葛拉斯、卫兵、值日官和麦克纳米？可是，他这么做的原因，只是为了想保护他们，使他们不至于牵涉进这件与他们无关的、不愉快的事情里面去。出卖了那条隧道？这是由于以前发生了一件件事情，出于万般无奈。除此以外，葛拉斯、麦克纳米，以及所有别的任何一个人，都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在所难免，迟早总会发生。它总不见得一直延续下去。他们已经使它运转了将近一年了。
“他这是第一次来这儿？”
过了一会，他说，“我就要应召回国去了。”
在以后的三天里面，伦纳德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仓库里。这地方正在拆毁。日夜都有卡车驶来把家具、文件和设备都装走。后面的那座焚化炉里整天火光熊熊。三个士兵把守在那儿，不让没有烧毁的纸片被风吹走。食堂给拆掉了，每天中午有一辆餐车驶来供应三明治和咖啡。录音室里有十二个人还在工作。他们把电缆卷起来，把每六台录音机放在一只木条箱里。在隧道被人发现以后的几个小时里，所有的关系重大的文件就全都转移到了别处。人人在工作时都默不作声。就好像他们在一个令人不快的旅馆里退掉了房间就要离开似的，他们都想把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尽快地抛在后面。伦纳德独自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干活。那些设备都得编入清单，包装妥当。每一个电子管都要登记入册，含糊不得。
洛夫廷也站了起来。“玛丽亚她怎么样？”
她在对他仔细看着。他不敢对她正视。她想说话，可是终于没有说出来。
伦纳德伸出手去拿他的啤酒，可是他又怕手发抖，就把它收了回来。
他们俩都无意让临别的亲吻延续得长久一些。他接着就朝门口走去。“我一知道我的班机起飞的日期，就会和你联系的。”她送他到门口。他走下楼去的时候没有回头。
“就像上一次那样，可是问得比上次更详细。问了我许多我认识的人的情况，问我在前两个星期里去了哪些地方。”
伦纳德终于道了歉站了起来。麦克纳米依然坐着，他对着太阳眯细了眼睛，望着伦纳德，一面在烟斗里重新加满了烟丝。“看上去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我想你知道你正被召回到国内去，运输部门会和你联系的。”
他们走了进去。玛丽亚迎上前来，他们俩冷冷地接了吻。他的右膝在发抖。他在离他最近的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桌子上，离他的胳膊肘不远，一只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他给玛丽亚寄了张明信片，把他在星期六下午起飞的细节告诉了她。她在回信里说，她会到滕珀尔霍夫机场上去和他道别。她在信末签上了“爱你的玛丽亚”。而且她在“爱”字下面划了两道线。
至于葛拉斯，他一次也没有在仓库里露过面。这让人感到很奇怪，可是伦纳德没有时间去想到他。他最关心的仍然是他的被人逮捕。他们什么时候会来把他带走？他们为什么等了这么久？他们难道还在寻找证据，想把这个案子办得无懈可击？或者，也许苏联当局认为，如果把这件碎尸案声张起来，反而会冲淡了他们在宣传方面取得的胜利，所以打算把它掩盖住？也许——这一猜测可能和事实的真相最为接近——西柏林的警察一直在机场上等他拿出护照来，以便当场把他逮捕。他生活于两个未来之中。一个未来让他飞回英国，把往事逐渐淡忘。另外一个未来则使他等在这儿束手就擒，耐心地服满他的刑期。因此他依然睡不着。
玛丽亚说，“我送你到门口。”
那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日子——一个他们本来就该如此打发掉的日子：刚订了婚的一对幸福的年轻男女，过了一个平静而安宁的日子。它和实际的情况相去甚远，以致它听上去仿佛是个讽刺。他们俩随即沉默不语。于是伦纳德又谈到了葛拉斯。
“我在这儿把什么事情都做好了。你不要担心。我们要说的话很简单。就照实说就是了——只是别提奥托。我们就说，我们在外面吃了晚饭就回来，我们上床去睡，第二天早晨你去上班。我休息了一天，去商店买东西。你在吃午饭的时候回来，到了傍晚，你去了梧桐林荫道。”
他把那些报道全都浏览过了。关于那两个盒子的新闻却未见报道。这使伦纳德感到纳闷，使他因焦虑不安而疲乏不堪，也许他们故意把它作为以后另行报道的一个主题，以便获取更大的新闻效应，也未可知，他们早就在暗中进行侦察了。如果他未曾在电话里对葛拉斯说了那句傻话，俄国人若说在两个盒子里发现了一具被人肢解了的尸体，问题就不难解决：断然予以否认。而如今，假如东德当局悄悄地把这件事情交给西柏林的刑事警察去办，他们只要一问美国人，就会查到伦纳德的头上来。
“我的部下在干移交和登记注册等等事情，”他一面进来，一面解释。“所以我想我该趁机来和你说声再见。我还为你弄到了一辆指挥车，它会把你送到机场上去的。它在下面等着。”
他在穿过八十四号里的那个天井，这是他在事发后第一次回来。他开始上楼。他的手又剧烈地颤抖了起来。连把栏杆握住也都不很容易。到了第五层楼的平台上，他就停住了。事实上，他还不想去见玛丽亚。因为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对她说才好。他不能对她说那两个盒子已经太平无事地让他处理掉了。他又不能对她说他已经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把隧道的事情告诉了她。可是他毕竟对俄国人讲过了。既然如此，他当然就可以对任何人讲。他想到了他早已想到的那个念头：他没有权利作出任何决定，所以他只好保持沉默。可是他又总得对她说点什么。那么他只好说他把它们留在车站里了。他想把栏杆抓得更紧些，可是他也没有心情假装或者说谎。他继续上楼。
星期六上午，他花了不少时间洗了个澡。他穿好了衣服就收拾行装。当他等着要把他的寓所移交给那个负责接送的军官时，他又在寓所里的那些房间里踱来踱去，就像他初到柏林来的那一天那样。除了起居室的地毯上黏了一个小小的斑点以外，他在这套房间里没有留下任何标记。他在电话机旁边站了一会。他一直没有得到葛拉斯的音讯，这使他很感不安。葛拉斯一定知道他就要离开柏林，一定在酝酿着什么。他鼓不起勇气来拨他的电话号码。他仍然站在那儿，这时门铃响了。那是洛夫廷和两个士兵。那上尉看上去快活得好像有点做作。
“你知道，”洛夫廷说道，“那些美国佬已经把你交还给我们了。你现在归我来照应了。”
尽管他干着活，还得为别的事情操心，可是隧道被人发现却并不使他感到内疚。如果他不妨为了麦克纳米的缘故而窥测美国人的行动的话，那么他也不妨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出卖那条隧道。可是这并非他的本意，他已经喜欢上了这条隧道，他已经爱上它了，他也一直把它引以为荣。可是现在要他还对它怀有什么感情，可就很难了。发生了那件和奥托有关的事情以后，布拉格咖啡馆里的那件事也就无所谓了。他到地下室去对它进行了最后一次巡视。在竖井的上下两头都有武装了的卫兵把守着。他在下面看见一个人，他双手按着臀部正在说着什么。那人就是比尔·哈维。他是美国在这儿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也是这个项目的头儿。一个手持夹纸书写板的美国军官在听他说话。哈维胖得好像就要从他的衣服里蹦出来似的，他故意让他周围的人都能看见束在他的那件上衣里面的那个手枪套。
“恭喜你，”伦纳德说。“她是个好姑娘。”
她伸出手去，隔着那张桌子握住了他的膝头上的那只手。他不愿让她觉察它在颤抖，所以他没让她握得很久。
可是麦克纳米还要待在这儿想想。他又要了杯咖啡还有一客黏黏的馅饼。“我爱想想我们占的那些便宜。我们知道这事不能延续，而且我们窃听了差不多一年之久。这就够让伦敦和华盛顿花上几年的时间去把他们搞到的东西全都译出来。”
葛拉斯从椅子背上取下了他的上衣把它穿上。
她说，“你别这样对我说话。你该冷静下来。”她给了他一支烟，她自己也拿了一支。
现在他在对她望着。“你没有对他说起别的？”
伦纳德走得更快了一些。有时候——每次长达几分钟之久——他的神志清醒了一会。这也就是他的那些一再重复和盘旋着的幻想使他感到恶心的时候。这时他明白，关于这件事情，并没有任何真实的情况犹待别人来发现。有的只是让那些还有许多别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干的官员们草草地定案。他们只要能够量罪定刑，就何乐而不为，按照规定的程序办完了公事，就可以转过去办下一桩案子。伦纳德刚产生这个念头——它本身就是一次重复——他就又想起了一个令他感到安慰的实情，因为它不是他那幻想的产物，它完全是一件真情实事：奥托曾经一把抓住了玛丽亚的气管。尽管我讨厌暴力，可是我不能不和他斗。我知道，我非得阻止他行凶不可。
葛拉斯说，“伦纳德，你看上去很累。”
当她回来的时候，她问道，“你病了吗？”
在凯宾斯基的店堂外面，他虽然坐在阳光下，可是还得穿着外套，咬紧牙关，以防牙齿格格地颤抖。他连咖啡杯也不敢端，所以他要了杯啤酒，而啤酒又是冰冷彻骨。麦克纳米在一件薄羊毛衬衫外面只穿了件花呢上装，可是他看上去神态自若，毫无畏冷怕寒的样子。当他的咖啡送来了以后，他装满了烟斗，点着了它。伦纳德坐在他的下风处，那股烟味和与之俱来的别的什么玩意使他不禁为之恶心。他就假装解手，想趁机换个座位。他回来时候就换了个座位，去坐在桌子的另外一面，也就是阴暗的那一面。他把外衣裹紧在身上，双手放在屁股下面。麦克纳米把还没动过的啤酒递给他。眼镜玻璃上结起了水珠，两条水柱子淌下来，形成了一对扭来扭去，并不匀称的平行线。
他不知道这是她的真心话，也不知道这对他是否要紧。只要他坐在装满了葛拉斯吸剩的烟蒂的那只烟灰缸旁边，他就根本没法开动脑筋去想想。
她吸了口气。“你打算怎么办？”
伦纳德说道，“先生，谢谢你。”他说完就急忙跑到选帝侯堤道去买了几种报纸。
麦克纳米用烟斗咬嘴轻轻地扣击着他的那些树桩似的黄牙。“那个电话使我起劲了一两个钟头。我还以为你在什么地方拿到了纳尔逊搞出来的那套玩意的一个副本。可是你别着急——我想，道里斯山那儿也已经搞得差不多了。”
他自己有钥匙。可是他仍然敲了敲门，又等着她来开。他闻到里面有烟味。他正要再敲，门却开了，葛拉斯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扶着伦纳德的胳膊肘，把他领回到楼梯口。
两个士兵在厨房里清点碗碟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在起居室里坐着攀谈。
葛拉斯边走边对伦纳德行了个滑稽的军礼。伦纳德听见他在门口对玛丽亚说着话。
约翰·麦克纳米坚持要和伦纳德在凯宾斯基咖啡店见面，而且他坚持要坐在它的户外部的座位里。这时才早晨十点，别的顾客全都坐在店堂里。依然是阳光明媚而十分寒冷的天气。每当一朵巨大的层积云飘来，一时遮住了阳光，周围就会突然笼罩在一片严寒之中。
“他就一直在问问题？”
“从我们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来说，另外一件好事就是我们和美国人一起办成了一个重大的项目。自从出现了勃基斯和麦克林这两个叛国贼以后，他们一直对我们很不放心。现在情况开始好转了。”
他不知道自己打算怎么办。他一直在想葛拉斯。他终于说道，“也许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倒是件好事。好让我们有个机会仔细想想。”
可是他见她对此那么轻易就表示了赞同，却又感到不快。“我可以在一个月以后到伦敦去。最快也得这么久才能离开我的工作。”
他把双手紧紧地握住，放在膝头上，不让它们颤抖。“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你有吗？”
“好的，”伦纳德说。“这就太好了。”
“我累坏了，”他说。“你也一样。”他站起身来，把双手插进口袋。
注册和移交的手续都已办完，他动身的时间到了。四个人都在门厅里。洛夫廷指着伦纳德的提箱，问道，“我说，你要不要让我的人帮你把它们搬下去。”
“上星期的那次酒会开得棒极了。你知道吧，现在我和夏洛特那姑娘经常见面。她的舞跳得好极了。所以我为了这个一定得谢谢你们两位。她要我在下星期天去见见她的父母亲。”
他自然没有感到妒忌，因为他心里对她毫无感觉，而且他也不能再有别的感觉了——哪怕一点也不能。尽管如此，他还得照章办事，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到家。这里面有些话可以让他们谈谈。“他在这儿待了很久？”他指的是那只烟灰缸。
她说，“我想会没事的。”
“没有，”她说，可是她说这话时掉转头去望着别处。
他乘地铁去戈特布斯门的路上，在车厢里浏览了一下报上的报道。两天过去了，东德的报纸上依然长篇累牍，登满了关于这件事的细节。《每日镜报》和《柏林新闻》都登载了两大张版面的照片。其中一张显示了那些放大器和下面藏着那两个盒子的那只书桌的一角台面。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窃听间里的那部电话依然畅通，新闻记者打进去的电话没有得到回音。那里的灯光和通风装置也都仍在运转，报上还详细描述了有人从隧道里的舍讷费尔德大街下面那一段，一直走到美国占领区边界下面堆着沙袋的那段隧道时得到的感受。文章里说道，从沙袋那儿再往美国占领区望去，“只见一片黑暗，只有点燃了的两支香烟在远处发出了微弱的一点点亮光。可是那两个正在对这儿瞭望的人对我们的招呼不理不睬，毫无反应。也许他们的良心使他们很不好过吧。”伦纳德在另外一些地方读到，“整个柏林都被某些美国军官的阴谋活动惹得怒不可遏。只有当这些阴谋分子停止他们的挑衅行为，柏林才能过上太平的日子。”有一条头号标题是：“电线里出现了奇怪的干扰”。这篇报道说，苏联的情报部门发现，在发出正常的电讯时，经常出现一些干扰的声音，于是下令挖掘，对若干地段的电缆进行检查。这篇文章却没有提到，他们为什么恰好选中了舍讷费尔德大街。当士兵们挖到了窃听间那儿的时候，“有迹象表明，那些间谍仓皇逃窜，弃他们的设备于不顾。”那些荧光灯管上面印有“奥斯兰姆，英国”等字样，“显然这是存心不良，意在嫁祸他人。可是那些螺丝刀和活络扳手上面都刻有‘美国制造’这几个大字，戳穿了这个巨大的假象，暴露出真凶的面目。”在这一页上的底部，印有一行黑体字：“驻柏林美军的一个发言人在昨晚被询及此事时声称，‘我对此一无所知！’”
他说，“葛拉斯来干什么？”
那两个士兵拿了些表格过来让伦纳德签字。他站着签了字。
“他脱掉了上衣？”
伦纳德这些天一直很怕冷，他似乎老在颤抖。那天早晨葛拉斯打电话来以后，他醒来时双手就在颤抖不已。还不只是一般的颤抖而已，它是一种痉挛性的摇动。他花了好几分钟才扣上了衬衫扣子。他认为这是由于提了那两个盒子而引起的一种会使肌肉痉挛的后遗症。当他在两天没有进餐以后，第一天到位于总理广场的那间快餐店里吃饭的时候，他竟然把香肠掉落到了人行道上。不知什么人养的一条狗把它饱餐了一顿，连洒在香肠上的芥末也都吞了下去。
她那女性的自信使他恼火。他说，“哦，是的。那两个盒子在动物园火车站的行李寄存箱里。”
在戈特布斯门车站外面，他把报纸塞进了一只垃圾箱，就朝阿达尔勃特街走去。玛丽亚怎么办呢？她是他的供词里的一个部分。他设想出了一个律师，一个具有权威性见解的人士。他辩才无碍，说出来的话语能够让这对年轻的男女心存希望和爱情的火花。他们背叛了各自祖国的令人不快的历史，正打算在一起生活。在他们俩的身上，看到了我们的一个没有战争、充满希望的欧洲。现在这是葛拉斯在发言。而现在又是麦克纳米在法庭上作证——在安全条例允许的范围以内——为伦纳德对自由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作证。他提到了伦纳德如何单枪匹马、利用业余的时间，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想要创造出有利于推进这项伟大事业的某些设备。
她也站了起来。她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可是又迟疑不决，不肯开口。她看来老了些。她脸上的神情让人看得出来，有一天，等她到了那个年纪，她看上去会是个什么样子。
他是无辜的。他对此清楚得很。那么，他的手为什么一直颤抖个不停呢？是不是他怕被人抓住了受到惩罚？可是他希望他们来，还希望来得快些。他不要继续老是想这些同样的念头，他要对官方的人士谈谈，让他们把他说的话记下来，打印成文，让他签名画押。他要把经过的事实依次一一如实招供，而且要让专人把真实的情况整理成文，使他们能够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定下来，使他们从而明了，尽管从这件事情的表面上看来并非如此，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恶魔，他也不是一个闲来无事，专爱把无辜的公民剁切成块来解闷或者取乐的狂人，而他之所以把他的那个受害者放在两个盒子里，提着它们在柏林到处转悠，也不是为了他精神失常的缘故。他一再为他的那些想象中的证人和检察官叙述经过的情况。如果他们都是真理的维护者，他们就都会和他具有同感——纵然法律和传统观念会迫使他们对他进行惩罚。他一再复述他的遭遇——他所做的一切，仅此而已。在他清醒着的每一时刻，他都在进行解释，加以修饰，予以澄清，却并不意识到，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意识到，就在十分钟以前，他已经把这一切全都演练过了。“是的，先生们，起诉书里提到的罪状，我都供认不讳。我杀了人，我肢解了他的尸体，我说了谎也出卖了机密。可是你们一旦明了真实的情况，那些迫使我采取这些步骤的环境，你们就会明白，我和你们并无不同之处。你们也就会明白，我不是一个邪恶之徒。而且你们也会明白，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认为都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的最佳选择。”他在这些自我辩护的发言里所用的言语，变得越来越高雅。他不假思索地滔滔雄辩，引用了不少取自他已经忘了的影片里的法庭诉讼的场面。有时候，他想象自己在警察局的一个空无一物的小房间里，面对着六七个正在深思熟虑的高级警官发表他的长篇大论。在另外的一些时候，他则在法院的证人席上对着鸦雀无声的法庭提供他的证词。
即使美国人不肯和他们合作，西柏林的警方也很快就会查到，那具尸体是奥托。也许那具尸体上到处都可以发现足以成为法庭证据的材料，证明他生前是个酒鬼。不久人家就会发现，他已很久没有在他住的地方出现，没有去领取社会救济金，没有去他常去的那间小酒馆——在那儿，经常有下了班的警察买酒给他喝。一旦发现了什么无名的尸体，警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查阅失踪的人的名单。在奥托、玛丽亚和伦纳德之间的关系又多又复杂：解除了婚姻关系，住房纠纷，正式的婚约。可是即使伦纳德那次成功了，把那两个盒子存放在动物园火车站里的行李存放处，结果也会和现在一样。他们现在在想些什么呢？得好好地动动脑筋，把它想出个结果来。他们会来盘问他和玛丽亚。可是他们俩说的话会相互对得上。那个寓所已经仔仔细细地擦洗干净。也许会引起一些怀疑，可是不会有证据。
她点了点头。
“她一定得干完辞职以后算起的那段日子，以便让别人来接她的班。然后她到英国来和我团聚。”他说的话听上去让人觉得真是这么回事。
他再过几天就要离开柏林了——也许不和她一起走——而他现在却对她这么说话。
现在人家既然已经信了他说的话，伦纳德就急于脱身。他要让自己身上暖和一些，而且他还得看看午报上究竟说了些什么。
他急匆匆地低声说道，“在你进去以前，我们得先知道，他们究竟是偶然发现我们的隧道的，还是我们自己在安全保卫方面出现了问题。因此我们正在各处调查，其中包括并非美国籍的妻子和女朋友。别为了这个生气，这是例行公事。”
她点点头。
“怎么回事？”麦克纳米说道。
“是的。”她坐下来，叹了口气。
他说的话回答了他们两个人心里的疑问。“我在没日没夜地干。”然后他只对葛拉斯一个人说，“为麦克纳米干活。”
“那很好，”伦纳德道。
她点点头。她的眼眶下面有黑影，她的皮肤和头发看上去发亮。他并不感到自己被她所吸引。他因此松了口气。
她说，“伦纳德，我只觉得我们会没事的。”
伦纳德觉得被他坐在屁股下面的那双手在颤抖。他说道，“因为我没法从美国人那里拿到什么，我就自己动脑筋，想出了一两个点子，我就开始在空闲的时候摆弄起来。我真的认为我能够想出法子来把明码电文的回音从密码电文里分解出来。为了安全的缘故，我都在家里干。可是我拼装出来的东西没有用。我后来发现我的想法已经过时了。我就把它拿回去，打算在我的办公室把它拆掉——我的那些元件都是放在那儿的。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检查得这么仔细。昨天值班的正好是两个新手，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偏偏葛拉斯和我在一起。我不能让他看见我放在盒子里的那些东西。因为它们不属于我的专业范围。如果你接到了那个电话而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希望的话，我为此感到非常抱歉。”
“他刚才走得很急。”
他们握了握手。伦纳德装作握得特别起劲，以此来掩饰他的手的痉挛。麦克纳米似乎并未注意。他对伦纳德说的最后两句话是：“尽管如此，你干得不错。我在交给道里斯山的报告里替你说了些好话。”
好像她觉得她能够仅仅凭着她说这话时表现出来的那股柔情，就会让他感到宽慰似的。他说话的时候，却带着调侃的语气。“当然会没事的。他们要过好几天以后才会把那些行李寄存箱打开来看，他们要过好些天才会追寻到我们这儿来——他们会来的，你知道。你把锯子、刀子、地毯，沾上了血迹的所有的衣服，还有那些鞋子和报纸，全都处理掉了？谁知道有没有人看见你？或者有没有人看见我提着两个盒子离开这儿？有没有人在车站里看见我？这儿已经仔细擦洗得干干净净，连一头训练过的狗也不会嗅得出什么东西来？”他知道自己在胡言乱语，可是他没法使他的上下颚停下来。“难道我们知道邻居一点都没有听见我们打架的声音？我们现在究竟应该仔细商量，把我们的话编造得天衣无缝，所有的细节全都毫无破绽，还是一味安慰对方，说什么‘会没有事的’，‘会没有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