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葛拉斯没有回答，他也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他望着伦纳德，等他把话说完。最后他说道，“你想要讨论工作时间？讨论工作的分工界限？这是不是我们老是听到的英国共产党工会的老调？自从你的安全检查通过了以后，你的任务就是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如果你不想干，我就会打电报给道里斯山，让他们把你召回去。”然后他站起身来。他的表情变得松弛了。他在走开以前，碰了伦纳德的肩膀，说了声，“好家伙，坚持下去。”
对于这个年已二十有五、初次相逢以后再没有和她见面已有五天之久的小伙伦纳德来说——可怜他一天到晚和那些硬纸板箱和刨花打交道，而那唯一可供他寄托相思的纪念品只是写在一张比那些箱子的硬纸板小了许多的纸片上的一个地址——她的那张脸蛋实在令人难以捉摸。他越是用心去揣摩她的长相，它就越是恍恍惚惚，撩人心怀。在他的记忆之中，只有她那脸蛋的一个轮廓作为他冥思苦想的依据。即便如此虚无缥缈的一个幻影，他越是迫不及待地对着它凝神注视，它就越发在他的目光灼灼之下变得游移不定。有些景象他很想继续予以探索一番，以便经过了检验而得到若干肯定。可是他的记忆只能提供一些甜蜜而诱人遐思的印象，可是从无真实可信的形象。而他的耳朵仿佛也对她说过的任何一句英语置若罔闻。他不由得开始惶惑起来，一旦和她在路上邂逅，他是否还会把她认得出来。他所记得十分真切的，只是他和她在一间舞厅里的一张桌子边上，一起度过的那九十分钟的时光在他的身心上面留下的那份感觉。他爱他见到的那张脸。现在那张脸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有他的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它作为养料来使自己发展壮大的爱。他一定得再去见她。
过了好几年以后，伦纳德依然能够毫无困难地回想起玛丽亚的脸容。它在他的记忆里熠熠生辉，就好像古老的绘画里的许多人物的脸孔那样。它简直看上去似乎具有两度空间：额头上的发线高高的，而在这个完美的鹅蛋脸的另外一端，有一个既精致又有力的下巴，所以当她把脑袋微微抬起，显出她的独特的个性和迷人的撒娇的神态，她的脸蛋就像一个盘子，是一个平面而不是一个球体——就像一个艺术大师的神来之笔。她的头发细致得出奇，像婴儿的柔发似的，而且未经当时流行的烫发夹子的蹂躏而具有得自天然的鬈曲。她的眼神严肃端庄，却并不哀伤——绿的或者灰色的眸子，要看当时的灯光而定。它不是一张活泼而生机盎然的脸。她是个积习难改的空想家——时常为了一个她不愿意和人分享的思绪而变得恍恍惚惚、心不在焉。而她那最为典型的表情显得如梦如幻、略带警觉，稍稍仰起了头，向着一边微微倾侧着这么一英寸左右，她的左手食指则在那儿拨弄着下唇。如果你在沉默了一会以后再和她说话，你就也许会使她猝然一惊。她的这种脸，和她的这种姿态，往往具有正在望着她的那个男人自己所需要的各种含义。你也许会在她那默然遐想的神态里发现女人所特有的那种力量，但是她那静悄悄的凝神专注，也会使你理解为她对你怀有一种孩子般的依赖。可是，话又说回来，她也可能当真具备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素质。譬如，她的手很小，而且她把手指甲修得很短，像个孩子似的，还从不涂抹指甲油。可是她却仔细地把脚趾涂成鲜红或者橙黄。她的手臂纤细，而且软弱无力——再轻的东西她也提不起，没有一扇松动的窗户她能推得开。可是，她的两条腿尽管纤细，却是肌肉发达，强壮有力，也许这是她以前爱好骑自行车运动的缘故——直到自行车俱乐部里的那个面貌阴沉的出纳吓跑了她，以及她的那辆脚踏车在地下室的车库里给人偷走了为止。
当伦纳德来到了他现在把它看作自己的房间的那个地方。他发现房门敞开着，有三个人在里面收拾他们的工具。从他们脸上的神态看来，他们显然整整一夜都在这里干活。装着安派克斯录音机的那些盒子都堆在房间的中央。所有的墙壁上都有用螺钉拴牢的架子，深得足以在架子上放一台尚未开箱的录音机。一座图书馆里常用的那种梯子供人用来爬上去够到架子上较高的那些搁板。天花板上已开了一个圆洞，好让通风的管道从洞里穿过。一个金属制的格栅刚被他们旋紧了螺丝固定下来。从天花板上面的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台抽风机的扇翼旋转的声音。当伦纳德往旁边跨了一步让一个装配工人把一座梯子搬走的时候，他发现搁板桌上有装着电线插头和新仪器的十来只箱子。他在检查它们的时候，葛拉斯在他的旁边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把插在一个绿色的帆布刀鞘里的猎刀。他的胡子在灯光下面闪闪发亮。
“我要你有一个崭新的心理状态来对待这件事情。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停下来预先考虑一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伦纳德，这是一场战争。而你则是这场战争里的一个士兵。”
她的名字叫玛丽亚·路易丝·艾克道夫，三十岁，她住在克罗伊茨堡的阿达尔勃特街，从伦纳德住的那幢公寓乘车过去，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她在位于施潘道区的一间很小的英国陆军车辆工场里当打字员兼任翻译。她的一个名叫奥托的前夫每年出其不意地来找她两三次，向她索取钱财，有时候则来敲她的脑袋。她住的那套公寓有两个房间，一个用帷帘隔开的小小的厨房。而且你得爬上五层阴暗的木楼梯才能到达那儿。经过每一层楼梯平台的时候，你都会听见那些房门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屋子里没有热水供应，到了冬天，水龙头里滴滴答答地滴着水珠子，不能哗哗地流淌，以防水管冻裂。她是从她的祖母那儿学的英语。第一次大战前后，她的祖母曾是瑞士的一所英国女子学校里的德语教师。玛丽亚一家在一九三七年从迪塞尔道夫搬到了柏林。那时她才十二岁，她的父亲在一间制造重型汽车变速箱的公司里担任一个地区业务代表。现在她的父母住在俄国占领区里的潘考夫，她的父亲则是铁路上的收票员。这些日子她的母亲也找到了一个差使，在一间工厂里包装灯泡。他们至今还为了她在二十岁那年不听他们的劝告而结的那次婚感到十分气愤。他们当时为此而作的那些最坏的预言，如今不幸都成了事实。尽管如此，他们依旧悻悻不乐，并不因此而感到满意。
有个工人回来了。他在屋子里寻找着。“昨夜很不错。多谢了。”伦纳德希望葛拉斯会向他问起玛丽亚，会对他承认他的胜利。可是那美国人却已经转过背去看那些架子了。“把它们放到架子上去以后，就得用防尘布盖在上面。我会去拿一些来。”那装配工人正趴在地上瞪视着地板。葛拉斯用他的粗革皮鞋的鞋尖指着一个小锥。
葛拉斯挨近了一些。伦纳德觉得很不舒服——不但由于这个人离他这么近的缘故，还因为这场表演也太过分了一点。而且作为它的唯一观众，伦纳德格外感到压力。他又一次为难——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装出一副什么样的表情来。他闻得到葛拉斯呼出来的气息里含有速溶咖啡的气味。
那工人捡起了那件工具，走了出去。等他走后，葛拉斯踢了一脚，把门砰地关上。从他的胡须翘得老高的样子看来，伦纳德知道自己这下可免不了会挨他一顿责怪。
当他穿过奥拉宁街并且看见一块清理了的场地上正在进行建设，他不由得觉得高兴起来。他看见一间酒吧，就向它走去。它名叫“埃尔斯姨妈”，而且它能让他派上他所设想的用场。他就把信取出来，把这个名字和街名填写在预先留出的空当里。然后，他忽然有了个主意，就走了进去。他在那个皮制的帘幔后面停留了一会，以便使自己的眼睛习惯于里面的阴暗的氛围。它是个狭窄得像个隧道似的地方。酒吧的柜台那边有几个女人坐在一张桌子边上喝酒，其中有一个抚摸着自己的头颈，让别人注意伦纳德的那条领带，而且还指着说道，这儿没有共产党！她的那些朋友听了都笑了起来。起先他从她们的样子和装出来的时髦派头判断，还以为她们刚从办公室同仁举行的宴会上回来。然后他才意识到，她们原来都是些娼妓。在别的桌子旁，有几个男人把头搁在桌上睡着了。当他退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女人对他叫了一声，于是又响起了一片哄笑。
伦纳德的那颗心激烈地跳动起来，因为他要把他想说的话说个痛快。他把柠檬汽水喝了下去。“好吧，老实说，你也知道，我的本行是电路，不是开包装箱子。我准备在合理的范围以内什么都干，因为我知道这是件大事。可是我希望晚上总让我有一点可以自由活动的时间。”
回到他的房里，他见了越来越少的这摞箱子，和架上越来越多的那些录音机，就觉得心烦意乱。他设法自我陶醉，把自己正在干着的活儿当作他为了要替玛丽亚效劳而拆开那些箱子。这是她对他的耐心的一次考验。他得把它干好，以此来证明他值得她的爱恋。这是他奉献给她的一件礼物。他为了她，用猎刀剖开了箱盖，并且也为了她，把箱子毁了个干净。他也想到，当他把这件工作干完了以后，他的这个房间就会变得大了许多，还想到他将会如何安排这些多出来的空间。他在心里设想好了写给玛丽亚的一些心情轻松的信函，如何用巧妙的、无所谓的口气提议在她的寓所附近的一间酒吧里见面。等到他到家的时候，看看将近半夜，他也已经累得连原来想好了的词句的次序都记不得了，而且他也没有这分精神来重新予以设计。
“那地方可真不错，”伦纳德不肯罢休。“我今天还觉得有点头晕。”
去了蕾西舞厅以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在八点三十分就来到了阿尔特格里尼克的门口。他从鲁道村走了最后一英里路，早到了半个小时。他又累又渴，还有点醉，觉得很不舒服。这天早晨，他在床头的一张桌子上发现了一张从一只香烟纸盒上撕下来的纸片。玛丽亚在纸片上写下了她的地址。现在这张纸片就在他的口袋里。他在地铁里把它拿出来看了好几次。她从简妮的朋友——那个法国中士那里借了一支笔，又用简妮的背作桌子，靠在她身上把它写了下来，而葛拉斯和罗瑟尔则在车里等着。伦纳德手里拿着那张雷达站的通行证。卫兵把它接了过去，使劲盯着他的脸看了看。
当伦纳德鼓起劲来移动了一下他的凳子，把葛拉斯和罗瑟尔两个从他的视线里赶了出去，并且为玛丽亚要了一客皮姆斯和柠檬汽水，自己又要了杯啤酒，然后他在和她谈话里面了解到了上述情况中的一部分。其余则是他经过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好不容易才逐渐积累起来的。
伦纳德为了脱掉夹克衫才停了一会，接着他就动手开第二只箱子。一小时以后，架子上又有了三台录音机。那封条很容易拆开，盖子也不难拆掉。可是那些箱子角却经过一层层的硬纸板和U字钉加固，所以刀子不太容易对付。他决定干完了第一批的十只箱子以后才休息一会。直到中饭时间，他才把第一批的录音机放到搁板上，于是房门附近堆起了五英尺高的一大摞压平了的硬纸板盒，旁边则是一大堆刨花，一直堆到电灯开关那儿。
他呻吟了一声，就收起了地址，伸出手去拿那一摞箱子里的最上面那一只，把它搬到地板上。他把猎刀从刀鞘里拔出来，刺了进去。那硬纸板像皮肉一样，一下就给捅破了。他感觉到而且也听到了刀尖刺破了什么脆而易碎的东西。他感到心慌意乱。他割掉了箱盖，取出满把满把的木屑和一张张压紧了的瓦楞纸板。等他把裹在录音机外面的包布拆开，就看见放录音带卷轴的地方有一条划破了的刻痕，有一个旋钮裂成了两半。他好不容易把纸箱的其余部分都拆开，把那台机子捧了出来，装上一个插头，搬到梯子那里，爬上去把它放在最高的那层搁板上。他把那个裂开了的旋钮放在衣袋里。他可以填张表格去申请另外配一只。
他穿得像学校里戏剧表演节目里的时间老人，戴着一顶借来的阔边帽，一个拖到脚踝那儿的军用披肩，还有套鞋，装备着一根长长的木杆，站在那儿一烧就是好几个小时。原来这个焚化炉只是一个长燃不熄、微弱无力的篝火似的火焰。它三面由砖砌的矮墙围住，以免风雨把它熄灭。附近摆着二十四只垃圾箱。再过去就是一个工场。过了一条泥泞的小路是一个装卸货物的站头，军用的卡车一天到晚进进出出，一刻不停，低挡行驶的喧闹声不绝于耳。他接到严格的命令，直到每次都把需要烧掉的东西烧得一点不剩，否则他就不能离开那个火炉。可是即使他用汽油来帮忙，有些纸板却只会慢慢地闷燃着烧不起火焰来。
他忙得已经记不清日期了。到了第八天或者第九天，葛拉斯总算让他休息了。所有的录音机都已经开了箱，而且其中的二十六台已经测试过，并且装上了信号启动装置。伦纳德比平时多睡了两个小时，躺在暖和而充满情欲的被窝里迷迷糊糊地瞌睡。然后他刮过脸，洗了澡，腰里只围了一块毛巾在公寓里到处走动，又觉得胸有成竹、心情畅快起来。他能听见他楼下的那座装修工用的扶梯在地板上移动的声音。对别人来说，今天都是一个工作的日子——也许是星期一吧。他现在可有时间来尝尝他买来的那包磨碎了的咖啡。它不能算是个了不起的成功——咖啡渣子和没有融化的奶粉在杯子里随着水流而在不停地上下浮动。可是他很高兴能够独自一个人吃比利时巧克力当早餐，把脚伸进热得发烫的暖气装置的叶片之间，心里盘算着他的这场战役该怎么打。家里有封来信犹待阅读。他用一把刀把它随便地拆开，就好像他每天都在吃早饭的时候阅读来信似的。“谨代表国人向您表示感谢，很高兴得知您在异国他乡过得习惯起来了……”
他一回到外面的人行道上，就迟疑起来。这儿不是一个适宜于他和玛丽亚见面的地方。他也不想独自一个人待在里面等待。可是，再说，他又不能修改他的那封便条，不然就会把他故意在信里设法表现出来的那种漫不经心的口气破坏殆尽。于是他决定就在街上等她。当玛丽亚回来的时候，他就向她道歉，并且对她承认，说他对这段地区的道路并不熟悉。这可以成为一个蛮不错的话题，好让他们谈论一番。也许这件事还会让她听了觉得好笑。
葛拉斯走了以后，伦纳德等了一会儿，然后他开了门，朝着走廊的两头张望了一下，这才急急忙忙地去到饮水池那边。那水经过冰冻处理，喝上去有点金属的味道。他一连喝了好几分钟。当他重新回到房里来的时候，葛拉斯已在里面。他摇了摇头，把伦纳德留在房里的那把钥匙举在手里。他把它紧紧地压在这英国人的手心里，又把他的手指都合拢起来攥紧了它，然后他一言不发就走了出去。伦纳德虽然宿酒未消，但也因此羞红了脸。为了想要使自己心里变得好过一些，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取出了那姑娘给他的地址。他把身子靠在那些箱子上，慢慢地读那个地址：阿达尔勃特街八十四号五楼后屋第一间。他用手抚摸着那个箱子的表面。硬纸盒几乎和皮肤一样苍白。他的那颗心成了不停跳动着的棘轮，它每次怦然一跳，他的心情就卷绕得更紧、更厉害了。凭他这样的心情，怎么能够把这些箱子都拆开？他把脸颊贴在纸盒上。玛丽亚，他需要宣泄心里的东西，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可以让他的心思变得清晰起来。可是葛拉斯也许会重新出乎意料地回到这里来。这念头也同样使他难以忍受。那荒唐，那羞辱，那些和安全措施相关的种种方面——究竟哪个更加害人，他可也说不上来。
“你听我说，你以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开箱啦，烧纸盒啦，什么的。你以为这是杂工干的活。其实，你错了。每一件事情——这个项目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重要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你有什么理由要让一个工人知道你和我昨晚出去喝酒了？你仔细想想，伦纳德。一个高级的联络员怎么会和一个英国邮政局来的技术助理一起出去？这个工人是个士兵。他也许会和他的一个朋友在一家酒吧里厮混。他们也许会把这件事情当作一桩无所谓的小事而随便谈谈。也许他们会觉得这里面有点奇怪。坐在他们旁边的，也许是个头脑机灵的德国小子，他已经学会了他该怎样竖起了耳朵听着。整个柏林有着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人。他听了就立即会赶到布拉格咖啡馆——或者到随便什么地方——去把这个信息卖掉。值五十马克——如果他运气好，说不定会加倍。我们就在他们的脚底下挖地道——我们是在他们的地区里活动。如果他们知道了的话，他们就会开枪杀人。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
等到吃饭的时候，他的周围已经摆满了他的这些努力的成果，而他的最后一稿仍还攥紧在他的手里。“我碰巧路过你的寓所，所以我想我该作个不速之客，进来向你问个好。”他把它放进一只信封，可是他却封错了信封。他就用刀把它拆开，一面把他自己想象作她——她刚下了班回来，独自一个人坐在桌边。他把信摊开来读了两遍，就像她会阅读的那个样子。它被认为完美无缺。他找到了另外一个信封，就站起身来。他有着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可是他知道现在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他离开了。他到卧室里去换上他的那套最好的衣服。尽管他已经把上面的地址牢记在心里，可是他仍然把那张硬纸片从他昨天穿的那条裤子口袋里取了出来。他把街道图放在尚未铺好的床上摊开。他在想着那条鲜红色的针织领带。他一面研究地图上的路线，一面在解开他的那套旅行用的护鞋工具盒，并擦亮他的那双最好的黑皮鞋。
于是，在整整一个多星期里，伦纳德什么都不干，除了拆开硬纸板箱，把它们拿去烧掉，在每台录音机上装上一个插头，贴上一个标签，把它放上架去。他每天干十五个小时的活。他来回乘车也得花去几个小时。他从梧桐林荫道乘地铁到边界林荫道，在那儿他改乘四十六路公共汽车到鲁道。从那儿他还得沿着一段毫无情趣的乡村小径走上二十分钟。他在食堂和在总理广场的快餐店里去吃了饭。他在上下班的途中，在用他的那根长长的木杆拨动那些燃烧中的硬纸板箱的时候，或者对油煎香肠作菜肴的饭食进行抵制的时候，他就抽个空想想那个姑娘。他知道，如果他只要稍稍有一点空闲，只要他并不累得这么厉害的话，他就会害起相思病来，就会坠入情网。他需要坐下来而不至于瞌睡，而且集中精神把这件事好好地想一想。他需要他的心神处于困乏的边缘，好让他的幻想任意遨游。他所干的活儿也使他感到心神不定，甚至这种委屈了他的身份的低级劳动，对他那有条不紊的天性也富有催眠的作用，而且使他真的排遣掉烦恼的心情。
第八十四号是和别的一样的一幢公寓房子。底层窗户上面的一排弧形的子弹孔也许是机关枪开火时留下的痕迹。一个很宽敞的入口里面就是一个阴暗的中央天井，天井里的卵石缝里长出了野草。刚倒空的垃圾箱倾侧着躺在那儿。一片寂静。孩子们还在上学。在屋子里，过时中饭或者晚饭正在准备着。他嗅得到煮肥肉和洋葱的味道。突然他怀念起每天吃的牛排和炸马铃薯片了。
葛拉斯说，“听上去你干得不错。你在上午干十件，下午干十件，晚上干十件。一天三十件。五天就可以干完。问题在哪儿？”
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独自住在单间卧室的公寓里，而且居然仍能够过得很惬意的，实在罕见。柏林的住房很紧张。住在她这一层楼和下面一层楼里的邻居们因此都对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是再下面几层里的邻居对她的情况不很了解，对她也就至少很有礼貌。她在工场里的那些比她年轻的妇女里面有几个好朋友。她遇见伦纳德的那天晚上，她和她的朋友简妮·施奈德在一起。简妮一直在和一个法国陆军中士跳舞。玛丽亚也是一个自行车俱乐部的会员，俱乐部里的那个年已五十的出纳毫无希望地爱上了她。前年四月里，有人从她公寓的地下室里偷走了她的自行车。她的雄心壮志是：她要把英语学得地地道道，以便在外交机构里当个翻译。
他心里一直在挂念他准备写给玛丽亚的那封婉转有致的信函，可是他在尚未把衣服全部都穿好以前，似乎不宜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当他穿戴整齐以后，而且那封信也已经写就（上星期当我们在蕾西相遇，承蒙你把你的地址给了我。所以我想你总该不会嫌我给你写信，或者感到非得给我写封回信不可……），可是一想到至少要等上三天才能收到她的回信，他就觉得难以忍受。到了那时候，他就已经到了他的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并要一天干上十五个小时的班头。
除了一张桌子上坐着几个黑人隧道中士以外，食堂里空无一人。他们都没有注意他。他又要了牛排、炸薯条和柠檬汽水。那些中士在低声喃喃地说着话，咯咯地笑着。伦纳德竭力想听清他们在讲些什么。他听见他们有好几次提到了“竖井”这个词语，因此就断定他们毫不谨慎，竟然会轻率地谈论自己的工作。他刚吃完，葛拉斯就进来了，问他工作进展得如何。伦纳德讲了他的进度，然后下了个结论：“它要花掉比你所设想的更长的时间。”
他倒了第二杯咖啡，那些咖啡渣都已经沉到底下去了。他又有了一个计划，他送一封她下班一回到家就会收到的信去。他在信里说他碰巧经过这里，会在六点钟的时候在某一条街的一间酒馆里等她。具体的街名等等先留个空当，且待以后再填也不迟。他立刻动手写了起来。他起了六个稿子以后，仍然觉得并不满意。他想把信写得既亲切动人，又潇洒自然。要紧的是，它要让她读上去就好像他是站在她的房门外面一挥而就似的，好像他曾特意来访，后来他才想起，原来她已经去上班了。他不想使她感觉到什么压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不想让自己显得急不可耐，或者愚不可及。
天井的那一头是他当作“后屋”的地方。他走了过去，穿过一个狭小的门户，来到一个陡峭的木头扶梯的下面，每一层楼里有两扇房门。他一路走上去，耳畔听见婴儿的啼哭，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笑声，还有，再往上面，有个男人的声音在央告着叫道，“爸爸，爸爸，爸爸，”第二个“爸”叫得更响些。他好像成了个私闯民宅的人，他挖空心思安排出来的这个虚假的场面使他觉得难堪起来。他把信封从口袋里取出来，打算把它从门缝里塞进去，然后尽快地跑下楼去。她的那套公寓在顶层。它的天花板要比别的几层低些——这也使得他格外急着想要离开。她的房门新漆成绿色，和别家的房门并不一样。他把信塞了进去，然后他干了一件无法解释的事情——一件完全和他的性格不符的事情。他握住门把往里推去。也许他以为门是锁了的，因此他的这个动作无非也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随时都会发生的一个小小的、无意识的行为而已。可是那扇门竟然会应手而开，而她赫然就在里面——就站在他的面前。
为了要消磨时间，也为了仔细品味这次冒险的乐趣，他在搭乘地铁到位于克罗伊茨堡的戈特布斯大门去以前，先徒步走到恩斯特—路透广场。到达阿达尔勃特街的时候，他简直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八十四号只要走上五分钟就可到了。这儿的房子被炸弹毁坏得最严重。即使它没有被炸，这里的气氛也已经够凄惨的。这里的公寓房子被小型武器的子弹打得千孔百疮，尤其是在门和窗的周围。每隔两三幢房子就有一个被炸空了的地方，屋顶也没有了。也有全部垮塌了的建筑物，地上一片瓦砾，从里面还突然横七竖八地耸现出一些屋梁和锈了的檐槽。他在这座城市里已经待了将近两个星期：购买东西，吃饭进餐，来回上下班。他以前为了它的毁灭而感到的自豪现在却似乎变得非常孩子气，非常令人厌恶。
他直截了当地说道，“用这个把它们打开。每次十个。把他们放在架子上，然后把硬纸板盒子搬到后面去烧为灰烬。不管你在做些什么事，你别拿着它从屋子的正面走过。东德的民警会注视着你的。别让风把任何东西吹走。你也许不会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可是真有那么个天才，他竟然会在这些盒子上印上了号码。你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都要把门锁上。这是你的钥匙，也是你的责任。你在这里签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