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可是个有了好几年斗殴经验的老打手，他会毫不在乎地狠命出拳去殴打女人的脸部。他会怎么对付伦纳德呢？据玛丽亚所说的情况来看，显然他对伦纳德恨之入骨。那天下午他在“十月节”里的一次酗酒的聚会上灌饱了酒，来到了玛丽亚的屋子里。他用光了钱，就到他的前妻这儿来搜刮几个马克去花花，同时还打算再一次提醒她，说她毁了他的一生，还偷走了他所有的一切。他在勒索和谩骂过后，这次访问本来也就会结束了，可是他偏偏溜到浴室里去小便，看见了伦纳德的刮胡子用的刷子和剃刀。他小了便就跑出来哭哭啼啼地责备她，说她出卖了他。他冲过她身边，跑进卧室，看见了柜子上放着伦纳德的一件折叠好了的衬衫。他把床上的枕头拉下来，发现了伦纳德的睡衣裤。然后他的哽咽变成咆哮。他先是把玛丽亚推来推去，说她是个婊子。接着他一只手揪住了她的头发，另一只手打她的脸。他在出去的时候把几只杯子摔在地上。他走了两层楼梯，就呕吐起来。他一面跌跌撞撞地下楼，一面还在大声咒骂，好让所有的邻居全都听见。
由于他对奥托的蔑视，玛丽亚的恐惧感就减轻了一些。“他是个胆小鬼。他一看见你就会跑。而且他喝酒会喝得死掉了才算数。他死得越快越好。你认为我为什么老给他钱？”
他闲极无聊，就随手摆弄起居室里的那台收音机来，想要听听他现在已经听上瘾的那种音乐。《一天摇它二十四小时》，收得到，可是这支歌已经过时了。他现在已经有了他自己的特殊的爱好。他爱听丘克·贝瑞和法兹·多米诺演唱的歌曲。他爱听小理查德的《百果糖》或者卡尔·柏金斯的《蓝色的小山羊皮鞋》。每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这支乐曲就会在他的脑海里悄然响了起来，用所有令他怀念不已的事情来折磨他的情感。他取下收音机背后的那块板，找到了一个提高接收器的容量的办法。他通过一片尖锐和颤抖的杂音的干扰，终于收到美军电台“美国之声”的广播，而且他认为他听到了罗瑟尔的声音。他没法对他的母亲解释，他为什么因此而如此激动——当时她眼看家里的这台老祖宗收音机给作践成这副样子而正在感到伤心和绝望。
可是罗瑟尔却说道，“我们喝格伦先生的酒，这是在抬举他。没有比这个更加显示出宽恕的精神了。”
他也想象过他和奥托较量的情景。一想起这个，他就心跳。他按照他在电影里看见过的镜头，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性格平和的硬汉——不会轻易生气，可是当他一旦动了真格，他就会变得像个恶魔似的，凶狠得难以对付。他以黯然神伤而优雅美妙的姿态，对准奥托的太阳穴挥了一拳，他缴下了奥托手里的那把刀，同时还以遗憾的心情把他的胳膊一下折断，说着，“我警告过你，做人办事不要太绝。”另外一种幻想则让他表现出他那难以抗拒的语言天才。他会把奥托拉到一边去——也许到一家酒馆里去——用温和而不屈不挠的态度来劝说他就范。他们将会以男子汉对男子汉的精神进行谈判，而奥托则终于会悄然离开，对伦纳德所取得的地位心悦诚服地表示赞赏和退让。或者，经此周折，奥托成了他俩的一个知心朋友，后来做了他俩的孩子的教父，而伦纳德则会利用他的势力，在一个军事基地里替这个戒了恶习的老酒鬼谋得一个差使。而在别的一些令他为之向往的遐想里，奥托干脆从此就销声匿迹，不再露面——他要么从一辆疾驶中的列车里掉了下去，要么酗酒终于要了他的命，甚至他也许遇到了一个意气相投的女人而重新结了婚，成了家。
到了第四天，他比较平静一些了。他可以仔细考虑玛丽亚的特质了，而且盼望着要在一个多星期以后就会重新见到她了。他已经不再心存妄想，要他的父母亲明白，玛丽亚是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的。她是他整天藏在心里到处逛游的一个秘密。他心里既然怀着将会和她在滕珀尔霍夫相聚的期待，也就不妨暂且容忍一切。就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一面舒舒服服地展望和期待着未来，一面他就作出了一个决定：他一定得向她求婚。奥托的袭击反而使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也使他们生活得不像那样富于冒险性，却更加容易相处。玛丽亚现在就不会再独自一个人待在她的寓所里了。如果他们商量好了下班后要在那里见面，伦纳德就必然会先赶到那儿去等她。当他在英国的时候，她就到梧桐林荫道去待上几天，然后她再到潘考夫去过圣诞节。他们就这样背对着背，严密地戒备，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一块外出，他们总是依偎在一起，手挽着手地走路。在酒吧和饭馆里，他们坐得很近，可以把门口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即使当玛丽亚的脸孔痊愈以后，他们也不再提到他了，奥托却一直在他们的心里没离开过。有时候，伦纳德抱怨玛丽亚，说她当初就不该和奥托结婚。
奥托·艾克道夫是柏林人，他在韦丁区里长大。他是本地的一家名叫“街角酒馆”的老板的儿子——这也就是玛丽亚的父母亲之所以一直坚决反对他们两个之间的婚事的原因之一。玛丽亚对奥托在战争中的经历并不清楚。她猜想他是在一九三九年被征入伍的，当时他十八岁。她想他在陆军里待了一段时间，而且还参加了进入巴黎的凯旋式。后来他受了伤——不是在战场上，而是由于他的一个喝醉了酒的朋友在驾驶一辆军用卡车时翻了车。在法国北部的一所医院里待了一两个月，他被调到一个通信兵的团里去服役。他是在东线作战，可是他的部队老是驻扎在远离前线的地方。玛丽亚说，“他想要你知道他多么英勇，他就把他见过的那些战争的场面讲给你听。可是当他喝醉了酒，而且想要让你知道他多么聪明，他就对你说他怎样想法子让人把他调到野战司令部里去当个电话兵，这样他就可以避开战斗。”
伦纳德想念玛丽亚，而且他几乎以同样深切的情谊怀念着那条隧道。将近八个月以来，他每天沿着那条隧道踱步走过它的全程，保证他的那些线路并未被潮湿所渗透。他已经逐渐爱上了它那泥、水、钢这三者混合起来的气味。而且隧道里面的那种深沉而令人窒息的寂静，也和地面上的任何寂静不同。现在他离得远了，才觉得就在东德民警的脚底下偷窃他们的情报是件多么大胆、多么异想天开的荒唐事儿。他也想念这个工程的完美无缺的建造，重要而崭新的设备，安全保密措施的完善，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种种小小的规矩——它们都使他神往不已。他也怀念着那儿的食堂里洋溢着的那片宁静而实在的兄弟情谊：彼此为了同一个目的而辛勤工作，无私献身，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才能卓越，身手不凡，伙食供应十分慷慨，价廉物美——这一切都和整个工程融合为一，难以区分。
这时河面上涟漪乍起，下雨的迹象初现。他一想到，沿着他刚才思索的线路，往北一直走回家去，就觉得不胜疲惫。与其如此，他不如去到坎登大街乘上一辆公共汽车代步。他就转过身去，朝着那个方向匆匆走去。
他在街上时，就仔细谛听，有没有美国口音的人在旁边走过。他看见有个长得很像葛拉斯的人从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可是当那个人转到他这条路上来的时候，不禁感到大为失望。即使在他最想念柏林的时候，他也无法自欺欺人，把葛拉斯想象为他的最要好的朋友。可是葛拉斯是他的一个盟友之类的人物，而且他还对那个美国人的那种近乎粗暴的说话方式，那种捶胸拍肩的亲昵方式，那种直截了当、毫无明白事理的英国绅士所特有的那种含糊其辞、吞吞吐吐的表达方式，都颇为怀念，因此而觉得茫然若失。在偌大的伦敦，没有一个人会想要抓住伦纳德的手肘，也不会为了说明什么问题而挤挤他的手臂。除了玛丽亚以外，没有一个人像葛拉斯那样关心他在干什么或者说些什么。
葛拉斯说道，“这是为了适应空军驾驶员的需要而发明的。自来水笔在高空就会失去书写的作用。这圆珠笔可是战争带来的永久性的恩赐之一。”
事实上，他们采取的预防措施成了个习惯，成了他们俩亲昵的一部分内容。共同的事使他们感到相当惬意。有时候，伦纳德甚至觉得这事很有意思：居然有个美丽的姑娘仰仗他的庇护。他有个模糊的计划，想让他的身体锻炼得更加强壮一点。他从葛拉斯那儿打听到，他可以使用美国陆军的健身设备。举重也许有用，或者柔道——尽管他不会有机会在玛丽亚的寓所里整治奥托。可是他平时没有从事体格锻炼的习惯。每天晚上，他似乎总是觉得，与其去健身房，不如早一点回家为好。
伦纳德正想向他道谢，葛拉斯却伸过手去搂住他，握着他的手臂挤了挤。这可是伦纳德生平第一次给一个男人搂抱。他们当时都有了点醉意。接着葛拉斯就建议，他们为了“宽恕”而干杯，而且他在说话时注视着伦纳德。伦纳德认为他指的是他审查玛丽亚的这件事，所以他引颈痛饮了一杯。
他的父母为了他而准备了一只烤鸡，还有多得他在那些日子里吃不下的烤土豆。他们问了一些粗浅的问题，他母亲问了他的脏衣服是谁来替他洗的，他父亲则提到了“和你一直见面的那个女孩子”。玛丽亚的名字引发出一点刚让人能够觉察得出的敌意，就好像他们以为自己永远不会遇到她的，所以他们不妨听过了就算数，不予计较似的。他没有提起她的年龄和婚姻状况，否则他们说出来的那些话，肯定会在这儿英国和那儿德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上面做文章，唠叨个没完没了。他说的那些事情里面，没有一件使他们听了觉得好奇，惊讶或者厌恶，于是很快，柏林的新奇感在他们的心目中就黯然失色，只成了从托特纳姆这个城市延伸出去的一个去处——它疆域有限而情况已经了解，尽管它本身也很有趣，可是它对人的吸引力并不能够维持很久。他的父母亲并不知道他已坠入了情网。
这些白日梦终究破灭了，有一点是肯定的：奥托势必将会回来，而且，由此而发生的事情既难预料，又难对付。伦纳德曾经在伦敦和柏林亲眼见到过茶楼酒馆里发生的斗殴。事实上，他一看见暴力行为，汗水就会湿透他的胳膊和大腿。他一直感到十分奇怪，不知道那些打架的人的凶狠劲儿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打得越狠，别人的回手也就越重，可是双方似乎对此都并不在意。一脚踢将出去，弄不好会让自己在轮椅里过上一辈子，或者从此成了个独眼龙——可是他们却似乎仍然觉得这一脚划得来。
伦纳德回到他的家乡去过圣诞节，他曾劝说玛丽亚陪他一起去，可是她不肯。她想，她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年纪又比他大，还是个德国人，而且甚至还没有和伦纳德订婚，因此她不会受到伦纳德母亲的欢迎。他觉得她过虑了，他并不认为他父母的生活准则如此狭隘而古板。可是等他回到家里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就明白她的想法没有错。很难相处。他的那个房间——一张单人床，一个镶在镜框里的、证明他在六年级的那年数学竞赛得奖的奖状——是一个小孩子的卧室。可是他已经变了，他已经换了一个人。可是他不能把这个带回到他的父母亲面前来。起居室里搭角悬挂起特地扭曲了的彩色的皱纹纸条，圣诞节用来点缀的冬青树枝也已经就位——围在了壁炉镜子的周围。在他回家后的第一个晚上，他们听完了他那兴致盎然的叙述，他对他们讲了玛丽亚和她的工作，讲了她的相貌，讲了她的住所和他的住所，讲了蕾西舞厅，讲了动物园大旅馆，以及那个毁坏了一半的城市里的那种让人感到紧张而兴奋的气氛。
葛拉斯甚至还给了他一件圣诞礼物。食堂里举行了一次宴会，菜肴集中于巨大的牛肉，另外有几十瓶白葡萄酒——据宣布，那些酒还是格伦先生的及时的贡献。就在这次宴会上，葛拉斯把一件小小的包扎成礼物的样子的盒子塞进伦纳德的手里，盒子里是一枝镀银的圆珠笔。伦纳德到处看见人家在使用这种笔，可是他自己从来没有用过。
“我们怎么办呢？”他问她。“我们总不能一直这样过下去。”
圣诞节过后的那些灰暗的日子里，伦纳德经常独自出去久久地散步，一面想着要和玛丽亚结婚的事情。他穿过霍洛威到坎登市，去到芬斯伯里公园。他想，重要的是不应受到分离和想念的影响，作出一个富于理性的决定。他决定集中精神来考虑对她不利的条件，然后逐一判定它们的重要性究竟如何。当然，要考虑到奥托这个不利因素。还得考虑他至今尚未消除的对葛拉斯的怀疑。可是这当然只是出于他自己的妒忌心理。她对葛拉斯讲了些她没有必要讲的话，仅此而已。不利条件里面还有：她是个外国人。也许是个障碍。可是他自己喜欢说德语——在她的鼓励下，他甚至还讲得好起来了——而且他喜欢柏林，甚于任何另一个他到过的地方。他的父母亲也许会反对。他的父亲在诺曼底登陆时受了伤，常说他至今还对此耿耿于怀，对德国鬼子很不乐意。他在家里待了一个星期以后，伦纳德认为这只是他的父母亲自己需要设法解决的问题，不是他的。当他的父亲躺在诺曼底的一个沙丘坑里，脚后跟中了一颗子弹的时候，玛丽亚还是个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的老百姓，正忙于躲避夜夜光临的那些空袭。
他在一九四六年回到柏林，不久就遇到了玛丽亚。当时她在英国占领区的一个食品分配中心工作。她在回答伦纳德的疑问时说，她之所以会和他结婚，是因为当时什么都垮掉了，你干什么都无所谓，也因为她和她的父母亲吵了架，而且也因为奥托长得很帅，看上去待人也很和善。在那些日子里，一个单身的女人很不安全。她需要别人来保护她。
其实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在妨碍他们成婚。当他来到了摄政王公园的运河边，在那座桥上稍事驻足的时候，他终于放弃了他原先制定的那套严格而科学的思考程序，转而容许所有关于玛丽亚的美好的念头，大举入侵到他的脑海里来。他已坠入爱河之中，他即将结婚成家。没有比这更简单，更合乎逻辑，更令人满意的了。在他向玛丽亚求婚以前，他不能对任何人讲。没有一个可以让他诉说心事的人。一旦到了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会真正地替他感到高兴，并且也会毫不掩饰地予以表达出来的人，他想来想去，也只有葛拉斯一个而已。
而托特纳姆，还有整个伦敦，都沉浸在星期日的麻痹状态之中。人们都在平静无波的日常事务里载沉载浮，晃晃悠悠。在他这条街上的维多利亚台阶的平行墙垛就是一切变革的尽头，这儿从来不会发生任何关系重大的事情。没有紧张，也没有目的。这里的人们感兴趣的是哪一天能够拥有或者租借一台电视机。屋顶上一个H形的天线矗立了起来。在星期五傍晚，他的父母去到隔开两家的邻居家里去观看，而且他们为了想买一台电视机而拼命攒钱，因为他们明智地下定决心，宁可买一台而不要租一台，因为长远看来，这样划算。他们已经相中了一台，而且他母亲还指给他看了，它有一天就会搁在起居室的角落里。对他们来说，为了使欧洲的人民继续过上自由的生活而正在进行着的这场斗争，遥远得就像火星上的运河似的。在他父亲的俱乐部里，来这里闲聊的那些常客里面，甚至没有人听说过《华沙公约》，而这个条约之被批准，却曾在柏林引起那么巨大的一阵动荡。伦纳德为大家付了一巡酒钱，然后，在他父亲的一个朋友的怂恿下，替大伙夸大其词地描绘了一番柏林被盟军的飞机轰炸后的惨况，走私的人赚去的大笔令人难以想象的钱财，以及猖獗的绑架等恐怖活动——一路大声叫嚷，又踢又挣扎着被人拖到轿车里去，立即就驶进俄国人的占领区里去的那些人，从此他们再也没有露过面。在座的人们全都一致同意，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使这种事情在世上绝迹——可接着，话题又回到足球上面去了。
此刻伦纳德坐在他的床上，就在一幅镶在镜框里的照片下面——托特纳姆小学六年级上学期全体学生的合影——用他的那支圆珠笔给玛丽亚写信。它书写起来流畅自如，就好像一条纤细而明亮的蓝色绸带让人给刻印在信纸上面似的。他手里握着的是隧道里的一件装备，战争所产生的一个成果。他现在每天寄出一封信给她。书写是一种乐趣，而作文，破天荒第一次，也成了一种乐趣。他信里的情调是以语带戏谑的亲昵为主——我真想要吮吸你的脚趾，还要在你的锁骨上面玩玩。他不想对她抱怨什么托特纳姆的情况。他也许到底会想法子把她给引诱到这里来。他刚回家后的四十八个小时里，他觉得这离别使他痛苦不堪。在柏林的时候，他那么受人疼爱，那么仰仗旁人，可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现在，他那过去的、熟悉的生活又把他笼罩住了。他突然又成了个儿子，不是情人。他是个孩子。这儿是他的房间，而他的母亲则在为了他的袜子而操心。第二天一清早，他从梦魇里惊醒过来，好像他在柏林的那段生活早已过去了很久很久似的。他听见有人在说，“再回到那个城市里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那里的情况不一样了。”他坐在他的床沿上，让他的汗水冷下来，一面他在心里想着一个计划，去发一个电报，说他马上就得赶回到仓库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