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伦纳德尽量用他所敢用的一种强横霸道的口气说道，“很抱歉。我会去买一些来。”他的邻居点点头，紧闭着他的嘴唇，似乎在说，“就该有这种精神。”门开了，他一言不发，出了电梯。
麦克纳米咕噜了一声，算是向他道别，就朝着办公区走去。这时伦纳德忽然产生一个印象，觉得他好像看见玛丽亚也正在穿过那片粗糙的地面离他而去。玛丽亚和麦克纳米，都弃他而去。在草地的那一头，那些美国人都已经回到球场上去打球了。他觉得自己失败了，这感觉十分真切，使他觉得因此而两腿乏力。他正想走回到那扇窗子那儿的老地方去。可是——可是他暂时还不想去。他就站在那儿不动，就在铁丝栅栏外面。
他开始感到焦虑——连他的这些繁重的家务活也没能让他的这种焦虑平息下来——也许玛丽亚不会再回到她的寓所里来了。这样的话，他就一定得去寻找艾许唐少校管辖下的那个单位的地址。他就一定得亲自到施潘道去，在她下班后去搭乘驶往潘考夫去的列车路上，就把她拦截下来。葛拉斯一定已经找她谈过了，她肯定会认为伦纳德想要让她遇到麻烦，她会大为光火。想要在人行道上，就在那些卫兵的面前，或者在下班的高峰状态之中的地铁售票厅里，说得她回心转意，成功的机会极为微小。她会在他面前大步流星地走过，或者对他大声嚷嚷，骂一些除了他以外别人都懂的德国人的粗话。他要对付她，就需要一个隐蔽的地方和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那时候，她可能会光火，然后会责备，然后会伤心，终于会原谅。他简直可以替她画出一张描绘出她的感情演变的图解表来。至于他自己的感情的变化，则由于他以爱情为由，正在开始变得简单明了起来。当她一旦得知他多么爱她，她就非原谅他不可。至于别的那一切，他的行为及其原因，他犯下的罪过，他的存心回避——这些他都尽力不去多想。想也于事无补。他设法让自己也看不见这些问题。他擦洗了浴室，洗过了厨房里的地板，然后，刚过半夜，他就睡着了——睡得还相当舒坦，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受人误会，因此颇感安慰。
伦纳德来到他的寓所里，想要格外用力地踩那地板，可是他没法让自己当真这么做，他做事不喜欢理亏。他沿着寓所里的门厅重重地走了过去，在厨房里脱掉了皮鞋。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公寓附近偶尔会遇见布莱克夫人。她有着一张美丽的脸蛋，和一个挺直的腰背。虽然她对伦纳德微笑并且说声“你好”，可是他却尽力回避她。她使他觉得自己形象猥琐，举止笨拙。他偶然听见她在门厅里说话，觉得她说起话来声调咄咄逼人。她的丈夫经过了夏天的那几个月却对他友善了一些，他说他是为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外事办公室工作的。当他听说伦纳德是在邮政局里工作，替陆军安装内部的通信路线时，他很有礼貌地表示他对这个感兴趣。以后每当他们在门厅里或者在电梯里相遇时，他从不忘记问道，“那些内部的通信线路好吗？”他的脸上流露出的笑容使伦纳德不由得感到纳闷，不知道他说这话是否意在取笑。
电梯下来了，他们走了进去。布莱克按了第四和第五个按钮。当电梯在上升的时候，布莱克把视线从伦纳德的脸上移到他的鞋子上，用不置可否的语气说了声，“穿上地毯拖鞋就会好些。”
葛拉斯不再到仓库里来了。起先伦纳德感到松了口气，在他和玛丽亚言归于好以前，他不想从葛拉斯那里听到关于她的消息。他不想葛拉斯成为他们的中间人而享有支配他的行动的权力。然后他找到一些借口，每天在美国大使馆前面走过好几回。伦纳德经常在水泉那儿徘徊，他确信玛丽亚一定会被查明身份以后解除嫌疑。可是，使他感到不放心的是葛拉斯。他一定会假借和她谈话的机会来调戏她。如果玛丽亚仍然很生气，而葛拉斯也把他的功夫施展得够充分的话，即使伦纳德就站在上了锁的房间外面，仍然可能会发生一些最为可怕的事情。有好几次，他差点就打电话给葛拉斯，可是他终于没有打。他能问些什么呢？如果葛拉斯承认的话，他忍受得了吗？如果葛拉斯否认的话，他能相信吗？也许葛拉斯会把他的问题当作一个暗示，存心叫他去勾引玛丽亚。
那是比尔·海莱唱的歌曲在仓库里流行到了顶峰的时候。一天下午，正当那些美国人在那扇开着的窗户前面跳得正欢的时候，约翰·麦克纳米走过来寻找他手下的那个间谍。伦纳德看见他从办公室那儿朝着这个混乱的场面走了过来。麦克纳米还没有看见他。现在要离开这个一定会使这位官方科学家看了会轻视的地方还来得及。然而，他却觉得自己想要挑衅，对这儿的人怀着某种忠诚。他是一个荣誉会员。他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姿态，一面从这群人里挤出来，去站在他们的外面等着。等麦克纳米一看见他，伦纳德就朝他走过去。他们两个一起开始沿着那个边界栅栏走着。
“并不真是这样，”伦纳德说道。“我曾经在五个不同的办公室里有时间到处去看看，什么都没有发现。我和几个技术工作人员接触过，他们的安全意识都很强，我又不能问得太紧。”
每天晚上，伦纳德在下班后回家的路上，总要在克罗伊茨堡稍事停留。他只要登上玛丽亚住的那一层楼上，就会知道她不在里面，可是他仍然走上前去敲门。自从他把那些巧克力塞到门缝里去以后，他就不再投送什么东西。他在写了第三封信以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住在下一层楼里那套散发出煤焦油气味的寓所里的那位女士，有时候会开了房门看他走下楼去。到了第一个星期的末了，她脸上的表情变为怜悯多于敌视。他在总理广场的那家快餐店里站着吃罢晚饭，夜里大多在那条小巷里的酒吧里喝酒，尽量拖延着晚些回到梧桐林荫道去。他现在已经能听懂不少德语，知道那些佝偻着背脊的本地顾客，不再讨论种族灭绝方面的事情。他们讲的大多是在酒馆里经常可以听见的那一套：春天来得晚了一些啊，政府方面的事情啊，还有咖啡的质量问题等等。
在仓库里，窃听器被宣布为装置成功。日日夜夜，一百五十台录音机不断地运行，为俄国人发出的信号所激发而时停时续。那地方迅速变得空空荡荡起来。那些水平道挖掘工人和隧道中士都早已撤走了。正当这里的兴奋情绪逐渐高涨起来的时候，那些来自英国的垂直挖掘方面的技师也悄然离去，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去向。其余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所专长的领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各种专家——都逐一销声匿迹，来自道里斯山的那些高级官员也是如此。麦克纳米每星期来一次或者两次。留在这里的，都是那些从事监听和发送窃听所得的材料的人员。这些都是最忙碌、和别人说话最少的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技师和工程师，他们留下来使机器保持运转，以及一些安全人员。伦纳德有时发现食堂里只有他一个人在用餐。他收到的命令是“无限期地留下来”，他定期对线路进行例行的检查，并更换录音机里出了毛病的电子管。
不久，当邮递员在播音员的暗示下，穿过他的办公室来旋响音量的时候，他就高兴起来。六、七个球员过来，站在他的周围。他们大多是将近二十岁的卫兵，整洁而魁伟，头发竖立着。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叫什么了，而且他们一直都相处得很融洽。对于他们，这首歌似乎并不只是在音乐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已，它是一首赞歌，一种典礼，它使些球员团结在一起，把他们从比他们年长的、还在球场上等着的人分开。这种情况只继续了三个星期，然后它就失去了它的魅力。它依旧给放得很响，可是它没有使球赛为之中断。接着，这首歌曲就干脆没有人听了。需要另外换一首来代替它，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直到第二年的四月里。
他们停了下来。麦克纳米说道，“好吧……”这时他们正在沿着舍讷费尔德大道望过去——这方向和地下的那条隧道的走向很相似。麦克纳米说道，“这太糟糕了。”他说话的语气里面含有一种为伦纳德所并不熟悉的苦涩的味道。伦纳德觉得它并不只是意味着失望而已，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味道。
麦克纳米把他的那个点着了的烟斗咬在他的那些乳牙之间。他拐弯抹角地批评他。“我猜你一直运气不好吧。”
伦纳德认识那个人，他是个长得像条小猎狗似的美国人。他头上老戴着一顶无边便帽，爱在食堂里独自一个人下国际象棋。“是的，我试过。他不愿开口。”
麦克纳米说道，“你有没有试试温波格那家伙？”
他回到自己的寓所，不去坐在那只舒适的安乐椅里，也不一味冥思苦想、耽溺于后悔莫及的心情之中。他绝不让自己从此一蹶不振。他逼自己干点什么，他在浴室里洗衬衫，用一把指甲刷子刷洗衣袖和领子。他自己熨烫，自己擦鞋，自己扫除灰尘，并且自己推着那台吱吱嘎嘎响的地毯清扫器在房间里到处打转。他给他的父母写信。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在信里却依然未能免除那种一成不变、平平淡淡的语气，仿佛毫无令人振奋的消息。“亲爱的妈妈和爸爸，谢谢你们的来信。我祝愿你们福体康泰，受寒业已痊愈。我最近工作十分忙碌，进展非常顺利。天气……”说到天气，他平时从来不去想它，除非他在写信给他的父母的时候。所以他写到这里，就得停下来想想，然后他记起来了。“天气潮湿多雨，可是现在比以前暖和了一些。”
麦克纳米掉转了头说道。“我们当然还有别的办法，不过你继续试试看吧。”他说的“试试看”听上去语调平板而含义强烈。虽然他是顺着伦纳德刚才说的“我确实试过了”而说的，可是他显然不满，透着它隐含着某种指责的意思。
玛丽亚失踪以后的第二个星期，一天晚上，伦纳德听见楼下那套空着的房间里传来了说话的声音。他放下手里的熨斗，走到楼梯间里去仔细谛听。从供电梯行驶的那个竖井里传来了家具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脚步声和说话声。第二天一早，他乘着电梯下去的时候，它在下面一层停了下来。走进电梯里来的那个男人对他点了点头，就掉转脸去。他三十出头，手里拿着一只公文包。他的胡须按照海军的式样修理得很整齐。他的身上散发出一阵科隆香水的香味。甚至连伦纳德也看得出来，他穿的那套深蓝色的西装剪裁得很好。他们两个乘着电梯下去时都不说话。那陌生人张开手掌略微一动，让伦纳德先从电梯里走了出去。
伦纳德说道，“我确实试过了。”
五月里的气候变得渐渐暖了起来，下了班的美国人在仓库和边界栅栏之间的那块粗糙的场地上进行垒球比赛。他们受到严格的命令，必须佩戴雷达工作人员的领章。墓地另一边的那些东德民警通过望远镜观看着球赛。如果有一个球飞得太远，越过了边界，他们就愉快地把它扔回去。球员报以喝彩，民警则和颜悦色地挥手示意。伦纳德靠在墙上坐着观看球赛，没有参加。他不参加的原因之一是，对成年人来说，垒球看上去简直像是圆场棒球。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在球类运动方面实在没有什么能耐。就垒球来说，那球给人扔得又狠，又低，又精确得不讲情面，而接球手又把球接得轻松写意，随随便便，同时又是那么义不容辞。他自忖没有这些本领。
现在他每天都有许多空闲的时间，他常常在太阳下面的一扇敞开着的窗下靠在墙上。有个军中的办事员在窗台上放了一架收音机，收听美军电台的“美国之声”节目。当电台里播放一首节奏活泼的歌曲时，那投手就会在他的膝盖上拍打起来，然后才把球投出去。而那些正在垒上伺机而动的球员则打着响指练习起滑垒。伦纳德从来没有看到过流行歌曲让人如此认真地对待过。只有一个歌唱演员的表演会使他们暂停球赛，那就是比尔·海莱和那个彗星乐队。尤其当他们唱起《一天摇它二十四小时》，这时就会有人大叫着让人把音量放大些，而球员也就会三三两两地朝着那台收音机走过去。就在这两分半的时间里，没有人会击球。在伦纳德看来，接连狂热地跳上好几个钟点舞蹈似乎太幼稚。它是一支唱起来像点着数目的歌曲，就像小女孩在操场上跳绳时唱的那样。它唱道“山核桃，木码头，老鼠跑到钟上头”，又唱道“一个土豆，两个土豆，三个土豆，四个……”。可是连同那一再出现的重复，加上刚强有力，坚持不懈的吉他的演奏，这一切使他不由得感到激动起来，而他也就从恨这首歌曲转变为假装憎恨它了。
事实上，他只有在葛拉斯的办公室里有过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他并不善于和陌生人交谈。他曾在几扇上了锁的门那儿推了推。仅此而已。
两天以后，他们又在底层的电梯旁边遇到了。天还不很黑，伦纳德从阿尔特格里尼克回来，在克罗伊茨堡转了转，喝了已经成为习惯的两升淡啤酒。门厅里的灯还没有点亮。当伦纳德来到那个男人旁边时，电梯已经升到五楼去了。在等它再下来的时候，那个人伸出手来——但并不展现出笑容，甚至在伦纳德看来，也一点没有改变他的表情——说道，“我叫乔治·布莱克。我和我的妻子就住在你的下面。”伦纳德说了自己的名字，说道，“我有没有弄出许多声音来吵了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