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道里和平时一样。没有什么人，一切都井井有条，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这儿很好，世界上别的所有的地方都该像这儿那样好。他停下来张望。在一个灭火器上缚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最近的每周一次对这个灭火器的定期检查是在前一天上午十时三十分进行的。上面还有进行这次检查的那个工程师的签名缩写，他的办公室电话号码，下次检查的日期。完美之至。这儿还有一个电话站，旁边是一张电话号码表：值日官办公室，安全警卫办公室，消防队，录音室，窃听间等等的电话号码。这一束电线，像一个小女孩梳的辫子似的，用一个崭新明亮的夹子梳理成一绺绺，一股股的，从那些放大器通往窃听间。这些是通往窃听间里去的电线，这条把循环的水抽过去让电子管冷却下来，这些是通风用的导管，这条电线把一个分开的电流传到警报系统那儿去，这是和一个深深地插进附近的土壤中去的探测器相连的感受装置。他伸出去抚摸着它们。它们都在正常地运行。他喜欢这一切。
如果他们有一天发现了他，他说，他们来对我说了，我就会讲，啊，真不幸。可是他是个酒鬼还是个战争中的英雄，所以他迟早总会遇到麻烦的。
啊，是的，她说。自卫的证据，可是他脸上的那个洞又作何解释呢？
没有权利，她说。他心里有股怨气，而且我和他有理由吵架。
是的，他想。是我逼得他住手的。
如果这一切突然全都从眼前消失，他们就会茫然失措，过了很久还无法回复到他们之间一度存在的那种状态。可是他们即将动手干起来的这件事情，将会永远成为他们之间的关系继续发展的障碍。所以——这似乎很简单——所以，他们就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可是关于这个，他们早已讨论过了，他们讨论掉了一个晚上。她的背对着他，她的眼睛望着窗外。她把手套摘下来了，她的手指头搁在桌面上。她在等他说话，他叫了她的名字。他累了，可是他仍然想要用他们平时用的那种方式说话。每当他们相互提醒彼此间的重大事件时，句末的语调总是像在发问似地略微上扬——爱情，性，友谊，共同的生活等等无论什么事情。
有一两个技师在放大器那儿干活，他只要对他们点点头就行了，然后他在架子底上停了下来。这儿有一张书桌，那些东西就在书桌下面堆着，就和他记得的那样。可是他可以在回去的时候在这儿停留一下。他得把活儿干好。它会对他有帮助的。还不仅如此。他要干活，他一定得坚持干下去。他穿过了那两扇加了压的门，走进窃听间。这儿也有两个人，两个他只要对他们招呼一声但是不用和他们说话的人。其中一个戴着耳机，另外一个在写着什么。他们对他微微笑着。这儿是不准讲话的。如果你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你也只好悄悄地耳语。仅此而已。那个正在写字的人对他的那只红肿的耳朵指了指，扮了个鬼脸，笑了。
当汽车沿着海森哈德驶去的时候，车子里就挤满了乘客。只有供人站立的地方。然后驾驶员对等在人行道上的人喊道，车子里挤不下了。这倒好，没有人再上得了车。这一会儿他们是安全的。当他们往南驶去，和上班高峰的人群的流向相反，公共汽车就开始空起来了。等他们到了鲁道村，车上就只有伦纳德一个人孤零零地对着一排排的座位。
他和车上的别的所有乘客全都在选帝侯堤道下了车。
他说，那又怎么样？他的申请完全是瞎胡闹。你对我这么说的。
她啜了一口杜松子酒，问道，你痛得这么厉害，非得在他的脸上咬一个洞？
一个被人打碎了的头颅，她说，他的脸颊上还有个窟窿。而我们呢？我们有什么？一个红肿的耳朵？一个疼痛的喉咙？
那东西还在那儿——就在那条毯子下面，他一定得从它上面跨过去。她已经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掉了。地板上放着一堆旧报纸，在一张椅子上是她答应设法去弄来的一堆折叠起来的六米长的橡胶布。房间里明亮而寒冷。他把手里的盒子放在卧室的房门口，他要进去躺在床上。
他仍然站着。他说，我会对他们说，这件事只和我一个人有关。这是个发了疯的主意。
我知道，她说道，意思是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也和你一样担心。或者也许，你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已经听见了。或者也许我刚回答过你。
谁知道？她说。在这儿，要找一个住的地方这么困难。在柏林，有人为了比这儿还要差的房子杀过人哩。
他的那些行李够大的，使他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它们老是碰在他的小腿上，迫使他伸直了双臂，弄得他的肩膀好生酸痛。而这些还是空着的盒子。他在路上没有看见那个红头发的小孩。到了村子里，他在看公共汽车的时刻表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表上的那些数字斜着往上面爬。他就顺着它们看过去。他还得等四十分钟。他就把两个盒子放在一堵墙旁边，自己坐在它们上面。
好几个钟头以来，她第一次站立着。她把手按在自己的喉咙上，说道，他们不会相信我们说的自卫。谁都不会的。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我们就会进监狱。
我吞咽的时候就觉得疼痛，她说。
她几乎把手臂松开了，然后她又把它们交叉在一起。她说，这件事情还和我有关。德国警方一定会知道的。
他开始走那段熟悉的路程，那儿的正在建造中的房子要比他所记得的要多些。从昨天以来，他没有到这里来过。昨天早晨，在他订婚以前。他们从床上拿下一条毯子，把它摊开。这不是尊敬，他怎么会想到它和尊敬有什么关系？他们一定得保护自己，使自己不让它看见。他们一定得动动脑筋。他将会把那个楦头拔出，也许这就是尊敬。或者隐藏。他跪下去，把它抓在手里。它在他的手的触摸下面动了起来，就像厚厚的泥淖里的一根手杖。这就是它拔不出来的缘故。他要不要把它擦抹干净，在浴室的水龙头下面冲洗冲洗？
他在到处张望着寻找那只杜松子酒的瓶子。它不在他放的那个地方了。她一定把它移动过了。这倒对他很好，因为他现在已经有点不舒服了。他说，我想不一定会像你说的那样。可是他心里可不是这么想。她说得不错。他们会进监狱，进德国监狱。
他坐在那儿，气得差点昏倒。
她急急忙忙地一口气说道，他们喜欢他，他们把他看作一个英雄，他对他们编了一些故事。他们以为他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酒鬼，是为了战争的缘故。他是一个一定得让人原谅的酒鬼，下了岗的警察常常买一杯啤酒给他喝。他们还认为是我害他成了个酒鬼。这是有一次我叫他们到这儿来的时候，他们自己对我说的。我要求他们保护我，他们就说，可是你自己把这个可怜家伙害得快发疯了。
他走在熟悉的路上，他可以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在上班去的路上——仅此而已。他会下去到那个隧道里，他在盼望着那个隧道。他已经出去拿那瓶杜松子酒，香烟找不到。他望着那些鞋子，它们离开得远了些——他没法怀疑这个。他两只袜子都能看见，还有一段裸露着的小腿，上面长着稀疏的毛。他急忙回到卧室里去，告诉了她，可是她没有抬起头来。她交叉着双臂，凝视着墙壁。他关上了房门，给他们两个都斟了酒。他一边喝酒，一边想到了纳菲。
“玛丽亚，”他说。
你看，他说。你该和我一起去看医生。我们要共同作证，说明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要说的都是真话，都是事情发生的经过，都是实话。他差点把你掐死。
他喝完了杯子里的酒，好把酒杯放在床上。他闭上了眼睛，就能够想得更有效率一点。耳朵也不太痛了。
你喝得太多了，她说。我们得好好想想。
屋子里很亮，可是后来就更加明亮了。太阳升起来了，虽然它没有直接照进房间里来，但是从巨大的层积云上反射下来的光芒把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细节都映照得十分清楚——手里的杯子，用哥特体印刷的头号标题那倒过来的字迹，以及从毯子下面突现出来的那两只皮鞋上裂开了的皮革。
他把酒杯端到卧室里，对她说了。她不愿去看看，她不想这么干。她已经下定了决心，他已死了。那些衣服都已经挂好，她关上了柜子的门。她到隔壁去找香烟。可是他知道，她是去看看他死了没有。她回来说，她找不到香烟。他们就坐在床上，喝着酒。
临到未了，他一定得走了。他一定得离开那个舒适的窃听间了。他对那两个人点点头，而且用力咽了口唾沫来使他的耳朵适应较低的气压，然后他在书桌旁边跪了下来。这儿有两只空着的盒子，他决定把它们全拿去。每一只大得足以放得下两台巨大的安派克斯录音机，再加上备件，麦克风、录音带盘子和电线。它们是黑色的，边角上经过特别的加固，上面还有扣锁，此外还有两条帆布带，以便在必要时作为额外加固之用。他打开上面那个盒子。盒子上，里里外外都没有任何字句，没有军队的番号或者制造商的名字。盒子上还有一个很宽的帆布把手，供人提着它走路。他把它们提起来，开始沿着隧道里走去。他在走过正在放大器架子旁边忙着的那两个人身边时，差点挤不过去。可是其中一个人替他把一只盒子递到了另外一头，这才算过去了。然后，就得靠他一个人搬了，在隧道里磕磕碰碰的，一直来到了竖井那儿。
看出什么来？他说。
在他们举行了订婚酒会以后，这两个年轻人一夜未睡，一直在谈话，这就是伦纳德在天亮后两个小时，当他在上班高峰的队伍里等待乘公共汽车去鲁道时所想到的。他认为自己需要有个顺序，一个故事。他需要次序。一件接着一件。他上了车，找到一个座位。当他在做着事情的时候，他的嘴唇在形成那些词语。他找了个座位坐下。打架结束以后，他刷牙刷了十分钟之久。然后，他们在尸体上盖了一条毯子。或者是这样的：他们在尸体上盖了一条毯子，然后他到浴室里去刷了十分钟牙齿。也许二十分钟。他的牙刷在地板上，和那些碎玻璃在一起，就在那个倒下来的架子下面。牙膏落在洗脸盆里。那酒鬼打翻了那个架子，牙膏就掉落在脸盆里了。那牙膏知道他需要它。那牙刷则不知道。牙膏在负责，牙膏是头脑……
她说，我的在哪儿？于是他就把他的给了她，又去另外拿了一杯。他在桌子边上斟酒，想法子不去看，可是他还是看了。它动过了。现在毯子外面露出两只鞋了，还有一只黑袜子。他们没有把它翻转过来。他们事实上没有检查，看看他是不是死了。他望着那条毯子，看它有没有呼吸的迹象。它因呼吸而有动弹过了。有没有一丝颤动，微微的一起一伏？如果有的话，岂不更糟？那样的话，他们还没来得及彼此谈谈，编好一个故事，就得先去叫一辆救护车来。不然，他们就得重新把他杀死。他望着那条毯子。望着它，就使它动了起来。
两台录音机里面有一台，就是不在运转的那一台，需要更换一个阀门。他动手干起活来，在旋开板面上的螺丝的时候，故意慢吞吞地多花些时间。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是这么干活的。他要这活一直延续下去。他更换了阀门，然后，他到处摸索了一会，看看接头以及和激发器连接的焊接点。当他把盖子装回去以后，他干脆坐在那儿，假装在沉思默想着什么事情。
他正在走近那两个卫兵站立的地方。在门口值勤的是杰克和豪威。他们对他很友善，而且就他的那个肿了起来的耳朵开了个玩笑。可他还得把他的通行证拿出来给他们看。就和前一天一样好，不是什么都变了，不是什么都不好。他穿过了门卫，经过了岗亭，沿着小径走去——这是他走的那条老路。他来到他的那个房间里时，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
那个垂直的铁扶梯已经被拿走了。这些日子，你下去就从竖井墙边的那一节半的扶梯盘旋而下。他想，那些美国人什么都想到了。他们会想法子把事情办好，并且办起来容易一些。他们喜欢关心人。譬如这座轻型的、防滑的、有索链栏杆挡着的扶梯，安置在走廊里的那些可口可乐自动销售机，食堂里供应的牛排和巧克力牛奶。他看见过成年人在喝巧克力牛奶。换了英国人的话，就会保持那个垂直的扶梯，因为困难本身就是秘密工作的一部分。美国人会想得出《伤心旅馆》和《百果糖》，还会在外面的那个粗糙的场地上玩抛球和接球的游戏，胡须上沾了牛奶巧克力的成年人在玩球！他们是天真无邪的人！你怎么能够从这种人那里去偷他们的机密？他什么都没有给麦克纳米。他没有真正地尝试过。这是个有利的条件。
我们一定得一起干，他说。
她在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点头。这是个好主意，可是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主意。他很高兴，现在他们总算把一切都算计好了。他们终于彼此同意了。他们最终讨论出一个结果来了。他闭上了眼睛。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已经发生了。就在他给尸体盖上毯子以前或者以后他刷了牙。那牙刷不够作为一个工具，它不顶用。当他向她要牙签的时候，她就去拿给了他。他一定得用这个去剔除那些夹在门牙和犬牙之间的东西。他并不感到恶心。他在想托特纳姆和星期天的午餐和他的父亲和他自己拿着牙签，在吃布丁以前。他的母亲从来就不用它们。不知怎么的，女人不用牙签。他没有把他从牙缝里剔出来的东西吞下去以加重他的罪孽。现在，每一样小小的东西都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他在水龙头下面把它冲掉——连看都几乎没有看清它，只是一眼瞥见它是什么撕裂成碎片的很淡很淡的粉红色的东西，然后他就吐了口唾沫，接着又吐了一口，又用水把嘴巴里面洗了洗。
我说了吗？他说。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可是我们得让他们相信我们。我们得把事情说得合情合理。
他们一定得一起商量，这样他们才有把握使他们说的话让人相信。警察也许会认为她长得很美，他们甚至也许会感觉到她的美丽。可是他只知道她的美丽是个事实而已。如果他们感觉得到，他们也许就会懂得，这也许就是他们的出路。她会对他们说，这是自卫。这样就没事了。
他走过一直堆到地下室天花板上的那些岩石泥土。他们说，有时候那些阴暗的斜坡上会长出蘑菇来，可是他却一个蘑菇都没有见到过。他现在却不想看见。他正站在竖井的边上，而他这时已经感到好些了。发电机的声音，隧道口的那些明亮的灯光，上面的那些暗淡的灯，那些电缆和通往下面的野战电话线，那通风，那冷却系统……系统，他想，我们需要系统。他显示了他的权威，并且对卫兵说，他要拿几件东西上来，因此他需要用升降机。“行，先生，”那人说。
她并没有微笑，也没有让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一些。她说，你很体贴也很善良，可是他是个德国人，而且这间公寓是我住的地方。这个人以前还是我的丈夫。他们一定会通知德国的警察的。
他从床上站起身来，使疼痛缓解一下。他要去拿杜松子酒，他要把那酒瓶拿过来，他要去寻找香烟，烟盒里还有三支，可是走路就会疼痛，而且，他走到那儿去的话，也许他会看见他又在动了起来。
好吧，他说。你不妨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一定得这么做。
我说的是真话，他说。
他站在衣柜旁边，说道，那只是当地的警察局，奥农斯警察局。我们要报到克林米纳尔警察局，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部门管辖的。他在这么说着，可是，当然，没有罪犯，没有人犯罪，这是自卫。她说，可是本地区的警察局还是会被牵涉进来的。这是他们的管区，他们一定得过问的。那么，他说，我们怎么对他们说呢？
他本来可以分两次把它们搬上去的。可是上面的那个人看到他了，那人就把运货的那个起重机转了过来，开动了电动的绞车。他把两个盒子放在运货盘上，所以没等他从扶梯上走到上面，它们却已经比他先到了。他经过那些土堆，上去到了地平面上，穿过了一些难走的双扇的门户，再沿着路边去到了卫兵所在的地方。他得把盒子打开给豪威检查一遍——那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然后他就沿着大马路走了，去度假去。
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他倒为了这个感到很高兴。他说，我们正陷入困境了。他们也许会认为他是战争中的一个英雄，可是他们知道他为人凶暴，他们知道他是个酒鬼，而且生性妒忌，我们的证词对他不利，而且如果我们存心要杀害他，我们就不会打碎了他的头再去报警。
他沿着走廊来到了饮水泉那儿。他要让水冲在他的脸上。他经过葛拉斯的办公室，查了一下。外出——这又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他能够对孩子招手致意，他可以对卫兵说声“你好”，可是他没法和葛拉斯交谈。他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拿了些阀门和别的这样那样的零碎东西，把门上了锁。昨天还有一件小小的活儿没有办完。它也许会对他缓慢下来有利。有个借口留在隧道里，去收集他一定得从那儿拿到手的东西。
她说，我不想告诉你该怎么办。我要你自己看出来，究竟应该怎么办。
他先说话。他说，现在是五点。我们可以把他从楼梯上拉下去，把他搬到一个炸弹坑里去藏起来。我们可以把那个酒瓶放在他的手里，使他看上去好像是别的酒鬼干的。他这么说了，可是他知道他没有这份力气。现在没有了。
对，他说。所以他们会理解。
她又在说，如果我们对他们说谎的话……她停住了，把话悬着，现在轮到他接着话头说下去。
她叹了口气。然后她说，他们认识他。
她说，不关毯子的事。我对你说的是他们看到的会是什么。会是一具遭人残害了的尸体。
当他敲门的时候，她在里面问，“你是谁？”
她说，楼梯上面总是有人上上下下。他们上了夜班回家来，或者他们一早去上班。而且有些人年纪很大，他们从来不睡觉。这儿从来就不会清静。
她听出来了，转过身来，她的表情显得毫无希望。她耸了耸肩。他知道她是对的，它只会使这件事情变得更加困难。他点了点头，转过身去在一只盒子旁边跪了下来，把它打开。他从里面拿出一把橡胶板刻刀，一把锯子，和一把斧头。他把它们放在一边。然后，把那条毯子和那个楦头留在尸体上面不动，伦纳德抬着他的头，玛丽亚抬着他的脚，他们两个把奥托向桌子上面移了过去。
她点点头。他们俩握着手，半晌不说话。
我知道，她说道，我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你说得很对，那么你就继续把那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也讲出来了吧。可是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坐在那里，想要站起来。他又倒了一些杜松子酒。他好像一直没有把它喝到肚子里去似的。这半温不热的酒。
他说，可是至少我们可以证明，我和他有过一次斗殴，一次斗殴。他差一点把我撕成碎片。
她说，可是你说我们不必说谎，你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她摇了摇头。他想她的意思是说，她不知道。可是她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时才两点半钟。她已经想好一个完全不同的办法。
她说道，你不能只顾睡觉，把什么事情都推给我去解决。
他说，我们一定得一起把要说的话商量好，我们一定得事先弄清楚。他们会把我们分开，在两个不同的房间里盘问，在我们的证词里寻找相互矛盾的地方。然后，他停下来，过了一会，又说，可是我们甚至不能对他们讲什么谎话。我们能够说什么呢，难道说他是自己在浴室里滑倒了？
可是，他想，不替我的睾丸照相。
他逐渐想起来了。他说道，我说的你全反对。那就听你的吧。
过失杀人，她说。他一定得过去坐在床上——且不去管那疼痛。这听上去好像比“谋杀”更糟。杀人。它听上去更坏。它听上去用在隔壁的那个东西上面倒很合适。
他正在走过难民住的那些棚屋。走路很痛，他的锁骨只有当他举起手臂来的时候才会痛。他的耳朵则在他碰它的时候痛，可他的睾丸在他坐下来和他走路的时候都会痛。当他走远了，看不见那些棚屋的时候，他就会立定。他看见一个长着姜黄色头发的小孩——一个红头发的人，他穿着很短的裤子，膝盖上有不少疤，他像个小拳击手，他像个英国小孩，伦纳德在上班去的路上常常看见他。可是他们两个从来没有交谈过，甚至没有相互招过手。他们只是四目相视，就好像他们在前一世人生里面彼此相识似的。今天，为了要替自己招来运气，伦纳德举起了他的手招呼，并且微微笑着。他举起手来的时候感到很痛。那孩子即使知道了这个，他也不会在乎的，他只是瞪目而视。这个成年人这次打破了常规。
哦，上帝，他说。
她开了门，对他手里提着的那两个盒子看了看，就转身进去。他们的眼睛没有相视，他们手儿没有相握。他跟在她后面进去。她的手上戴上了橡皮手套，所有的窗户全都开着，她已经把浴室清扫过了。这地方看上去好像刚经过春季大扫除似的。
她说，别到五金店里去。到百货商店里去，那儿没有人会记得你。
他说，我得让一个医生看看我的锁骨和耳朵。他没有提他的睾丸。它们现在很痛。他也不愿让医生看看它们，把它们挤压着，还叫他咳嗽。他在坐着的地方扭动着身子，说道，我该去看医生。你不懂吗，这是我们的证明，证明我这是出于自卫。我应该在痛得厉害的时候就去，他们会照相。
她打了个呵欠说道，真的痛得这么厉害？这是她不愿意想到的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会预先把那条毯子拿掉的，他说。
而她却说道，你会不会也对他们说，他脸上那个洞也是出于自卫？
照你这么讲，他说，他心里有股怨气，跑到这儿来打架，所以这是自卫。
他把手从她的手臂上移开，说道，我们怎么对警察说呢？她没有说话，她甚至没有抬起头来。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说话。他曾打算说，可是他自己也什么都没有听见。他记不得了。
他尝试了另外一种法子。他说，我对你说，我得去看医生，立刻就去。
我对你说，他说道，我们去报告英国宪兵队。或者美国宪兵队。我和他们有联系，你知道。我就这么办。
她摇了摇头，于是他就对她说了。当他说完了以后，她说，我没有看见这个。你们两个靠得太近了。
他的门上钉着一张葛拉斯写的字条。下午一点钟在食堂里和我见面。房间里面和他离开的时候一个样子——工作凳，电烙铁，欧姆表，伏特计阀门测试设备，一卷卷电缆，一盒盒备用件，一把坏了的、他想用电烙铁把它修好的雨伞。这些都是他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工作，这才是他真正在干的事情——一切都是那么合法，那么公开。也许只能说半公开，半合法——因为有些人可以知道，另外一些人则不该让他们知道；至于合法与否，那就得看你所谓的“法”是什么定义下面的“法”。有些定义他们视之为敌，有些定义他们正在把它们连根铲除。他想，我一定得阻止它。我一定得慢下来。
他睁开眼睛，他们两个都不说话已有五分钟之久，也许已经有二十分钟过去了。他睁开眼睛就说了起来。可是这一次和酒店里的打架不一样。是他来打我，他会把我打死的。他停下来想了想。他先打你，他掐住了你的喉咙。他刚才已经把她的喉咙受伤的事情忘了。让我看看，他说。它有什么感觉？她的头颈周围，一直到下巴，都有红色的印迹。他已经把这个忘了。
他坐了五年牢。我想他现在还在牢里。
在隧道里，他目之所及，处处都是经过机器筛过的空气，墨黑而恍若丝绸般柔滑和顺，处处都是人为的寂静，良好的效率，出色的独创性，和谨慎而细致的精神。他手里拿着那些阀门，他在干活。他在那些老铁轨的中间走着——那些铁轨是让那些把脏东西搬出去的敞车行驶用的。
你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动机，他说。你是在说，那会成为我们的动机？我们像是那种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住房问题的人吗？
这样的话，她说，只好让我来说了。总得有人把它说出来。所以让我来说吧。我们不必对他们说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说。我们把他搬出去，放到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去。
还有我的睾丸，他想。可是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他们没法把那个铁楦头搬走，它在地毯下面矗立着。玛丽亚笑了。它还在那儿。他们把它遮起来，它就留在那儿了。那个插头和那个楦头。那个插头找到了一个座儿，而那个楦头却只好站着。
你别这么说，他说。
他们站立着喝了咖啡。她没有问他这个早晨是怎么过的，他也没有问她。他们各自办好了事情。她很快就喝光了她的咖啡，开始把报纸铺在桌子上，每层有两三张厚。他在旁边看着，可是当她朝他这儿转过身来的时候，他却掉转头去。
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她说。你在听我说吗？别睡着。市政厅里的那些人知道他在提出申请，说他对这套住房具有使用权。他们手里掌握着信件，所有的文件。
她说，“我准备了一些咖啡。”
马路对面就有一间新开张的百货商店。他和一群路人一起等一个交通警察把来往的车辆挡住了，挥手让大家穿过马路去的时候才走到街对面去。不可违反法律，这十分重要。那间百货商店是新开张，什么都是新的。他看了看告示牌上的一张通知。他得到地下商场去。他跨上一座自动扶梯。在战败国里，谁都不必从楼梯上走下去。这儿办事的效率很高，不到几分钟，他拿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为他服务的女孩把找头递给了他，说了声“这是您的，”就转过身去招呼他旁边的那个男人。他在维登堡广场乘上地铁，然后从戈特布斯门走到那寓所。
哦，上帝，他说。然后，他又说，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把他从这儿搬出去，那我们两个就完了。人家会以为我们谋害了他。谋杀。
当她觉得他们谈论得毫无结果，她就重新交叉起双臂。她说道，我在我干活的地方，从少校那儿听说了这个词语：过失杀人。是他对我说的。那是我在那儿干活的前一年。工场里的一个机械士，一个德国公民，在一间小酒店里和另外一个人打起架来，他杀了那家伙。他用一个啤酒瓶在那个人头上打了一下，把他打死了。他喝醉了，而且在发脾气。可是他并不存心想要杀死那个人。等他知道自己杀了人，他感到非常难过。
她说，如果我们认为杀了人可以免受刑罚，那我们为什么不呢？伦纳德没有回答，因为他不懂她的意思。她说，过失杀人，他们就是这么叫它的。
他说，难道你没有看见？你没有看见他在干什么？
他一定是睡着了。他仰天躺着，灯还亮着，他身上穿得整整齐齐，他却什么都记不得了。然后他才想起来了。她在摇他的手臂，他就坐了起来。
后来他们喝了一杯。或者他已经喝过一杯，为了要让他好把那个楦头拔出来。上好的莫塞尔葡萄酒已经没有了，倒在裙子上了。只剩纳菲杜松子酒了。没有冰块，没有柠檬，没有滋补剂。他把它拿进卧室里去。她把衣柜里的那些衣服挂起来。它们没有给小便弄脏——这又是一个有利条件。
“好了，”她说。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告诉我，你为什么把他咬得这么狠？
当他坐下来的时候，他的睾丸疼痛起来。还有他的耳朵，他的锁骨，都很痛。他该请医生看看。可是他们得谈谈。要谈，就得想。为了想，他们就需要喝酒，就需要坐下来。而坐下来就会疼痛，还有耳朵也疼痛。他一定得赶快摆脱这些太快、太紧密的圆圈。于是他喝了杜松子酒。他望着她，正当她在望着她的脚前面的地上。她很美丽，这个他知道。但是他感觉不到。她的美丽并没有对他产生像他所希望的那种作用。他要自己受她感动，要她记住她对他有何感觉。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面对这个，可以决定他们应该把什么告诉警察。可是，对她望着，他却什么感觉都没有。他伸出手去触摸她的手臂，而她没有因此而抬起头来。
啊，好吧，她说。如果我们得说谎的话，如果我们得假装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得装得像真的一样。她说着话就松开了交叉着的双臂，看着他。
他们想法子把那块地方遮盖了起来。可这事看上去挺傻，一头是一只穿烂了的鞋子，而在另外一头，则是一个神秘的隆起了的形状。捏住了整床毯子，而它本该捏住的是一只鞋子，玛丽亚开始笑了起来，可怕地、全身颤抖地笑着，充满了恐惧。他也可以像她那样笑起来的。她没有想要注视他的眼睛——像笑着的人往往会相互对视那样。她独自一个人在笑。她也不想停下来不笑。如果她停了的话，她就会开始哭泣。他本来也可以和她一起笑，可是他不敢。事情会弄得不可收拾。在电影里，当女人像这样傻笑起来的时候，你就应该走上前去，狠狠地抽她几个耳光。然后，她们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然后她们就开始哭泣，而你就再去安慰她们。可是他太累了，而且，如果他也抽她耳光的话，她也许会抱怨，会责备他，会还手打他。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是我，”他用英语回答。
当然很痛，他说。你一定得对他们说你看见的。你这么说很重要。
他继续走着，绕过转角，停下来倚在一棵树上。对街在建造一幢公寓大楼，不久这里就不再成为乡下了，住在这里的人不会知道这儿曾经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他会回来对他们说的，他会说，这儿从来就不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所以不要紧。一切都不要紧。除了思想以外，等等。
他不能做什么。他又摸了摸她的手臂，或者这是第一回吗？他又问了那个问题，或者这是他第一回问，而且他仔细让这些词语真正说了出来。
如果你去看医生的话，她说，你就一定得告诉他，这也就等于报了警。
他后来怎么样？
为了把话继续说下去，他说，这是自卫，这是自卫。
当这辆车往北面驶去的时候，一路上上来了别的母亲和孩子，还有他们的那些装着买来的东西的袋子。这就是那个目的明确、低着头一个劲儿往车子里挤的高峰。现在人人都兴高采烈，谈笑风生，有着喜庆节日般的心情。他坐在那儿，听他后面各不相干的说话声音此起彼落，以共同兴趣为基础的母亲们十分健谈，不时被短促的笑声，相互呼应的呻吟叹息，小孩们的并不相干的嘎嘎怪叫，指指点点的叫喊，一连串的德语名词，突如其来的乱吵乱闹所打断。他独自矗立在座位的前排，长得太高大，太笨拙，不能算个母亲，却记得他和母亲乘车从托特纳姆到牛津街去，就坐在车窗旁边，手里拿着车票，那售票员和他所代表的那个制度的绝对的权威——确实如此，预先声明的目的地，票价，找头，让你在到站时拉响的铃绳——而且你得紧张地坚持下去，直到那个伟大而不停地摇动着的重要的公共汽车停下来为止。
从扶梯上下去使他很痛。当他到了下面，他觉得很高兴。关于纳尔逊的技术——如何把明码电讯从加密码的电讯里分离出来——他毫无所获。他们既有这些机密，又有他们的巧克力牛奶。他没有对麦克纳米撒谎。而且他也没有偷什么东西，所以他也没有必要对葛拉斯撒谎。
然后那个公共汽车的驾驶员在摇着唤醒他。他还坐在盒子上，驾驶员猜想他是来搭车的，这儿毕竟是终点站。他什么都没有忘记。他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心里很明白。驾驶员帮他提了一个盒子，他就提了另外那个。有几个做母亲的已经抱着孩子坐在座位里，她们去市中心，去百货商店，那也就是他要去的地方。他什么都没有忘记。他会告诉玛丽亚，他仍然把这事记得清清楚楚。他的手臂和小腿软弱无力，他还没有让它们使出劲来。他就坐在前面，把行李搁在他后面的座儿上。他不必时刻不停地望着它们。
她说，现在只有四点钟。没有一个医生会这么早替人看病的。而且，即使他看的话，我对你说……说到这里，她停住了。然后她松开了交叉着的手臂。我对你说，我一直在心里想那些警察，想他们到这里来的时候会看到些什么。
不错，她说。我们一定得做得很妥当才好。她在他旁边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