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能信赖他们。
由基督教会主办的《每日时报》更是抢先一步，将整件事盖棺论定，而且斩钉截铁，绝不让步：“撇开因为输血、生产，或合法夫妻关系所导致的艾滋病病例，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每一个艾滋病患的行为举止，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
就是那些罪孽深重的人身上。
包括政治人物、公务员、医生与警方在内的众多政府机构人员，都要求对传染源采取严厉的检验措施——先站稳脚跟，把带原者通通揪出来，借此保护社会上众多无辜的小市民，将病菌彻底歼灭。1986年，医生莉塔·提柏林与托毕扬·雷汀在《瑞典日报》辩论文章中提出建议，设置艾滋病社区，强制隔离病人，任他们自生自灭，就像中世纪处理黑死病患的办法一样。
“此处虽有明显的利益抵触，”雷夫·希尔博斯基不痛不痒地说，“我们不得不选择相对错误较少的措施并予以执行。”
约拿·伯格伦德是隆德市急诊医院病毒学家与主治医师，他认为应该对全瑞典人口进行强制检验，将带原者列表管制。他甚至沉重而严肃地建议，在病人身上刺上刺青，使他们无所遁形，就像希特勒统治下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得在胸前配上大卫星标志，这样才能与其他人有所区分。
绝症已经牢牢攫住了他们。
对所有男同志强制体检，根绝艾滋病。
直到1985年秋天，大众其实已经慢慢了解到病毒传染的主要途径，但报道却只字未提。这对夫妻的恐惧其实毫无医学根据可言。记者试图将此疾病描绘成对居住在郊区别墅，朴实、无辜的瑞典中产阶级家庭最可怕的威胁，还不忘添油加醋，来点煽情的描述：别墅中，小腊肠狗还高兴地蹦蹦跳跳，咖啡壶还在炉上冒着热气，小尤汉还在爸爸腿上爬上爬下，直到……直到“黑死病”爆发。
那些进行所谓“同志性行为”的同性恋，他们居然没有染病！而且他们还是带原者！太可怕了！要是这些带原的鼠辈还能自由自在，到处乱跑，要不了多久，整个社会就会被疾病瓦解了。
“神秘的艾滋病已在瑞典导致死亡病例，政府已计划针对全国所有同性恋男性进行大规模健康检查。”
历史学家卡琳·尤汉逊（Karin Johannisson）在《医学眼》一书中，讲述人类历史上对疾病各种不同的成见与定见。即使对追踪生物性病原的科技与知识日新月异，这些定见仍然牢不可破。
“罹患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如果能够彻底觉悟，了解到身为同性恋者是最大的罪过，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艾滋病完成了一项使命，它传达了上帝的信息。”
包括医生、新闻记者、总编辑、社论专栏作家、政客、警方、牧师、法学专家与政府机关在内，都曾以某种形式侵犯了个人应有的权利。他们所针对的团体原已是社会的弱势团体，他们的煽风点火则使这个团体的处境雪上加霜。迄今无人对他们当时所造成的苦难负责。
其实，他们一直在这样做。
作者在文末署名为“人类”。
你，就是你，还在看报纸。
非常不幸地，不得不采取与法律保障个人自由相抵触的紧急措施——强制检验、列表管制、监控、隔离——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社会大众的福祉着想。
同样在1986年，记者彼得·布拉特在《今日新闻》刊登数篇文章。文章中，他对不愿公布姓名的同性恋者之间如何交媾有详尽的描述。其中一篇文章里，他让一位匿名人士现身说法，还真有那么一小撮人对全世界所有人、事物怀抱着仇恨与报复的变态心理，努力传播病原。
他们是凶手。
就在提柏林与雷汀医生发表辩论文章的同一年，中央党国会党团提出一项建议案，强烈主张“在瑞典全国境内进行艾滋病强制检验，绝对有其必要与迫切性”。
因此，病人应该被视为罪有应得，所有苦痛都是自作自受。或者如卡琳·尤汉逊所写的：“疾病总是被赋予道德含义，象征着失败、衰退，甚至背弃。”
染病的人，居然还要分为“有罪的”与“无辜的”两类。
疾病、罪孽与不洁的关联相当紧密。罪孽直接导致疾病，进而使人不洁。要想回到洁净之身，唯有康复一途。想要康复，就必须获得饶恕；想获得饶恕，就必须洗心革面，改过向善。
“我们一定要让同性恋者负起责任！”这是《今日新闻》在1985年某天的大标题。1986年8月17日，瑞典出现第一起艾滋病死亡病例后不久，该报再度大篇幅报道，声嘶力竭地疾呼：“赶快对所有男同志强制体检，根绝艾滋病！”
这些论点与瑞典舆论的走向不谋而合。
上述所有观点，完全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爆发时的舆论。
假如只有死娘炮、爱用针筒的瘾君子或娼妓被传染，那倒还无所谓。只要无辜的大众安全无虞，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但是，《快捷报》在1985年5月21日的标题，可谓一针见血。
还有其他正本清源的办法吗？一定要想办法阻止那些同志无法进行所谓的“同志性行为”才行！
那些传播艾滋病的人，就是凶手！
最常见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乃是“疾病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旧约》多次提到，上帝决意惩罚不遵守戒律的人民，针对个人或整个民族降下各种瘟疫与麻风病。他还一度让以色列全境陷入瘟疫，只为惩罚大卫王本人的一意孤行。
报纸标题拟得相当暧昧，而且意有所指——“无辜的基督徒，也可能会感染艾滋病”。
有人被传染，有人负责传染给别人。
不要对凶手太仁慈，不必对他们温柔。我们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是天经地义、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都是为了安抚无辜、惊慌失措的社会大众。大众有权利了解，为保护他们不受疾病与带原者的侵害，政府已开始采取管制措施。
大家都不相信竟会发生这种事情。
《快捷报》在描述病因时，选择刊出一对拥吻中异性恋年轻夫妻的照片，场景相当浪漫，绮丽而引人遐思。照片旁的附注是：“额头上轻轻一吻，不会有伤害的。”然后该报选择用一个秃头、盯着色情海报的老头的背影象征同性恋者，附注是：“轻率的匿名同志性行为，将导致罹病风险大增。”
然而很不幸地，这是真的，而且就发生在这里。
这些正常而平凡的瑞典人当中也流传着传染源！但大家却仿佛视而不见，等到病入膏肓，则为时晚矣。
同性恋者受到的待遇极差，遭人轻蔑，也得不到好的医疗看护，有时甚至得不到看护。
《劳工报》则在1984年春天写道：“曾与具双性恋倾向男性进行肛交的女性，也罹患了艾滋病。但我们从未听闻过，与异性恋男性进行肛交的女性罹患艾滋病。原因可能在于，异性恋男性的免疫系统是健全的。另外，我们不能排除女性对精液拥有某种自然的免疫机制，即便我们目前对这种机制仍所知甚少。绝大多数艾滋病患都是男性，原因可能在此。”
或像那位来自哥特堡的本特·毕格森牧师在《晚报新闻》访谈中所说的：“如果艾滋病是针对同性恋者，使他们生病，让他们觉醒、回头，那艾滋病不失为一项福音。……
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今日新闻》对所有细节问题，包括如何追踪男同志、找出他们藏匿的地点，以及如何强迫他们接受体检，只字未提。但这一整年下来，报社使出浑身解数，鼓动社会大众对带原者（男同志）的仇恨情绪，使政客与政府机关赶快通过其所乐见的强制立法。
一名孩童接受输血时感染艾滋病，其中一家晚报指称：“现在，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艾滋病又夺走了一条无辜的小生命！”
不只是同性恋者，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要是没能及时控制病源并彻底隔离起来，疫情将一触即发。
包括韩宁·谢斯壮与雷夫·希尔博斯基等法学泰斗都知道，这种呼声严重抵触大众对司法的见解。但他们还是顺水推舟，将强制检验合法化，并制定严刑峻法。
《下一个就是你！》
努力传播下去。
但他们还是怕得要死。
要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要怎样才能把瘟疫范围限制在那些人身上？
你只是个平凡的瑞典人，没有怪异的性癖好，没有嗑药，更不是非洲人。你可能只是偶尔上一下窑子，找找妓女，然后就……中镖了。
拉斯穆斯在班特毕业公演上义愤填膺、高声朗读的正是这段文字。
也许，跟其他人相比，男同性恋者并没有特别肮脏。
要怎样才能发现？要怎样才能保护自己？
大众应该要唾弃并远离那不洁、有罪的病人，否则，上帝立刻会迁怒到所有人身上……
号称“客观中立”的医学界也有类似思维，试图解释为什么这项恶疾仅仅针对同性恋者。两位美国研究员提出一项理论：男性体内无法承受其他男性的精液——女性对一般情况下交媾时射出的精液拥有天然防卫机制，进入男性体内的精液则会彻底破坏宿主的免疫系统功能。
同一年，“阿里巴巴男同志夜店”与“邮购股份公司”向专利局申请商标专利权，但同时被打回。专利局表示，“同志”这个字眼有违“社会秩序与善良风俗”，故不予许可。
《今日新闻》《快捷报》等媒体皆以立场开明自诩，他们名正言顺地打着社会公义的大旗，要求对高危险群，尤其是同性恋者采取更严厉的管制措施。
1985年11月26日，《哥特堡邮报》刊登一篇报道，指出一对夫妇（丈夫是警员，太太是护士）非常害怕会在工作时感染HTLV-Ⅲ型病毒。它的标题写着：“我们一被感染，就只能抛家弃子。”
最后还可以被视为大自然拨乱反正、稳定秩序的手段。
即使在宗教影响力日渐式微的今天，“疾病就是天谴”的成见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持续出现。得病，代表自作孽，不可活！
1982年2月，《今日新闻》第一次针对同性恋者充满神秘色彩的新癌症进行了报道。该报声称，那些染病的丹麦年轻男性免疫系统有缺陷，原因在于“从事性行为时的卫生习惯不良，男同性恋者更易遭到恶性病毒感染”。
他们害怕接受陌生医生的诊断，不只被要求检查阴茎，还有口腔、直肠，最后不得不承认——对，就是承认，像犯人对警方认罪那样——承认他们就是同性恋者。
1985年5月29日，《斯莫兰邮报》一篇读者投稿指出：“大自然的机制完美健全，一旦出现违反自然的情况，它就会有所反应。我和其他许多人抱持相同的看法，自然界透过艾滋病向我们传达一个清楚的信息——同性恋是不正常的现象，必须彻底禁绝。因此，除了找到艾滋病的解药以外，医学界必须致力于限制同性恋的影响范围。当本来不正常的现象被视为正常，原本正常的现象开始被认为不正常，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时候，艾滋病就是大自然血淋淋的警告。”
彻底分裂的社会。
死娘炮。
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感到害怕。
《瑞典日报》一篇社论的作者忧虑不安地问，基督徒行圣餐礼时，会不会被传染啊？
其他国家的舆论充分反映出，人们对于“大自然运用疾病拨乱反正”的观点仍然根深蒂固。美国保守派社会评论家派特·巴克南开门见山地说：“同性恋就是向大自然宣战，而大自然的报复行为是可怕的、使人胆战的。”
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
总之，那些被传染的同性恋者不算受害者。
让我们再度引用史学家卡琳·尤汉逊的说法：“首先，所有疾病史都证明，所有病因诠释与相同的‘代罪羔羊’症候群，都为放逐、强制隔离与管制等措施提供了道德依据。”
他的同事韩宁·谢斯壮则表示：“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放弃对这个人的保护，以保护全体社会大众免受他所带原的绝症传染。”
报纸杂志上，一篇辩论文章的作者故意用反诘法质问：“我们为什么需要将这五千个带原者全部隔离起来？”随后又自答：“因为我们不能保证，这些人都能洁身自爱，不乱搞不安全的性行为，不再传染给别人……同性恋者对性行为的依赖恐怕比异性恋者还要难控制！很难相信这些人的性行为是以‘感情’为基础。想想看，每个同性恋者每年都有成打的性伴侣，所以我们不能假设他们会安分守己……”
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讽刺的是，在这个号称多元包容的社会里，这种声音并不孤独。
除了《瑞典日报》外，其他媒体也不遗余力，非将病患分为“有罪的”与“无辜的”两大类不可。
整个社会也感受到，这全新的、前所未见的传染病是非比寻常的严重威胁。
疾病，就是个人生活的写照。
《晚报新闻》专访市中心诺曼区警局的警员汉斯·史特伦德，该警局目前正全力扫荡辖区内的同志性爱夜店。专访标题一语道破——“传播艾滋病的人，就是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