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老太太是在杰弗生出生长大的，但是死在北方。她挺阔，临死留了一笔钱给杰弗生盖博物馆。这是一座外表像教堂的房子，不做别的用处，只存放她挑选的画——从美国各地收来的画。画画的人很热爱他们见到的景物、出生的老家和居住过的地方；他们作画就是为了让别人也能看到他们所热爱的一切。他们画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画房屋、街道、城市，还有树林、田野和溪流，因为他们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生活过，快乐过。他们把这一切画成画，别的人——例如我们从法国人湾来的人，或者从我们县更小的地方来的人，甚至从外州来的人——只要愿意就可以不花钱走进这个凉爽而安静的地方，自由自在地欣赏这些绘画。画面上的男男女女和孩子其实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尽管他们的房子和谷仓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种地的方法不一样，长的庄稼不一样。我们离开博物馆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等我们走到公共汽车停车处天色就更晚了，可是又等半天才开车。当然我们可以先上车脱掉鞋袜。汽车不开是因为奎克太太还没有来，索伦得等她。这倒不是因为她是他妻子的缘故，而是因为她已经从卖鸡蛋挣来的钱里拿出了两角五分付给他做车钱，她可以在星期六搭他的车进城来回一次。奎克是不会把付过车钱的人留在城里而自己开车跑掉的。可是这样一耽搁，虽然车子开得飞快，但等到开上笔直的长长的山谷路时，太阳已经下山，霞光四射，像一个柔和的渐渐隐没的大轮子。落日的余晖照亮天际，从太平洋一直照射到整个美国，照遍了博物馆里那些不知姓名的男男女女十分热爱并为之作画的每一个角落。
“等一等。”德·斯班少校说。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们。“你和他父亲给予他的一切是什么呢？这你一定知道的吧。”
“噢，”母亲说，“我们坐奎克先生的公共汽车来的。他每星期六都进城来。”
彼得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父亲并没拥抱安慰母亲。这一次他也没有亲她，只是把面粉袋卸在桌上，然后走到母亲的椅子旁，递过叠得好好的报纸。“是德·斯班少校的儿子，”他说，“城里的那个。飞行员。去年秋天穿了军官制服回家来过的那个。他把飞机对着日本人的军舰撞去把它炸沉了。他们知道他死在哪儿。”母亲一分钟也没把搅乳器停下来，因为连我都知道黄油快炼成了。后来，她站起身来到水池边洗洗手又走回来坐下。
“哈，”他说，“我想起来了。你也接到过通知，说你的儿子在毫无准备和效率极低的圣坛上流尽鲜血。你要什么？”
“他要到晚上才回去呢。我派我的汽车送你们回去吧。”他又喊那个黑鬼的名字，但是母亲把他拦住了。“谢谢你，”她说，“我们已经把车钱付给奎克先生了。他应该让我们坐他的车回去。”
我们开始穿衣服。我穿上做客的衬衣裤子。裤子浆得真硬，没人穿自个儿都能站得住。我拿着袜子回到厨房，正好母亲拿着她自己的袜子走进来。她已经穿着整齐，连帽子都戴上了。她拿过我的袜子和她的一起放在桌上擦得锃亮的皮鞋旁边，接着她从碗橱架子上把书包拿下来。书包是放在原来的硬纸盒里的，盒子上还有彼得买书包那家旧金山杂货店的彩色商标。这是一个圆形的防水书包，底边四角却是方形的，书包上面有个把可以提。所以彼得在店里一见这个包，就知道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书包是用一根拉链扣上的。母亲从来没见过拉链，父亲也没有见过。换句话说，虽然我们三个人都去过杰弗生的杂货店和一角钱商店，可是只有我出于好奇打听过拉链是怎么用的；当然我那时候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家真会有根拉链。所以是我把书包拉链打开的，里面有一只烟斗和一盒烟草，这是给父亲的。给我的礼物是一顶猎人帽，上面有盏炭化灯。书包就是给母亲的了。她把拉链扣上又打开，接着父亲又拉了几下，在卡卡响的齿槽上拉来拉去。后来母亲不让他再拉，生怕他把拉链弄坏。她没有拉上拉链就把书包放回纸盒。我从谷仓拿来一个空瓶，这是装洗牲口消毒水用的，容积一夸脱。母亲洗过瓶子、瓶塞，把它们和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毛巾一起放进书包，然后把纸盒放到碗橱架上。书包的拉链没扣上，因为我们以后要用书包总得先把拉链打开，现在不拉上，以后就可以少拉一次，拉链就少磨损一次。刚才说了，母亲从纸盒里拿出书包，取出瓶子，装了一瓶清水，盖上盖子再放进书包，跟那块干净毛巾放在一起。接着，她把鞋袜放进去，拉上拉链；我们便走到街上，在耀眼的大太阳下站在信箱旁边等候公共汽车。
“对，”母亲说，“哭泣吧。”
天亮了，我们起床。跟往常一样，母亲第一个起床。我的床边放着雪白干净做客穿的衬衣和裤子，还有自从大地解冻以来我没有看见过的鞋袜。不过我仍旧穿上头天的工装裤，提着鞋走进厨房。母亲穿着头天的衣服站在炉灶前面煮早饭和父亲的午饭。我把鞋靠墙放在母亲做客穿的鞋子旁边，然后就去牲口棚。父亲和我喂完牲口挤好牛奶回家坐下吃早饭。这时，母亲在桌子和炉灶之间来回忙碌着。等我们吃完，她才坐下来。我拿出皮鞋油使劲擦皮鞋，一直擦到父亲走过来把东西拿走——鞋油、擦鞋布和刷子一样样全都拿走。“德·斯班有钱，”他说，“他吐痰都有穿白上衣的黑鬼给他端着痰盂罐。瞧你擦鞋的样子好像你真打算穿；其实擦擦你低头自己看得见的那点地方就行了。”
“为他的国家哭泣！他没有国家，我不承认这个国家。他和我的国家在八十年前，在我出生以前就给糟蹋了、玷污了、毁灭了。当年，他的祖先战斗过、牺牲过，尽管他们为之战斗和牺牲的不过是梦想而已。可他呢，他连梦想都没有。他是为幻想送命的。他代表高利贷的利益，为了工会的名声和势力的扩张，由于政客的愚蠢和贪婪而送命的。”
可是，又出事了。这是在7月下旬，一个星期五。父亲一早搭了荷默·布克莱特运牲口的卡车进城去。夕阳西下，太阳的余晖照着我从地里回家，我刚把骡子圈好走出谷仓，就看见荷默的卡车在我家信箱前停住，父亲跳下卡车顺着小路走过来。他肩上扛着一袋面粉，胳肢窝夹了一包东西，手上拿着一份叠得好好的报纸。我对叠好的报纸只瞧了一眼。虽然父亲每次进城都要带一份报纸回来，但是我还是看出是出事了；因为这样的事迟早要发生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不可能只有我们一家因为爱得深沉才有悲伤的权利。我迎上前去接过父亲的一些东西，转身同他并肩行走。我们一起走进厨房，晚饭的冷餐已经放在桌上。母亲坐在敞开的大门口对着落日的余晖，稳健有力地用一只手推着炼黄油机器上的搅乳器。
“不要什么。”母亲说。她在门口没有停留，径直朝桌前走去。“我们什么也没带来，我也看不到这里有什么东西我们要带走的。”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有一天冒出个珍珠港事件。一个星期以后，彼得就到孟菲斯参军，上珍珠港帮忙去了。接着便是一天早上，母亲站在地头篱笆跟前，手里拿着一张小小的不够点火用的纸片，信封上连邮票都不用贴。信中说，有那么一条船，现在失踪了。你的儿子是船上的一员。我们只有一天时间可以伤心哀痛；于是一切便过去了。因为这是4月里，正是春耕大忙的紧要关头。我们有一块地，七十英亩，我们指望着这块地穿衣吃饭烧柴火。这块地年代悠久，在我们以前是格里亚一家种的，他们干了一辈子。彼得侍弄过这块地，他活着的时候尽了他的一份力。等到父亲、母亲和我尽了我们的一份力以后，这块地还会照旧存在。
（陶洁 译）
“你错了，”他说，“你还有一个儿子。请接受他们一直在劝我的这句话：回家去祈祷吧。不是为已死的儿子，而是为目前他们还给你留下的那一个祈祷。希望在某个地方有某样东西会用某种方法拯救他！”母亲并不看着他，她一直没有看他一眼。她只是笔直走过这间谷仓那样大小的房间。每当我们在地里忙着干活没时间吃饭，她总是把我和父亲的午饭盒放在篱笆角落里，然后转身走回家。她现在的神情和那种时候一模一样。
报告彼得消息的信送到的时候，父亲和我已经下地去了。我们走后母亲从信箱里取出信来。她准是在厨房窗口一直看着送信人走过来把信扔进信箱的。她一定早就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因为她连帽子都没戴就拿着信跑到地头篱笆跟前。我也知道信里写些什么，因为她一言不发，光是呆呆地站在篱笆前面，手里拿着那个连邮票都用不着贴的小白信封。我对着父亲大喊大叫。我在地的另一头，离着篱笆要远一些。尽管我早就跑着过去，还是父亲先走到母亲等着的篱笆边上。“我知道这是封什么信，”母亲说，“可我就不能咬咬牙把信拆开。还是你拆吧。”
“人人都会有羞耻之心，”母亲说，“同样，人人都会知道勇气、荣誉和牺牲，还有悲痛。这需要时间，不过，他们会学会的。这还需要更多人的悲痛，不仅是你我的，以后还会有更多人要悲痛。但是，事情迟早会到头的。”
母亲停住脚步。“我告诉过你，我们是从法国人湾来的。”
他没有回答。他并没有拿起手绢遮住脸。他只是拿着手绢站在那里，好像他不知道手里有手绢，甚至根本不知道母亲在他手里放过一样东西。“为我们，为我们老一代人，”他说，“你相信这一点？你儿子出事已经有三个月。你有时间重新学习弄懂原因。我昨天才知道我的孩子出事了。告诉我他为什么会死的。”
我想起过去每当父亲要向彼得和我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不管是他认为我们该做而未做的事，还是他要是知道就会阻拦的事情，他总要拿爷爷做例子。他总是说：“呶，拿你爷爷来说吧。”我还记得爷爷，他其实是父亲的爷爷。他老得很，老得使你难以相信。在我看来，他老得该是《创世记》和《出埃及记》里的一个老祖宗，他们都同上帝面对面讲过话的，只是爷爷比他们别人的寿命还要长，当然上帝不算在内。我认为他实在太老了，不可能亲身参加南部邦联的战争。然而，这是他唯一的话题。有时候我以为他还醒着，有时候我们知道他一定睡着了；可是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在讲这场战争的故事，后来我们只好承认不知道他醒着还是睡着了。他坐在庭院桑树下的椅子里，坐在前廊向阳的地方，坐在壁炉旁他自己的角落里。他会突然跳起来，而我们莫名其妙，不知他是醒着还是在做梦。他跳起来喊道：“小心！小心！他们来了！”我们闹不明白，他究竟是没有睡着还是还没有清醒过来。他喊的名字老不一样，并不完全代表战争的一方，有的还不是士兵的名字：福勒斯特、摩根、阿伯·林肯、凡多恩、格兰特，或者沙多里斯上校本人，他的手下将士有些人还住在我们县里。爷爷还喊沙多里斯上校的岳母，罗莎·米勒德太太的名字。她在整整四年的战争期间里抵挡了一切北方人和北方投机分子，一直坚持到沙多里斯上校重返家乡。彼得认为爷爷十分滑稽，父亲和我却替爷爷感到难为情。我们不了解母亲的看法，始终不懂爷爷是怎么回事。直到有一天下午看电影的时候，我们才算把来龙去脉弄清楚了。
“不会的！”我边喊边跑。“不会的！”我哭起来喊道，“不是彼得！不是彼得！”我又哭又骂，“该死的日本鬼子！该死的日本鬼子！”父亲不得不抓住我，扶着我，想法抱住我。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把我抓住，好像我是个大人，不是刚刚九岁的孩子。
“我知道，”母亲说道，“我知道。我们的彼得还很年轻，他实在是不该死的。”这时候，我看到他们的手已经不再抓在一起；他又挺直身子，手枪握在母亲的手里，她的手臂无力地垂在身边。有一瞬间，我以为她会打开书包取出毛巾，但她只是把手枪放回桌上。她走到他跟前，从他前胸口袋掏出手绢放在他手里，然后她后退几步。“对了，”她说，“哭泣吧。不是为他哭泣，而是为我们，为老年人哭泣，为我们这些不明白道理的老人。你的黑人叫什么名字？”
“他不配喝酒，”父亲说，“老糊涂，让全镇都笑话……”
“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难道要等到所有的年轻人都死了？那时候还有什么值得拯救的？”
“我不知道，”母亲说，“也许女人从来就不该知道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必须在战争中死去。也许她们只该为阵亡的儿子悲伤。可是我的儿子明白他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我做姑娘的时候，兄弟去打仗，我的母亲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可是我的兄弟明白。我的爷爷参加过那场古老的战争，我想他母亲并不懂得其中的意义，不过我想爷爷自己是明白的。我的儿子懂得他为什么一定要去打仗。他认为我懂得他去打仗的理由，其实我不明白。他也知道这里站着的孩子和我都料到他回不来了。尽管我不明白，不可能明白，也永远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去打仗，可是他自己是明白的。所以，不管我懂不懂，他总是做得对的。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的一切都是我和他父亲给的。你的黑人叫什么名字？”
“等一下，”他说，“等一等。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只知道我们给他的一切都是由来已久的，”母亲说，“而且还将通过我们世世代代传下去。这一切一定是很强大有力的，经过世世代代一直流传到今天，他还愿意为它牺牲，可见他的行动一定是对头的。走吧。”她又说道。
“走吧。”她说。
就这样，父亲和我发现母亲不但早就知道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而且她还知道出事后该做些什么。不只是这一次，而且下一次再下一次再下一次出事怎么办她都知道，直到有一天世上一切哀伤的人，不管是富人或是穷人，无论是在城里油漆过的高大漂亮的房子里的、有十个黑人侍候的人，还是像我们住在七十英亩贫瘠土地边上靠收成过日子的人，还是那些只有白天流汗晚上才能吃饱肚子的人，都可以说：我们的悲伤至少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沿着有尖刺的铁栅栏走去，这栅栏长得都可以围住一块棉花地。我们走进一座比我看到过的农庄还要大的院子，顺着一条比法国人湾所有的路都要宽阔平坦的砾石路，走到一幢在我看来比县政府大楼还要大得多的房子。我们走上石柱子中间的台阶，经过可以容得下我们家的房子加门廊等等一切在内的廊子，走到门前敲了几下。接着，我们的皮鞋擦不擦都没有关系了：黑猴给我们开门时，他的眼白在我眼前闪了一下，他的白上衣在大厅尽头一晃就不见踪影，他的脚步轻得跟猫走路一样。他让我们自己去找该进去的那扇门。我们居然找对了——走进了这个有钱人的客厅。法国人湾每一个妇女，我猜还有咱们县别的地方的妇女，都能把这个客厅描写得头头是道，可是她们从来没有来过。就连男人们，包括银行下班以后或者星期天银行休息时上德·斯班少校家里要求支票延期支付的男人，都从来没有进来过。客厅正中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灯，它足有我们家澡盆那么大，而且就像是澡盆里还放满了砸碎的冰块似的；屋子里有架金色的竖琴，大得可以做我家谷仓的大门；一面镜子足可以把一头骡子和骑在上面的人都照得清清楚楚；地板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摆成一口棺材的模样，覆盖着一面南部邦联的旗子，上面放着德·斯班少校儿子的照片和一个打开的奖章盒，旗子上还压着一把蓝色的挺大的自动手枪。德·斯班少校头戴帽子笔直地站在桌子一头。半晌，他才似乎听见了而且还记得母亲对他的称呼——他并不是什么真的少校，只因为他父亲在南部邦联战争中当过少校，大伙儿便这样称呼他。他本人是银行家，有钱有势。父亲说密西西比州好几个州长、参议员都是他扶上台的。他是个上了岁数的人，老得你不相信他有一个才二十三岁的儿子，总之，他实在太老了，他脸上不该有那种表情。
“去给他买些啤酒！”母亲说，“他就要坐在这里，坐在他自己的大车上喝啤酒。去吧！”父亲买来啤酒，母亲扶着瓶子直到爷爷拿稳了才放手。她坐着扶住他的手直到他灌下了大大的一口啤酒。这时他开始不打哆嗦了。他说：“啊—啊—啊，”再次喝下一大口酒，完了又说，“啊—啊—啊。”他把另一只手也从母亲的手里抽出来。他完全不发抖了，就是有时还打一下哆嗦。他飞快地啜一小口啤酒说一声“哈”！又啜一口又说一声“哈”！爷爷现在不仅看着啤酒瓶而且开始四下张望。他眨眨眼睛，眼光有些闪烁。“你们才是糊涂虫！”母亲冲着彼得、父亲和我喊道，“他不是在逃跑！他是在带头冲锋，是在向敌军叫喊，傻瓜们，小心你们的脑袋，比你们了不起的人冲过来了。即使在七十五年以后爷爷这样的人还是强大可畏，照旧在冲杀！”
“选举产生的公仆害怕他们应负的责任！误入歧途的劳动者对把他们引入歧途的政客俯首听命！耻辱吗？悲痛吗？怯懦、贪婪和自愿的奴性怎么能知道耻辱和悲痛呢？”
“读吧。”她说。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更加简单的办法，”她说，“哭泣吧。”她走到桌子跟前，可是她只停下身子，而手还继续朝前伸出去，又快又稳；他的手只来得及抓住她的手腕子，母亲的手已经握住那管蓝色大号手枪。手枪放在照片和小小厚厚的带着彩色绶带的铁勋章中间，压在那面古老的旗帜上。我知道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旗子，更多的人是见了并不认得。这时候，老人的声音传了过来，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不该这么苍老。
可是，又出这种事了。也许我们已经忘却：对于其他像我热爱彼得一样热爱他们的兄弟儿子的人们，这样的事情不但可能，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发生，直到有朝一日仗打完了，事情才算到了头。自从有一天，我们在孟菲斯报纸上看到彼得的名字和照片，父亲每次进城就带一份报纸回家，我们看到过密西西比州其他县镇的阵亡战士和水手的照片和名字，甚至还有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的。但是我们这一带人的照片和名字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过了一阵，彼得好像就是我们这一带唯一的阵亡者。
我知道这些人。我还看见过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法国人湾，他们去过的地方决不会超过我一天之内能来回的范围。但是他们的精神就像有辐条的轮子，像眼前的夕阳一样从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地方向四外发扬。这个世界知道法国人湾这个地名的人不到二百个，还有些地方也许根本没有名字。然而这种精神却以这样的小地方为中心照耀四面八方，遍及天涯海角。天下无处因其大而不予辉映；天下无处因其小而忽略疏漏。这精神普照天下男女热爱过的一切地方，包括无法入画的每个角落。它沐浴每一个宁静的、可以生活、热爱的小地方。即使在人们刚发现这些小地方给它们命名的时候，在他们英勇奋斗改造自然使这些地方成为宁静的可以生活、热爱的家园过程中，甚至这些男女英雄的名字都体现这种精神。这些人是不朽的，他们吃苦耐劳，顽强作战，不屈不挠。他们失败了仍然继续战斗，因为他们的词汇里没有“失败”二字。他们征服荒野，越过高山沙漠，虽死犹生，永远前进。与此同时，美利坚合众国成长壮大，前进发展。我了解这些男男女女，七十五年以后他们照样强大；一百五十年、二百年以后他们仍然强大可畏，勇往直前：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直到他们的英勇行为和为之献身的一切都变成一个比雷鸣还要响亮的字眼：美国，它遍及整个西半球。
这是一部西部电影的连续片。好像每星期六下午都有，已经连续放映好几年了。彼得、父亲和我每到星期六就进城去观看，有时候母亲也一同去，坐在黑屋子里听手枪乒乓开火，看骏马飞奔。每次他们都好像就要把主人公逮着，可是你知道他们是逮不着的：下星期六还会有新的回合，下下星期六，再下一个星期六还会有新的内容。两次电影中间的整个星期里，彼得和我总要谈论坏蛋的手枪和英雄的花斑马，彼得要那把镶了珍珠的手枪，我希望有那匹花斑马。后来，有一个星期六，母亲决定把爷爷也带去看电影。他坐在母亲和我中间，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他老得打不动呼噜了。电影演到每星期六下午必有的场面，就跟拨了闹钟一样，分秒不差：骏马飞驰跃下峭壁，猛地转过身，风驰电掣冲上山谷，好像再跳一下，它们就会跑出银幕在仰起来看着他们的观众小脸上奔驰，这些脸就像是撒在地里的玉米衣。这时候爷爷醒了。他坐着一动不动大约有五秒钟之久。我都可以感觉出来他屏住气端坐着。他坐得笔直，安静极了。突然，他说了一声“骑兵”，便站起来。“福勒斯特！”他说，“贝德福·福勒斯特！出去！别挡路！”他边喊边摸索着从一个椅子爬到另一个，不管有没有人坐着，这样一直摸到过道。我们跟在后面想抓住他。他顺着过道走到门口，嘴里还直喊：“福勒斯特，福勒斯特！他来了！让开！”他终于走出电影院，我们跟着出去，留下半场电影没有看。爷爷在太阳光下眨着眼睛浑身直哆嗦；彼得好像呕吐似的用胳臂扶着墙哈哈大笑，父亲摇着爷爷的胳臂直说：“你这个老糊涂！你这个老糊涂！”还是母亲把他拦住了。我们半扶半抬地把爷爷搀过胡同走到大车停着的地方，又把他扶上车。母亲也上车坐在他边上，拉着他的手一直到他哆嗦得不那么厉害了。“去给他买瓶啤酒。”母亲说。
“我知道。你们怎么来的呢？坐大车来的？你们没有汽车吧？”
他喊了一个名字。原来黑鬼没有走远。他进来时，德·斯班少校已经转过身去，背对着门。他没有回头，只是用拿着母亲给他手绢的手指指桌子。黑鬼目不斜视地朝桌子走去。他脚步很轻，跟猫在地板上走路一样。他根本没有停步，在我看来，他好像还没有走到桌子跟前就已经转身往外走出去。一只黑手和白色的袖子晃了一下，我还没有看清楚，手枪已经消失；他从我面前走出去，我看不见手枪，不知道他藏在哪里。我看得出神，母亲说了两遍我才明白她是在跟我讲话。
我们喂完牲口挤好牛奶回家吃冷餐。饭后，我在炉灶里生上火，母亲放上茶壶，还放上一些可以烧够两人用的水的坛坛罐罐。我从后廊把澡盆拿进来。母亲洗盘子收拾厨房的时候，我和父亲坐在房前台阶上。去年12月彼得和我总是在这个时候走两英里的路去盖利格罗老人家里听收音机播送珍珠港和马尼拉的消息。可是发生的事情早已不仅仅是马尼拉和珍珠港了；而且彼得已经不在人世，不能再听收音机了。我也无心收听：既然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彼得停止呼吸时的确切地点，那么地球上并不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热爱彼得的人为他立一块纪念碑。彼得活在世界上每个地方，永远是战士中的一员，不管他们是死是活。因此，母亲、父亲和我不需要一个小木匣子来听那些见识过斗争和牺牲的人讲话。母亲叫我回厨房去。澡盆里的水微微冒着热气，盆边放着肥皂缸、我的干净睡衣和母亲用旧棉布口袋做的毛巾。我洗完澡，倒掉水，把澡盆给她放好，我们就躺下睡觉。
这是送孩子上学的公共汽车，就是去年冬天我来回坐着去法国人湾上学的那一辆。彼得每天早晚坐的也是这辆车，一直坐到毕业。现在车子往相反方向开，去杰弗生，而且只是星期六才去。我们站在又长又直的山谷路旁，老远就可以看见这辆车，还看得见在各自信箱旁候车的人一一上车，接下来轮到我们了。母亲递给索伦·奎克两个两角五分的硬币；这辆车是他装配的，归他所有，也由他驾驶。我们上车，车一直朝前驶去，很快坐满了，那些站在信箱旁边表示要乘车的人没法上车。车速渐渐加快，离终点二十英里、十英里、五英里，只剩下一英里了。汽车爬上最后一个山坡到了水泥铺的街道。我们下车坐在路边。母亲打开书包拿出鞋子和那瓶水，还有那块干净毛巾。我们洗好脚穿上鞋袜。母亲把瓶子和毛巾放回去，关上书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