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到家的，”普鲁伊特太太说，“因为他回家一个多星期以后我们才发现他有了个娃娃。”
我还记得大陪审团发现居然真有申诉状时的惊讶；法庭书记员宣读起诉书时，人们打赌说，陪审团用不了十分钟便能做出决定，赌注高达二十比一。区检察官居然不出面，让一个助手来出庭。不到一小时，一切证据都陈述完毕。于是，加文舅舅站了起来，我记得他当时望着陪审团的神情，他看了看十一位农民和店主，也看了看第十二个人，那个断送他胜诉机会的人，他也是个农民，一个瘦小的人，头发花白而稀疏，一副山里农民的长相——看上去，瘦弱憔悴、劳累过度却又让人觉得他是摧不垮压不断的，他似乎刚过五十就进入耄耋之年，因而能抵挡时光的销蚀。加文舅舅的声调很平静，几乎有点单调，不像刑事法庭里常能听到的拿腔拿调的叫嚷；只是他的词句跟他在以后生涯中用的不太一样。不过，就在那时候，尽管他才干了一年，他已经知道该怎么讲话了。我们乡下所有的人，无论是山里人、黑人还是平原地区有钱的种植园主，都听得懂他在说些什么。
“名字？”加文舅舅问，“什么名——没关系。说吧。”
“我在鲁福斯·普鲁伊特家里过了一夜，向他借了头骡子；我只说我想到处走走，因为我不想跟人说话。第二天早上，我把骡子拴在大门口，沿着小路走了进去。起初，我根本没看见老芬奇雷站在门廊里。”
“你好，普鲁伊特先生，”加文舅舅说，“看来他让他们没法做出一致的意见。告诉我，怎么回事？”
“告诉你妈，我们可能得在外面过夜，”他说，“告诉她我保证不让你挨枪打，挨蛇咬，也不让你灌太多的果味汽水……因为我一定得弄个明白。”他说。我们现在把车开得飞快，过了东北路，他目光明亮，并不迷茫，只是坚定而又热切。“他在县的另一头，离法国人湾三十英里的地方出生、长大，一辈子没离开过那个地方。他宣誓时说他以前从来没见过布克赖特。你看他一眼就会明白他从来没时间摆脱苦活去学会撒谎。我猜他以前连布克赖特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
“对，”他说，“告诉我吧。”
“那你还想要什么？”霍兰先生问道，“你想干什么？”
“我想你们并不知道，”普鲁伊特说，“羊跟牛不一样。你得两个来小时挤一次羊奶。这就是说夜里也得挤。”
“一个按日计工资的工作，”普鲁伊特说，“不是去发财；只是去也许多挣一点钱，冒个险花掉一两年的时间多挣一点钱，不再过他爷爷、他爸那样的生活，他爷爷一直种地种到有一天倒在犁把扶手中间，他爸也过着这种苦日子，也会一直过到有一天倒在玉米地的犁沟里断了气，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了，而他连个能来地里把他从土里抱起来的儿子都没有。他雇了个黑人在他不在的时候帮他爸种田。我能不隔些时候去他家看看他爸？”
于是，我们也坐了下来，他们两人讲了起来，儿子和母亲轮流着讲。
“奎克的，”普鲁伊特说，“贝·奎克老人的锯木厂。第二个圣诞节他没回来。后来，大约在三月初，就在法国人湾的河滩地开始干涸，可以沿滑木轨道运送木材的时候，就在你以为他会安顿下来干第三年的锯木活的时候，他回家来长住了。这回，他不是走回家的。他坐着一辆雇来的四轮轻便马车。因为他抱回来一只羊和一个娃娃。”
“他哪儿都不去，”普鲁伊特说，“因为杰克逊走到哪儿，那孩子跟到哪儿。要是他是在法国人湾把孩子偷来的，那他不可能把他藏得更贴身了。就连去汉文山商店买东西都是由老头去买。每年只有一次杰克逊和那孩子真正分开一小会儿，那便是杰克逊骑马去杰弗生付税。我第一次见到那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他像一头塞特种小猎犬。有一天，我听说杰克逊去杰弗生镇付税了。我就上他们家去了。那孩子躲在床底下，不吵也不闹，只是缩到一个角落里，朝外看着我。他没眨一下眼睛，简直就像有人头天晚上抓到的狐狸崽子或狼伢子。”
我们开车赶路快到中午时分。我们现在是在山里了，离开了富饶的平地，到了松树和蕨丛里面，这里土地贫瘠，小块小块偏斜的瘦田里长着枯萎的玉米和棉花，不知怎么回事，它们活了下来，就像它们供衣穿供食用的人多多少少熬了下来一样。我们驱车走过的路连小道都不如，弯弯曲曲，又狭又窄，坑坑洼洼，尘土遍地，汽车多半时候只能挂二挡。后来，我们总算看见信箱了，看见简陋粗略的几个大字：G.A.芬奇雷；信箱后边是一幢两间房间带露天门廊的小木屋，连我，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都一眼看出，这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女人的照料了。我们走进大门。
“好的，”加文舅舅说，“说呀。”
没有人看见我进院子。可我能透过随风摇曳的桑树叶子向屋里望去，不仅看见还听见——在房间的那一头九个气呼呼的带厌恶神情的人懒散地靠坐在椅子里；工长霍兰先生和另外一个人站在那个瘦小、憔悴、干瘪的男人的椅子前面。他叫芬奇雷。我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因为加文舅舅说过，在我们这地方你要想当个成功的律师或政客的话，你不需要能说会道，连头脑都用不着，唯一需要的是好记性，能记得住人的名字而不出差错。不过，我总是会记住他的名字的，因为他叫石壁·杰克逊——石壁·杰克逊·芬奇雷。
“等一等。”加文舅舅说。
加文舅舅谢谢他们。“我们带了些点心。”他说，“这儿到凡纳商店有三十英里，从那儿去杰弗生又是二十英里。我们这儿的路又都不大合适开汽车呢。”
“你说的都对。”芬奇雷说。
“总而言之，她待在那儿。我猜她知道她快要临产了，他对她说：‘我们结婚吧。’她说：‘我没法嫁给你。我已经有了个丈夫。’她临盆的时候到了，她躺了下来，躺在用玉米苞叶编的褥子上，他很可能用勺喂她吃饭，我猜她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起来了，他找来产婆，娃娃生了下来，很可能产婆和她都知道她再不会从褥子上坐起来，也许她俩最后把他也说服了，也许她知道这起不了作用，她说好吧，他便牵出爸让他留在锯木厂的骡子，骑了十英里地，赶到惠特菲尔德牧师家，在天亮前把牧师领到锯木厂，惠特菲尔德给他们举行了婚礼，她死了，惠特菲尔德和他把她给埋了。当天夜里，他来我家，告诉爸他辞工不干了，并且把骡子留了下来，过几天，我去锯木厂，发现他已经走了——那儿只有玉米苞叶做的褥子和那口灶，还有妈妈给他的盆子和长柄平底煎锅，都洗得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第三年夏天，那两个兄弟，两个桑普家的人——”
“他们那块地，”普鲁伊特说，“你从大路上可以看到一点。你看不到的那一片并不好多少。他爸和他爷爷都种这块地，养活了自己和一家老小，付了税还从来不欠人钱。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不过，他们做到了。杰克逊小时候刚长到够得着犁把扶手时就下地帮忙干活了。不过，他后来没长高多少。他们个子都不高。我猜这是他们能靠地养家付税不欠债的原因。到了一定的时候，杰克逊管起了这块地，他在地里干到快二十五岁，可看上去像是四十岁的人了。他不求人照顾，也不结婚，什么都不是，光是他和他爸两人住在一起，自己做饭，自己洗洗涮涮。他和他爸两人才有一双鞋，他怎么结得起婚？如果真值得找个老婆的话，那地方已经害死了他妈和他奶奶，她俩都没到四十岁就去世了。有天晚上——”
“他从木墩子上坐起身子，慢慢地、艰难地坐了起来。他气喘得不那么厉害了，脸色也好看一些，只是眼睛不对头，眼神迷乱，恍恍惚惚的。他抬起拿钱包的手，开始用钱包擦脸，好像那是块手绢。我相信他在擦脸以前根本不知道手里有东西，因为他把手放下来，盯着钱袋看了大约有五秒钟，然后随手一扔——他并没有使劲地扔出去；他只是随手一扔，就像你扔掉你在研究可以干什么用的一把土——把钱包扔到木墩子后面，然后他站起来，穿过场院朝树林走去，走得笔直但并不太快，看上去不比那小男孩大多少，他走进了树林。‘杰克逊。’我喊了一声。但他没有回头。”
“就是嘛，”加文舅舅说，“你干吗不早告诉我？”
“没有了。我都讲了，”普鲁伊特说，“第二年夏天，他跟孩子都不见了。”
因此，我们正好在太阳落山的时候赶到法国人湾村的凡纳商店。又有一个男人从空荡荡的门廊里站起身，走下台阶，来到我们的汽车旁。
“有个小东西又踢又抓我的腿；是那个小男孩，他一声不吭，只是在我和那兄弟边上转，用一块芬奇雷刚才在劈的木头使劲往上够着打我们。‘抓住他，把他抱到马车上去。’大的那个弟弟说。于是年轻的那个弟弟抓住那孩子，他跟芬奇雷一样抱不住，即使他给抱了起来，他还是又踢又打，纵身想往下跳，可他还是一声不响。芬奇雷使劲挣扎着拼命往前扑，一直到小弟弟和那孩子走得看不见了。接着，他全身软瘫了下来，好像他浑身骨头都变成了水，我和那大弟弟把他放下来，放在他劈柴用的墩子上，好像他身上根本没有骨头，他靠着他刚劈好的柴堆，喘着粗气，嘴角上冒出点白沫子。‘这是法律呀，杰克逊。’我说，‘她丈夫还活着。’”
“胡说八道，”普鲁伊特太太说，“你爸和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头上没有一片自己的瓦，住的是租来的房子，耕的是租来的地——”
“他就那么坐在骡子背上，三十英里的尘土跟骡子的汗水凝结在一起。他望着桑普。我不知道他来了多久了，他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骡背上望着桑普；后来，他调转骡子沿着进山的大路往回走。他这辈子实在不该走出那山地的。也许，正如有人说的，天下没有一个地方能躲过闪电或爱情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没把这两个名字联系起来。我知道桑普这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不过，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早就忘了。等我听说你的那个陪审团没能做出一致的决定，我才想了起来。他当然不肯投票让布克赖特获得自由……天黑了。咱们去吃饭吧。”
（陶洁 译）
“难道你不承认他要带着布克赖特十七岁的女儿逃跑？”霍兰先生说，“难道你不承认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枪？难道你不承认他刚一入土就来了个女人证明她是他的妻子？难道你不承认他不光是个无赖还是个危险人物；如果布克赖特没杀了他，迟早会有别人这么干的，只不过布克赖特运气不好倒了霉。”
“‘我知道。’他说，声音轻极了，‘我一直等着这一天。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大吃一惊。我现在没事了。’”
当时，他是个年轻人，才二十八岁，离开州立大学法学院才一年。他在外公的建议下才在读完哈佛和海德堡两所大学回家以后，又去上了州立大学法学院。他是主动接管这件案子的，还劝外公不要插手，让他一个人来负责。外公照办了，因为人人相信，这案子简单得很，只走走形式就能了结。
我们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鼻烟，往盒盖里倒了一点鼻烟，把鼻烟倒进下嘴唇里，小心翼翼地敲敲盒盖，让烟丝一点不落地都倒进嘴里。
“好了，”加文舅舅说，“后来呢？”
“你们纠缠他折磨他够厉害了！”老头说。他气坏了；他的嗓门仿佛突然升高，更为凶狠，带着难以控制的火气：“出去！不许上我地里来！滚！”
“是爸雇他的。不过，等我打听出来他是哪儿的人，我就知道他会干活，因为那儿乡下的人除了干苦活外没时间学别的事情。我还知道，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一定老实可靠：他们乡下没什么东西能让人想得不得了只好学会偷盗。不过，我当时估计不足的是他的爱心。我想我当初认为，他从那么样的地方出来，他从来就是一无所有，而且出于跟前面说的同样的原因——就连对爱的理解也在他以前早八辈子就消失了，从他第一个来这儿在老祖宗要对追求爱情还是想方设法生存下去这两者之中做出最后选择的时候开始，他们就顾不上考虑爱心了。”
他坐下了。区检察官的助手仅仅站起来，向法庭鞠躬致意，然后又坐下了。陪审团出去了，我们大家并没有离开屋子。连法官都没有退席。我记得，长凳上方的时钟走过十分钟，又走过半小时，法官示意叫过来一个法警，悄悄跟他说了句话，法警走了出去又走了回来，稍稍地对法官说了几句，法官站起身，小木槌一敲，宣告休庭。人们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某样东西传遍整个屋子。
他果然没投赞成票。当天下午，弗雷泽法官解散了陪审团，宣布案子在下一个法院受审期内重新审理。第二天早上，我还没吃完早饭，加文舅舅就来找我了。
“对，不见了。一天早上，他们俩都没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走的。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就上他家去了，可屋里没人。我就到地里去。老头儿在犁地。开始，我以为犁把扶手中间的横档断了，他用棵小树绑了起来。可他看见我就把小树一扔，我才发现那是管猎枪。我估计，他对我讲的话跟今天你们在那儿时对你们讲的差不多。第二年，老头又把那黑鬼找来帮他干活。后来，大约过了五年吧，杰克逊回来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的。有天早上，他就在那儿。那黑鬼又走了。他跟他爸又像从前那样种地干活。有一天，我又憋不住了，又上他那儿去了。他在犁地，我就站在篱笆边上。过了一会儿，他犁到篱笆边上，可他正眼都不瞧我一下；他犁着地，从我身边走过去，走了有十英尺远，还是没看我一眼，后来，他转过身子走了回来。我说：‘杰克逊，他死了吗？’这时候，他抬起头看看我。‘那孩子。’我说。可他只说了一句：‘什么孩子？’”
“我走到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普鲁伊特说，“我总是走到离田不远的地方去听他咒骂那黑鬼动作不够快，看那黑鬼拼命想跟上他。我总想杰克逊没找两个黑鬼来帮他种地真是做得对极了，因为那老头——他当时快六十岁了——要是在阴凉地的椅子里坐上一天，手里不拿把锄头或斧子干点活的话，那他一定等不到太阳落山就死掉的。于是，杰克逊走了。他是走着去的。他们只有一头骡子。他们什么也没有，光有一头骡子。路不算远，只有三十英里。他走了有两年半的样子。后来有一天——”
“对了，”普鲁伊特说，“他走了三十英里路回到家，过了圣诞节，又走了三十英里地回到锯木厂。”
“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所有的南方人，从一生下来便受到教育，知道有几件事情是高于一切的。其中的第一件——并不是最了不起的一件；只是首要的事情中的一件——便是：如果有人伤害了一条生命，他只能以命相抵；所以一人死亡只是事情的一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本来可以在那天夜里在被告离家以前阻止他，从而拯救两条生命；我们至少可以拯救一条生命，即使我们不得不为了阻止被告而夺去他的生命。只是，我们并没有及时了解一切。而这正是我要讲的内容——不是关于死者，死者的品德和他所干的那件事的道德性；不是关于自卫，论证被告是否有充分理由把问题发展到伤害生命的地步。我要谈的是关于我们这些没有死的人和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关于我们大家，本心想做得正确的人，不想伤害别人的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强烈的激情、感情和信念的人，我们在接受或拒绝这些复杂的激情、感情和信念问题上无可选择，无论我们有还是没有这一切，我们都尽力而为——这位被告，也是一位有着同样的错综复杂的激情、本能和信念，他遇到了一个问题——他女儿必然会遇到的苦难。他的女儿，由于年轻人的刚愎自用和愚蠢——这也是她跟别人一样并没有主动要求继承的亘古以来的复杂的激情、本能和信念——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于是，他尽他最大的能力和信念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没有要求别人帮忙，默默地接受他自己的决定和行动所带来的后果。”
“杰克逊还给他做衣服呢。”普鲁伊特太太说，“他亲自缝的，用手一针针缝的。我做了几件褂子，拿了过去。我只做了一次。他收下衣服，还谢谢我。不过，你看得出来的。他好像连土地都妒忌，因为它提供娃娃吃食让他能活下来。我还劝杰克逊带孩子去教堂，给他受洗礼。‘他已经取了名字了。’他说，‘他的名字叫杰克逊与朗斯特里特芬奇雷。爸两个名字都合适。’”
不过，这儿到镇上只有二十二英里，我们可以走公路，沙砾石铺的路；我们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可以到家；有时候，我们开车可以一小时走三十到三十五英里呢。加文舅舅说，总有一天，密西西比州的主要道路会铺得跟孟菲斯的街道一样好，美国每家人家都会有辆汽车。我们现在开得挺快了。
“头一个圣诞节的时候，他回来过。”普鲁伊特太太说。
“芬奇雷先生——”加文舅舅说。
这时候，一个声音喊了起来，“站住！站住，不许过来！”我们先头并没看见他——一个小老头，光着脚，胡子雪白、粗短而蓬乱，穿着一身带补丁的、洗得发白、跟脱脂牛奶颜色差不多的劳动布衣服，个子比他儿子还要瘦小。他站在破败的门廊边上，胸前端着一杆猎枪，浑身哆嗦，因为生气，也许是因为年纪太大而不由自主。
我们跟着他走进门廊，一位胖乎乎的白头发老太太，戴着一顶干干净净的条纹布的宽边遮阳女帽，穿一身干干净净的条纹布女裙，围了条洁白的围裙，正坐在矮摇椅里往一个木碗里剥紫花豌豆。“这位是史蒂文斯律师，”普鲁伊特说，“史蒂文斯上尉的儿子，从镇上来的。他想打听杰克逊·芬奇雷的情况。”
“‘我很抱歉，’那兄弟说，‘我们一直到上星期才知道。不过，他是我们家的人。我们要他回家。你待他好。我们很感谢。他母亲也感谢你的。给你。’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钱包，放在芬奇雷的手里。然后，他转过身子走掉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马车调过头下山回去了。后来，马车声听不见了。我不知道芬奇雷听见没有。”
“这话不错，”普鲁伊特说，“我不知道他锯木活儿干得好不好。他从来没个农场让他发现自己干农活的本领。可他确实把孩子养大了。”“是啊，”普鲁伊特太太说，“我老提醒他，‘我们从来没听说你结婚了。’我说。‘是的，太太，’他说，‘我们去年结的婚。孩子生下来，她死了。’‘她是谁？’我问他，‘是法国人湾的姑娘吗？’‘不，太太，’他说，‘她是南边人。’‘她姓什么？’我又问。‘史密斯小姐。’他说。”
“只有妈比我知道得还多，”普鲁伊特说，“上门廊里来吧。”
“喷鼻息的公羊上我们这儿来酗酒、打架、拿别人的牲口玩把戏以后，过了半年吧，有一天，他坐在这门廊里，喝得醉醺醺的，在胡吹乱说，身边围了六七个人，都是他不时看紧急情况用不正当手段或者偶尔用正当手段打得半死不活的人。他每次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他们便哈哈大笑。我正好抬起头，看见芬奇雷在路那边，骑着一头骡子。”
“我自己都没认出来。”奎克说。“我听说你的陪审团没能做出一致决定，而且只有一个人反对，我这才把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
“‘这是法律，杰克逊。’我说，‘不过，法律也有两个方面。我们进城去跟史蒂文斯上尉谈谈。我跟你一起去。’”
“2月里，有天下午——有几天天气比较好，我想我有点心神不定——我骑马去他那里。我看到的第一样东西便是她，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他那儿看见她——一个年轻女人，也许在她身体健康的时候，她还挺漂亮的；我说不上来。因为她不光是瘦，她是骨瘦如柴。她有病，并不只是看上去挨过饿，尽管她还能走动，还没有躺倒；这也不是因为她出不了一个月就会生孩子。我说：‘她是谁？’他看着我说：‘她是我老婆。’我说：‘你什么时候娶的？去年秋天你还没老婆呢。那孩子不到一个月就要生了。’他说：‘你要我们走吗？’我说：‘我干吗要你们走？’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根据我现在知道的事，根据三年以后她两个弟弟拿了法院批件来找我之后我打听出来的事。这不是根据他告诉我的话，因为他什么都没对人说。”
于是，他受理了这一案件。多年以后他还说，无论在他当私人律师还是当公诉人期间，这是他坚信正义和公理在他手里而又偏偏输掉的唯一一件案子。其实，他不能说是输掉了——因为在秋季法庭受审期内，这案子算是误判，第二年春季法院受审期做出无罪释放的决定。被告是个体面的富裕农民、丈夫和父亲，叫布克赖特，来自我们县偏远的东南角的一个叫法国人湾的地方；受害人是个爱说大话趾高气扬的暴徒，他自称巴克·桑普，不过，那些在他待在法国人湾的三年里被他用拳头征服的年轻人叫他“喷鼻息的公羊”；他无亲无故，一夜之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他是个惹是生非好打架的人，是个赌棍，大家都知道他私自酿造威士忌酒。还有一次，他赶着一群偷来的牲口去孟菲斯，半道上被人发现，牲口主人马上拿出证据证明谁是牲口的主人。他拿出一张出售牲口的票据，但县里没人认识单据上签了名的那个人。
于是，我们坐在上了锁的、空无一人的商店门廊里。树上的知了尖利地叫个不停，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萤火虫一闪一闪地飞来又飞去。奎克懒散地坐在加文舅舅边上的长凳上，浑身松松垮垮的，好像一动就会散架了。他用懒洋洋的嘲讽的口吻说话，好像他有整整一晚上的时间来讲这件事，而且讲这件事就需要整整一晚上。可是，他没花那么长的时间。就他讲的内容来说，他花的时间实在不够长。不过，加文舅舅说，要总结任何一个人的一生的经历，你并不需要太多的字；有人已经用十二个字概括了：他生了下来，他受了苦，他死了。
“我看见他时，他动作飞快迅疾，我还不知道他手里拿的是什么，那玩意儿已经轰的一声炸开了。我听见子弹把我头上的树叶打得嚓嚓直响，鲁福斯·普鲁伊特的骡子拼命挣扎，不是想挣断拴它的缰绳就是想吊死在大门柱子上。”
“你好，史蒂文斯先生，”他说，“这么说来，杰克逊·芬奇雷让你的陪审团悬而不决。”
“桑普。”加文舅舅说。他的嗓门并不高。天黑得挺快，我们这儿天黑起来总挺快的，我根本看不见他的脸了。“说呀。”他说。
“你去了。”普鲁伊特太太说。
“就是嘛，”普鲁伊特太太说，“他连尿布都没有。他只有几块撕开的面粉口袋布，产婆教他怎么放尿布。所以，我做了几块尿布，我上他那儿去；他留下那黑鬼帮他爸在地里干活，他做饭，洗衣服，照料孩子，挤羊奶喂孩子。我总说：‘让我来照顾他。至少到他可以断奶的时候。你想的话，也住到我家里来。’而他总是看看我——一个又瘦又小，早已筋疲力尽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坐下来好好吃个够的人——对我说：‘多谢您了，太太。我能对付。’”
“我们走到半夜才停下来。我想，即便我没东西可骑，我还是有了个机会。可等我们卸了马，躺了下来，那大弟弟一直没睡。‘我不困，’他说，‘我要坐会儿。’所以，一点用也没有，我睡着了，太阳出来了，一切都太晚了。大约八九点钟，我们到了那个信箱，信箱上的字很大，谁都不会错过这地方，房子空荡荡的，看不见人也听不见有人说话。后来我们顺着斧子砍木头的声音走到房后边。他从柴火堆里抬起头看见了我猜三年来每天太阳出山他就想要看到的景象。因为他没有停下来。他对小男孩说：‘快跑，快到地里去找爷爷。快跑呀。’他对着那大弟弟冲了过来，手里的斧子已经举了起来而且已经在往下砍。我一把抓住斧子把，那大弟弟抓住了他，我们俩把他举了起来，紧紧抱住他，或者说，努力想抱住他。‘住手，杰克逊！’我说，‘住手！他们带了法警来的！’”
加文舅舅不是一直当县政府律师的。不过，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而且他不当县政府律师的时间很短，短得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记得。就是上岁数的老人也不是个个都想得起来有这么回事。因为他当时只承办了一件案子。
“我实在没办法，”芬奇雷说，“我不能投票赞成布克赖特先生应获得自由。”
“这没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他说，“很多时候，正义是通过经不起检验的方法而得以实现的。他们把陪审团的人挪到朗丝韦尔太太做饭的后屋去了。那间屋子正对着那棵桑树。要是你能溜进后院而不给人发现，爬树的时候要小心——”
“说得对，先生。”加文舅舅说。他看着我，目光明亮，面庞消瘦、敏感，蓬乱的头发开始花白了。“过来，契克，”他说，“我找你有点事。”
“好吧，”普鲁伊特说，“有天晚上，他来找我说他在法国人湾找了个锯木厂的工作。”
“我一直在等你。”他说，“看来你白费劲了。”他对加文舅舅眨了下眼睛。“那个芬奇雷。”
“跟她一样，黑黑的——最小的那个看上去真像她——他们坐着四轮马车上这儿来，还带了个不是副治安官便是法警一类的人，还有写得清清楚楚、盖了图章、加了大印的文件。我说：‘你们不能这么干。她是自己上这儿来的，生着病，一无所有，是他收留了她，给她饭吃，照料她，还找人帮她生孩子，找了牧师把她安葬入土；她死以前，他们还成了亲。牧师和产婆都可以作证。’那个大弟弟说：‘他不能娶她。她已经有丈夫了。我们已经找过他。’我说：‘就算这样，当初没人要那娃娃的时候，是他收养了他。他给他吃给他穿，养了他两年多了。’那个大一点的兄弟从口袋里掏出个钱包，掏出一半又放了回去。‘我们会认真处理的——等我们见到那孩子的时候，’他说，‘他是我们家的人。我们要他，我们一定会找到他。’当时我想，这世道真不是应该有的模样。那可不是我第一次想到世道不该如此。我说：‘他家离这儿有三十英里呢。我想你们要住一宿，让马也歇一宿。’大弟弟看着我说：‘马不累。我们不打算停下来。’‘那我跟你们一起去。’我说。‘欢迎你来。’他说。”
“他可没时间不干苦活去学撒谎。”普鲁伊特说，“不过他养活了那男孩。秋收以后，他让黑鬼回家，第二年开春，他跟老头像从前一样干活。他做了个像印第安人常用的那种小背包来背孩子。地里还冰凉的时候，我有时候去他那儿看杰克逊和他爸犁地砍柴枝，小背包挂在篱笆上，那娃娃坐在里面睡得呼呼的，好像背斗是鸭绒垫的眠床。那年春天他学会走路了，我常常站在篱笆边上，看着那个一丁点儿大的家伙在犁沟中间拼命想追上杰克逊。杰克逊犁到拐弯的地方会停下来，走回去，把他举起来让他骑在脖子上，然后扶起犁杖接着犁地。夏天快完的时候，他已经会满地走了。杰克逊用根小棍和一小块木瓦给他做了把小锄头。你能看得见杰克逊在齐大腿高的地里割棉花，可你根本看不见那孩子；你只看到他待的地方棉花在摇晃。”
“他就这样来我家干活了，跟黑鬼干一样的活，拿一样的工资。一直到秋末，河滩地积水了，我们打算关门过冬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跟爸达成协议，他留下来当巡夜人和看守人，一直当到第二年春天，只放三天假回家过圣诞节。他就这么待下来了。第二年开工的时候，他已经学会很多东西而且还在不断学习。夏天没过，他已经能够一个人照管锯木厂的全部活计。到了夏末，爸根本不上锯木厂去了，我只是高兴去才去，也许一星期去个一次两次的。到秋天，爸都说他打算给他盖个小棚屋，不让他再住在锅炉房里，睡用苞叶做的褥子，使破旧的坏厨灶。那年冬天他还留在厂里。他那年圣诞节什么时候回的家，他什么时候走的又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因为连我过了秋天都没去过他那里。”
我急急忙忙跑回家，吃了饭又赶回城里。办公室还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外公一向不管谁给绞死了，谁没有给绞死，他吃过饭总要睡午觉，可他第一个回来了。三点钟过了，全镇的人都知道，加文舅舅的陪审团由于一个人而不能做出一致的决定，十一个人赞成无罪释放，一个人反对。这时候，加文舅舅匆匆走了进来，外公说：“唉，加文，至少你及时把说的话停了下来，只让你的陪审团没做出一致决定，而没让你的委托人给绞死。”
“等一等。”加文舅舅说。
“当然他不会投这一票的，”加文舅舅说，“人间谦卑而不可战胜的人——苦熬、苦熬又苦熬，明天、明天又明天。当然他不会投票赞成让布克赖特获得自由的。”
“来吧。”加文舅舅平静地说。他的眼睛依然明亮、热切、坚定而严肃。我们现在不开快车了。不出一英里，我们便又见到了一个信箱。这一次，那房子是粉刷过的，台阶两边种的是喇叭花，周围的土地要肥一些，而且，这一回，那个男人从门廊里站起来，走下台阶到大门口。
那件事本身是个古老而毫无新意的故事：一个十七岁的乡下姑娘，被小伙子的吹嘘、勇武、大胆和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挑逗得想入非非；做父亲的给她讲道理，跟一般做父母的遇到这类事时表现得完全一样；接下来便是禁令、封锁、不得出门和不可避免的午夜私奔；于是，第二天凌晨四点钟，布克赖特叫醒治安法官、区首席官员威尔·凡纳，把手枪交给凡纳，并且说：“我来自首。两小时以前，我杀了桑普。”最早赶到现场的名叫奎克的邻居发现桑普手里有一把拔出一半的手枪；孟菲斯的报纸对这件事做了报道；一周以后，有个自称是桑普妻子的女人来到法国人湾，她出示结婚证书表明身份，一心想领取他也许留在身后的钱财或家产。
他们望着他，等待着，普鲁伊特坐在门廊栏杆上，普鲁伊特太太还在把豌豆从长长的、一碰就破的豆荚里剥出来，她边剥边望着加文舅舅。他的眼睛并不显得喜出望外，它们以前也并不显得困惑或狐疑好奇；它们只是更加明亮了，仿佛眼睛后面的某样东西突然燃烧起来，沉着而更为凶猛，但还是很安静，仿佛它走得要比讲述的快得多。
“等我听说了上他们那儿去的时候，”普鲁伊特太太说，“那娃娃还不到半个月大。他怎么养活这娃娃，光靠羊奶——”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找到她的。我不知道是他在某个地方找到她，还是有一天或者有一个晚上，她自己走进锯木厂，他抬起头看见了她。这有点像有人说的——没有人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闪电或爱情会击打过来；不过，有一点是明白的，它不会击打两次，因为它用不着击打两次。我也不相信她当时是在寻找那个遗弃了她的丈夫——很可能她一说她怀孩子了，他就丢下她逃跑了——我还不相信她出于害怕或羞愧而不敢回家，因为她兄弟、她父亲都曾想过办法不让她嫁给那个男人的。我想那是因为一种黑皮肤的，并不特别聪明的人的相当冷酷的血缘傲气。她的两个兄弟后来在这儿的一个来小时里也充分表现了这种傲气。”
“谁的锯木厂？”加文舅舅问。
“请弗雷泽法官允许你撤回你的演说吧，让查利替你做总结。”外公说。可我们已经走出屋子，下了楼梯。加文舅舅走了一半停了下来，我们站在楼梯中央，离上面和下面都一半的地方，他的手放在我肩上，他的眼睛更加明亮，更加聚精会神了。
于是，普鲁伊特先生把一切告诉了他，尽管那时候，加文舅舅有时候会忘了注意他的讲话，会倒回去用哈佛大学甚至海德堡大学的语言。大家好像一看他的脸便知道，他提出问题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
“不见了？”加文舅舅说。
他们请我们留下来吃饭。
“我会的，”我说，“我会让他获得自由的。因为巴克·桑普是个坏蛋。他——”
“法国人湾？”加文舅舅说，他的眼睛更明亮、更机敏，也很专注。“说吧。”他说。
“不，你不会的。”加文舅舅说。他一手抓住我的膝盖，尽管我们的车开得很快，黄色的灯光束和黄色的土地平行。虫蛾一团团撞入光柱又四散地飞出去。“他想的不是巴克·桑普，那个长大了的男人。如果他处在布克赖特的境地，他也会像布克赖特一样很快地开枪打死那个男人。那是因为布克赖特杀死的那具丧失人格的兽性的躯体里还保留着那个小男孩，也许不是他的精神，至少是对他的记忆，那个小男孩，那个杰克逊和朗斯特里特·芬奇雷，尽管那个男人，那个小孩长成的大人并不知道这一切，只有芬奇雷知道。你也不会投赞成票的。别忘记这一点。永远不要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