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那时起，她家的大门始终是关着的，除了有六七年，当时她大约四十来岁，在这段时间里她开设了一个教授瓷器彩绘的班子。她把一楼的一个房间辟为教室，南军沙多里斯上校那一代人的女儿与孙女儿们会按时一课不拉地前来学艺，就跟星期日上教堂往受捐献盒里投入一枚二角五硬币时同样虔诚。这整段时间，她都是不用缴纳税款的。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眼看着那个黑人头发变得灰里带白，脊背越来越弯，提着个篮子进进出出，每年的十二月，我们都给她寄去一张纳税通知，一个星期之后原件又由邮局退了回来，意思是“无人收取”。时不时，我们倒能从楼下的一个窗子里见到她的身影——显然她是把三楼的门牢牢地钉上了——她仿佛是神龛里的一尊雕刻出来的偶像，也许是看到我们，也许是没再看，我们根本说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就这样地活过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高高在上，深不可测，无法接近，怪僻乖张，令人望而生畏。
再往下去她去世了。在一所充满尘埃与阴影的宅子里病了一阵，只由一个自己走路都走不稳的黑老汉来伺候她。我们都不指望能从那个黑人那里打听到任何消息了。他跟谁都不说话，也许对她也是这样，像是由于久不说话，他的嗓子已经变得完全喑哑了。
接下去，新的一代成为镇子的主持者与精神领袖，彩绘班的学生也长大成人，渐次离开，也不再逼迫她们的孩子带着这样那样的颜色盒、讨厌的画笔盒和妇女画报上剪下来的插图上她家来了。前门在最后一个离去的学生之后关上，这一回是再也不开，永远关上了。在小镇实施免费邮递制度时，爱米丽小姐不让邮局在她的门上钉上一个金属号码牌，底下连着的邮箱也坚决不让钉。他们说的道理她一概置之不理。
这却是镇上人最后一次的见到霍默·巴罗了。至于爱米丽小姐，大家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那黑人拎了卖菜的篮子进进出出，可是前门总是关闭着的。时不时我们可以见到她出现在窗前，姿势与几个男人去洒石灰的那个夜晚一样，不过大约有六个月她没有上街。大家知道这也是预料中的事；仿佛老爷子脾性那么暴烈，曾多次让女儿的生活多番遭受挫折，死去后依然恶毒执拗，不肯轻易放过女儿似的。
于是，第二天，我们镇上的人都纷纷说“她要自杀了”。我们还说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当我们最初看到她与霍默·巴伦开始同出同进时，我们都说过：“她准会跟这男的结婚。”接下去我们又说，“她还得想法子让这男的向她开口求婚呢。”因为霍默自己跟人说过——他喜欢跟男人厮混，大家都知道他在埃尔刻人俱乐部跟比他嫩一些的人一块儿喝酒——这不像是个快要结婚的人的行为呀。再后来我们又说：“可怜的爱米丽。”此话是躲在格子窗后面说的，这是在星期天下午，我们瞅见两人坐着马车扬长而过，爱米丽小姐高昂着头，霍默·巴伦则把他那顶帽子歪推在头后部，牙缝里叼着一根雪茄，将马鞭捏在戴黄皮手套的手中。
因此当霍默·巴伦离去时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诧异——街道铺设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稍稍感到失望，是因为缺少了一番送行告别的热闹，不过我们都相信他离去是为爱米丽小姐的前去做好准备，或者是提供一个机会让她把那对堂姐妹赶走。（到此时，大家都拧成一股绳，站在爱米丽小姐这一边，指望她把那对堂姐妹轰走了。）一点儿不差，一个星期之后她们离开了。而也果不其然，正如大家猜想的那样，三天不到，霍默·巴罗又回到镇上来了。一个近邻见到一天黄昏时分，那个黑人启开厨房门，将他让了进去。
她死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在一张围有帐幔的沉重胡桃木床上，她那花白的脑袋靠在一只枕头上，那枕头长久不见阳光已经变得发黄与长满霉菌了。
这时候，有几位上层社会的女士开始议论，说这件事是地方上的一个耻辱，对年轻一代也是个坏榜样。男人都不想多管闲事，可是女士们终于迫使浸礼会的牧师——爱米丽小姐一家都隶属圣公会——去拜访她。访问时发生了什么牧师始终绝口不谈，可是他死也不肯做第二次的拜访了。接下来那个星期天，那一对男女驾着马车在大街上张扬开了，第二天，牧师太太便径直给爱米丽小姐在亚拉巴马州的亲戚写了信。
于是爱米丽小姐的家里又有她的近亲来访了，我们便稳坐家中，静观事情下一步会往何方发展。最初，任何进展都没有。我们料定这对情侣必将结婚。我们听说爱米丽去过一次首饰店，订制了一整套银质男用盥洗器具，每一件上都刻有H·B的字样。两天后我们又知道她购买了一整套男人服饰，连睡衣也包括在内，于是我们说：“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着实高兴。我们高兴的是，比起爱米丽小姐，那两位堂姐妹倒更加具有格里尔森家族的气质。
等到大家再次见到爱米丽小姐时，她已经发胖，头发也开始变得花白了。接下去的几年里头发花白得越来越厉害，直到变成了铁灰色，后来便不再变得更白了，一直到七十四岁去世时，她一直保持着生气勃勃老年男子的那种铁灰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