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说，“我就是得这样。我就是要这么做。我就是得上这儿来。我就是得找到你。”
这屋子在那个办公室后面，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我们坐着，那个兵抽着烟，时间不长；我一听见脚步声就知道彼得来了。头一个兵打开门，彼得走了进来。他根本没有穿军服。他看上去跟他昨天早上上公共汽车时一模一样，只是在我看来那起码是在一个星期以前；许多事情发生了，我也已经旅行了很久了。他走了进来，站在那里看着我，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只不过我们是在孟菲斯这里了，在去珍珠港的路上。
我又跟他说一遍：“我得去孟菲斯。我没有时间跟你详细说，我也没有时间走过去。反正，我得在今天到那里。”
“什么？”那个兵说，“谁？”
“你给我闭嘴，”妈哭着说，“没人在跟你讲话。去给我抱一捆柴火！这才是你能干的活儿。”
“你快八岁了，是吗？”她说。
“帮他干什么？”我说，“他永远也赶不上趟了。他也不可能再落后多少了。我跟你揍他们日本人的时候，他当然能够照料这巴掌大的一个农场。我也得去。要是你得去的话，那我也得去。”
“是一只绿鹭鸟的蛋，”我说，“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吧。这值一块钱哪。我只要七毛二分钱就卖给你。”
可那年纪大一点的太太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
“我得走了。”我说。
她已经拿起电话。她停了下来。“咖啡？”她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喝咖啡的？”
他居然不在那里。里面有个袖子上有个很大的箭头的兵在写字，他前面站着两个人，我想里面好像还有些人。我觉得我记得里面还有些人。
“不了，”我说，“我不饿。我到家再吃。”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她根本不接。
“我想不出来为什么找不到？”我说，“要是我没有先看见彼得他也会看见我的。他也认识我的。”
尔后警察也走了，没有再回来。我吃起夹肉面包。随后又来了好多人，他们买了票，后来公共汽车站里的那个人说到时候了，该走了，我就跟彼得一样上了车，我们就走掉了。
“来，”她说，“我们回家吃饭去。”
“好的，麦克凯洛格太太。”那兵说。
“我想我们还没有学到太平洋那一段呢。”
“要是能让你回家住下来，我会去割人脖子的，”我说，“彼得，”我说，“彼得。”
“你？”他说，“你去打仗？”
“当然你得去，”年纪大的说，“你肯定你到孟菲斯能找到你哥哥？”
“不行，”他说，“那些公共汽车的主人一定要现钱交易。要是我用鸟蛋、牲口之类的东西换车票，他们会开除我的。你现在上长凳那儿去坐下，像福特先生——”
“就一会儿，”她说，“我已经打了电话要了车。车马上就到。你难道连牛奶都喝不了？要不来点你要的咖啡？”
“那你为什么要去？”我说。
他就那么躺在那里，比他真睡着了要蠢得多，而且有样东西，我能感觉到这东西从他身体里冒出来，好像他甚至在生我的气，不过我知道他想的不是我，又好像他在为什么事情发愁，不过也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要发愁的事情。
“我知道。还有的是时间。我们先回家吃饭。”
我努力想绕过他朝门口跑去，可他的动作比我认识的哪一个大人都要快得多，几乎跟彼得差不多。他挡在我前面，背朝门站着，一只脚稍稍抬起来一点，因此我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走出去。“回去上长凳那儿坐下，待在那儿。”他说。
“不行。”彼得说。他看看那个兵。“我实在不知道他怎么了，中尉，”他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用刀子扎过人，”他看看我，“你干吗要在这儿这么做？”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在我记事以前吧。”
他转过身把手放在我胸口，因为现在是我笔直地硬邦邦地仰天躺着。
“噢。”他说。接着他告诉我怎么走法。开始我担心在孟菲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也许不知道该怎么走。可我还是成功了。我只不过又打听了两次。后来我就到了，我实在是非常想躲开那些横冲直撞的汽车和推推搡搡的人，还有那乱哄哄的场面，我想，现在用不了多久了，我想，要是其中有一群是已经参了军的人，那彼得可能在我看见他以前先看见我。于是我就走进屋子。可彼得不在里面。
“不，”她哭着说，“你不要走。我宁可我替你去，要是可以的话。我可不要救国家。那些日本人可以拿走，留着它，只要别来惹我，我的家，我的孩子。可我记得我弟弟马许和另外一次战争。他还没到十九岁可他得去打仗，我妈妈跟我现在一样也不明白。但她对马许说要是他非去不可，他就得去。所以要是彼得非去打这场仗不可，那他就得去。就是别要求我弄明白这是为什么。”
“好吧，”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然而他告诉我我不能去。开始我以为他就是不想要我跟在他身后，就像他去追塔尔家姑娘的时候不要我跟着去一样。可他告诉我，是军队不要我，因为我太小了。这时候我知道他是真有这种打算，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做我都是去不了的。不知怎么回事，在这以前我一直不相信他会自己一个人走的，现在我知道他要去了，而且他无论如何是不会让我跟他去的。
“等一下。”她说。
我又跟他说一遍：“他昨天参的军。他要去珍珠港。我也是。我要追上他。你们把他放哪儿了？”现在他们大家都看着我，可我根本没把他们放在心上。“说啊，”我说，“他在哪儿？”
于是在外面等着，后来又来了一位太太，也是个年纪大的，也穿了件皮大衣，但她身上的香味闻着还不错，她没有什么书写笔也没有什么个人档案。她走了进来，那兵站了起来，她马上东张西望，一直到她看见我，她走过来，把手轻轻地、很快地、很自然地放在我的肩膀上，就像妈那样。
“好吧，”我说，“那你就闭上嘴让我睡觉。”
当时我们还在种巢菜，这本应该在11月15日以前种完的，可因为爸又晚了，就像我和彼得认识他以来他总误事一样。我们还有柴火得收进来，可每天晚上我跟彼得总去基尔格鲁老人家，在冷风里站在他的客厅窗户外面听他的收音机；然后我们回家上床躺下，彼得就给我讲那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说，他给我讲一会儿，然后他就不给我讲了。好像他不想再说了。他会叫我闭嘴，说他要睡觉，可他根本不要睡觉。
“我得走了。”我说。
“当然，”那人说，“你上长凳那儿去坐下。福特先生一会儿就回来。”
我们回到家。妈跟爸早就睡了，我跟彼得上床躺下，我还是不明白那水在哪里，彼得又讲一遍——太平洋。
“什么？”开公共汽车的人说。
但没有人理会他。年纪大一点的太太只是站在那里低头看着我。她又说了一声“唉”，然后从钱包里拿出一块钱，交给公共汽车站里的那个人，“我想他该买儿童票吧。”
“来了，”她说，“汽车来了。”我们又进了那个有一个穿戴讲究的黑鬼的、小小的会活动的屋子。这次是一辆大汽车，开车的是个兵。我跟他一起坐在前座。她给了那兵一块钱。“他也许会饿，”她说，“给他找个像样一点的地方。”
“你揍大家伙，我来揍小家伙。”我说。
“我知道该怎么办，”公共汽车站里的那个人说，“我要掏自己的腰包给他买一张票，作为保护公司不出现闹事或流血事件。福特先生向市董事会报告的时候，这就成了一件市政大事，他们不但会还我钱还会发我一个奖章哩。怎么样，福特先生？”
“不行。”他说，“别说了。别做声。”他是当真的，我知道他是当真的。不过我肯定那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我不闹了。
“你就这么问？上哪儿去参军啊？”我说。
“你从哪里来的？”警察说。
“好吧，宝贝儿，”年纪大的说，“我们要帮你找到你哥哥，但首先我们得要为我们的卷宗立一个个人档案。我们得知道你的名字和你哥哥的名字，你在哪里出生，你父母什么时候去世的。”
那天晚上我说：“什么？日本人？什么是珍珠港？”彼得说：“嘘。”
“对，”我说，“什么柴火不柴火的，我看我们得去。”这一回他听见了。他还是安安静静地躺着，可这是另一种安静。
然后她亲了亲他，接着我们走出大门，爸拎着彼得的旅行袋，不管他要不要。天根本还没有亮，我们上了公路走到信箱边上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天才蒙蒙亮。后来我们看见公共汽车亮着车灯开过来，我一直看着那辆公共汽车等它开过来，等彼得招手让它停下来，果然，这时候天就亮了——我没注意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现在我跟彼得都等着爸说话，说几句傻话，就像马许舅舅在法国受伤，爸在1918年去过得克萨斯就足以在1942年拯救美国之类的傻话，可他一直没有说。他表现得也不错。他只说：“再见，儿子。永远记住你妈说的话，有空就给她写写信。”接着他跟彼得握握手，然后彼得看了我一阵子，把手放在我头上，使劲揉我的脑袋，都快把我的脖子给拧断了，接着他跳上公共汽车，那家伙把车门关上，公共汽车嗡嗡地响起来，接着就开动起来，嗡嗡声、嘎嘎声、嚓嚓声越来越响；它开得越来越快，车身后面的两个小红灯好像并不变得越来越小，只是好像跑到一起去了，好像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碰在一起变成一盏灯。可它们并没有变成一盏灯，后来公共汽车就看不见了，即便如此，我几乎快要放声大哭了，尽管我都快九岁了。
“哪片水那头？在奥克斯福德的政府水库那一边？”
“他没有穿外套！”年纪大的说，“他到底是怎么一个人上这儿来的？”
“呃哼，”公共汽车站里的那个人说，“我真不知道规章制度该是什么。我很可能因为没有把他装箱并且在箱子上注明是毒品而被开除。但我愿意冒这个险。”
（陶洁 译）
“我可以给你们大家劈柴打水的！”我说，“你们总得要用柴用水的！”
我们就又出发了。我们在孟菲斯城里转来转去，现在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在阳光下亮晶晶的。不知不觉，我们又回到今天早上公共汽车走过的公路——那一爿爿商店和那些大轧棉厂和锯木厂，在我看来，孟菲斯好像要过好几英里才会出城。后来我们又在田野和树林之间奔跑，车开得快了，除了身边那个兵，我好像根本从来没有去过孟菲斯。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快就会回到家，我想到我坐着一辆大汽车，由个兵开着进法国人湾，忽然我哭了起来。我根本不知道我打算哭，可我停不下来。我就这么坐在那兵边上，大声哭着。我们开得很快。
“听见了，彼得。”我说。
“好了，以后绝对不许再这么做，听见没有？”彼得说，“把刀子放你的口袋里，放里面，不许掏出来。要是我再听说你对人动刀子了，不管我在哪儿我都会赶回来把你揍个半死。你听见了吗？”
我们又走了一条街。然后看到了公共汽车，就跟昨天早上彼得乘的那一辆一样，只是现在里面不点灯也没有人。这儿有一个跟火车站一样的正规的公共汽车站，有个售票处，柜台后面有个人，警察说：“坐那儿。”我就在长凳上坐下，他拿起电话说了一会儿，放下电话对售票处柜台后面的人说，“看着他。等哈伯山姆太太起床穿好衣服我就马上回来。”他走了出去。我站起来走到售票处。
天不冷，只是他妈的黑得厉害，那条公路在我面前伸展得远远的，好像因为没有人走过它就长出一半，就像人躺着要比站着长一样，所以，有一段时间里，好像我还没走完去杰弗生的二十二英里的路大太阳就会追上我。但它没有。我上山走进城的时候天刚刚亮起来。我能闻到小木屋里煮早饭的香味，很希望我想到带一块冷饼，不过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彼得告诉过我出了杰弗生才能到孟菲斯，可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八十英里。于是我站在那空荡荡的广场上，天一点点地亮起来，街灯还点着，那警察低头看着我，而我离孟菲斯还有八十英里，我走了整整一夜才走了二十二英里，照这个速度走下去，等我到了孟菲斯彼得早就出发去珍珠港了。
“不行。”彼得说。他现在的口气不那么理会，说话也不那么快了，声调几乎很低很平静，我知道我现在没法改变他的主意了。“你一定得回家。你一定得照顾妈，而且我还得靠你照料我那十英亩地。我要你回家。今天就回。听见了吗？”
“我不认识什么福特先生，”我说，“我要乘那辆公共汽车去孟菲斯。”
“那是什么？”他说。
“他们可以把这个国家拿走留着它，只是不要给我和我家的人添麻烦。”她说。接着她又说：“永远别忘了你是谁。你不是有钱人，出了法国人湾，天下没人知道你是谁。但你身体里的血跟任何地方任何人的血一样好，这一点你千万别忘了。”
“我会跟人打听上哪儿去参军，”彼得说，“现在睡吧。”
“等一下。”那个兵说。他又打了个电话，我又说我最好动身回去了，他又说：“等一下。记得彼得跟你说的话吗？”
“柴火，去他的。”彼得说。
“那小家伙拿刀扎我！”头一个兵嚷嚷着说。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又想扑上去，可那些家伙抱着我，两个人对付一个，那个戴背带的兵说：“好了，好了。伙计，把你的刀收起来。我们这儿的人都没有武器。男子汉大丈夫是不跟赤手空拳的人动刀子打架的。”我开始听他说话了。他的口气和彼得跟我说话时一样。“放开他。”他说。他们放开了我。“好吧，这打打闹闹都是为了什么？”我告诉了他。“我明白了，”他说，“你来这儿是要在他离开以前看看他好不好？”
“我并不需要什么个人档案，”我说，“我只需要去孟菲斯。我得在今天赶到那里。”
我朝门口走去，但他抓住了我，他一手摁柜台，跳了过来，追上我，伸手来拽我的衬衣。我一把掏出我的小刀，嗖地打开刀子。
“唉，”她说，“唉，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拿出那火柴盒，把那只绿鹭鸟的蛋拿出来。“我拿这个跟你换一张去孟菲斯的车票。”我说。
“他可能是不住在那里，”警察说，“不过这也没法说。他可能住在随便什么地方，不管他穿没穿外套。现在这种时候和日子里，他们说不定哪天就从鬼——地方冒出来，男孩还有女孩，路还走不好就想吃早饭了。他昨天也许在密苏里，也许在得克萨斯，谁知道呢。可他好像很肯定他哥哥在孟菲斯。我只知道我得把他送那里去，让他自己去找。”
“谢谢，”我说，“哦，我想我不如现在就起身往回走。有挺长一段路得走呢。”
年轻的那一个在长凳上坐下，坐在我身边，打开一个手提包，拿出一支书写笔和几张纸。
“听见了。”我说。
“你是说你在这里没有亲人？”警察说，“除了那个哥哥没有别人了？要是你哥哥在孟菲斯你大老远地上这儿来干什么？”
“不，”他说，“你得待在这里帮爸的忙。”
可他没在听。他躺在那里，像铁一样又冷又硬地躺在黑暗里。“我得去。”他说，“我可不能容忍那帮人这么对付美利坚合众国。”
“甭管那个，”我说，“告诉我彼得在哪——”
“我得去，”他说，“我就是得去。现在你赶快睡觉。我得一早赶那早班公共汽车。”
之后我看见孟菲斯了。我知道这一次我一定猜对了。它高高地站在那里，快到天上了。它看上去像是十几个比杰弗生还要大的镇子加在一起矗在一块田的一边，高耸入天，比约克纳帕塔法所有的山还要高得多。随后我们就进了孟菲斯，在我看来，公共汽车隔几英尺就停一下。汽车在它两边呼呼地开来开去，街上挤满了从全城各地来的人，多得我都不明白怎么全密西西比州居然还会有人有空卖我一张公共汽车票，更别说要写什么个人档案了。后来公共汽车停了下来。这儿又是一个公共汽车站，比杰弗生那个要大得多。我说：“好吧。大家都到哪儿去参军的？”
第二天早上他告诉妈和爸。妈还好。她哭了。
之后他们都走了。后来警察又回来，带了份夹肉面包，把它给了我。
“好吧，”我说，“我听说孟菲斯是个大地方。你怎么才能找到部队待的地方？”
后来，有一天——在这以前除了我们在柴林里砍树的时候骂我没有把柴火劈够以外，他什么话都不跟我说——他说：“我得去。”
“好吧，”彼得说，“现在我得走了。”他又把手放在我头上。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拧我的脖子。他只是把手放在我头上。接着，他弯下身子亲了我一下，他要是没这么做我就是狗，后来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和关门声，我一直没有抬起头，就是这么回事，我坐在那里摸彼得亲过的地方，那兵仰躺在椅子里，望着窗户外面咳嗽起来。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出样东西，没有转身看我就递给了我。那是一片口香糖。
“你有他的名字吗？”他说。第一个兵回到桌子前面查看一些文件。
“不对，”我说，“我八岁十个月了。快要十一个月了。”
我没有什么办法走出门去。他站在那里，背靠着门。所以我就走回到长凳那儿。后来我觉得车站里好像到处都是人。那警察又来了，还有两个穿皮大衣的太太，她们的脸都化妆过。可她们还是看上去像是匆匆忙忙起的床而且不大高兴这么匆忙起床，一个年纪大一点，一个年纪轻一点，低着头看着我。
“我不希望有这一天，”彼得说，“大家上战场不是去玩的。一个人不会为了玩就离开他妈让她哭哭啼啼的。”
我看到了所有的城镇。我都看见了。公共汽车开得飞快时，我发现我已经累得直想睡觉。可我从来没看见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们开出了杰弗生，经过了田野和树林，接着又进一个镇又出了那个镇又经过田野和树林，接着又进一个有商店、有轧棉厂、有水塔的镇，我们沿着铁路开了一阵子，我看见铁路标志杆在移动，后来我看见火车了，后来又过了几个城镇，我简直累垮了直想睡，可我不敢错过什么。后来孟菲斯快要到了。在我看来，这开始就是好几英里。我们经过一大片商店，我想这肯定是孟菲斯了，公共汽车就要停了。可这还不是孟菲斯，我们又往前走，经过一批水塔和工厂上空的烟囱，要是它们是轧棉厂和锯木厂的话，我从来不知道有那么多轧棉厂和锯木厂，也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大的轧棉厂和锯木厂，我不知道它们上哪儿去找足够的棉花和木材来开工。
“我也想搞明白，”警察说，“从他嘴里我什么都打听不出来，只知道他哥哥在孟菲斯，他要回那里去。”
“当然他得去，”我说，“那些日本人——”
“他在这儿，”他说，“他昨天入伍的。他正在一支今天早晨出发去小石城的队伍里。”他手腕上戴着块表。他看了一眼。“火车还有五十分钟才开。如果我了解乡下青年的话，他们可能现在都已经到火车站了。”
“你怎么回事？”彼得说，“都快九岁了。9月以来一直在上学。你难道没学点东西？”
他要不是动得比那公共汽车站里的人还要快，我就是狗。他根本不是从桌子上跳过来的，他是绕着桌子冲过来的，我还不觉得他已经到了我的身边，我刚来得及往后一蹦，抽出我的小刀，打开刀子就扎了一下，他大喊一声，往后一跳，用另一只手捏住这只手，又喊又骂。
“跟我来。”警察说。
“不是，”彼得说，“在大海那头。太平洋。”
“去哪里？”我说。
“我想，就要点火腿、鸡蛋和咖啡吧。”我说。
“对，”彼得说，“你就是不能去了。首先你还太小，其次——”
后来两个家伙从后面把我抱住，接着从后边一扇门里又走出一个兵。他扎着一根皮带，一个肩膀上斜挂着一根吊裤子的皮带。
那兵站了起来。“谁让你进这儿来的？”他说，“别胡说八道了。出去。”
“你要是碰我一下，我就拿刀砍掉你的手。”我说。
“在我们砍够柴火以前？”
“对，”我说，“我今天得去孟菲斯。”
于是他不说话，躺了回去。我躺在那里好像已经睡着了，没过多久他就睡着了，我知道他是因为想去打仗才发愁得睡不着的，现在他终于决定要走了，他不再发愁了。
“你挺运气的，哈伯山姆太太，他这么跟你说，”公共汽车站里的那个人说，“我认为他身上没有枪，可他打开那把刀时真他——我是说，快极了，跟任何男人一样快。”
于是我就去抱柴火。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跟彼得和爸尽量地把柴火抱进来，因为彼得说爸所谓柴火够多了就是墙上还靠着一根劈柴，妈还没有把它放进炉膛，妈在为彼得出发做准备。她把他的衣服洗干净补好，又给他煮了一鞋盒的干粮。那天晚上我和彼得躺在床上听她一边哭一边给他理旅行袋，过了一会儿彼得坐起来，穿着睡衣走到后面去，我听见他们在讲话，后来妈说：“你非去不可，所以我愿意你去。但我不明白，我永远不会明白，也别指望我能弄明白。”后来彼得回来上床，像块铁一样硬邦邦地安静地躺在那里，后来他说，他并不是对我说，他也不是在对什么人说：“我得去。我就是得去。”
那兵不再写字了。他伸开两只手放在桌上。“哦，”他说，“你也要去，啊？”
我跟爸回到家。整整一天我们都到柴林里干活，一直到后半晌我才有了个好机会。我拿了我的弹弓，我还很想拿上我所有的鸟蛋，因为彼得把他收集的鸟蛋送给了我，他还帮我收集，他跟我一样也喜欢把放鸟蛋的盒子拿出来看一看，尽管他已经快二十岁了。可那盒子太大了，拿着走长路不方便，而且还让人提心吊胆，所以我只拿了那只绿鹭鸟的蛋，因为这是最好的一个，把它好好地包起来放到战争火柴盒里，把它和弹弓藏在谷仓的一个角落下面。后来我们吃了晚饭，上了床，我然后想，要是我还得待在那间屋子，躺在那张床上，就算再来一个晚上我都会受不了的。后来我听见爸打呼噜，可我一直没听见妈出什么声响，不管她睡着了没有，但我想她没睡着。于是我拿起我的鞋，把它们扔出窗外，然后我爬了出去，就像我从前看彼得爬窗户，那时他才十七岁，爸说他还太年轻，不能在夜里像公猫似的去找女朋友，因而不放他出去，我穿上鞋，走到谷仓，拿了弹弓和那只绿鹭鸟的蛋朝公路走去。
她有辆汽车。现在我们就夹在所有的车子的中间。我们几乎是在公共汽车的下面，所有街上的人都离我们近得很，要是我知道他们是谁，我都可以跟他们讲话了。过了一会儿，她刹住汽车。“到了。”她说。我看了看那栋房子，要是那是她家的话，那她一定有个大家庭。不过，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走过一个种着树的门厅，走进一个小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黑鬼，他穿的制服可要比那些大兵气派得多，黑鬼关上门，我大喊一声：“小心！”还伸手去抓。可什么事都没有；那小屋子只是往上，然后停了下来，门打开了，我们进了另外一个门厅，那太太打开一扇门，我们走进去，里面也有一个兵，年纪挺大，也有系裤子的背带，两边肩膀上各有一只银色的鸟。
“不，”我说，“我来是为了——”
“我得去孟菲斯。”我说。
“他能自己回去吗？”那个兵说。
“当然你得去，”我说，“那些日本人——”他猛地翻过身来，他好像呼地翻过来侧身躺着，在黑暗里看着我。
另外一个家伙从后面把我一把抱住，我用小刀去扎他，可是够不着。
“不行，”彼得说，“你回家去。”
我们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们点着灯吃早饭，因为公共汽车六点钟就经过这里。妈不哭了，只是神色阴郁，忙忙碌碌地把早饭一样样放在桌上让我们吃。后来她把彼得的旅行袋收拾好，可彼得根本不想带什么旅行袋去前线，但妈说规矩人无论到哪里，就算上前线，都得换衣服，都要有地方放衣服的。她往鞋盒里放炸鸡和饼，还把《圣经》也放了进去，这就到了该走的时候了。我们这时候才知道妈不去公共汽车站。她只是把彼得的帽子和外套拿了过来，她还是没哭，只是站在那里两手扶着彼得的肩膀，她站着不动，就那样扶着彼得的肩膀，可她看上去又厉害又凶狠的样子，跟头天夜里彼得翻身对着我说我总而言之还算不错的神情一模一样。
可他已经转身去找第一个兵，那人正在用手绢包他的手。
“去打那个仗。”彼得说。
“不了，”我说，“我得赶公共汽车回杰弗生呢。”
于是我们就站在那里，天真冷，听收音机里那个人说话，只不过我怎么也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后来那人说眼下他就说这么多，我跟彼得就上路走回家，彼得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快二十岁了，去年六月已经读完联合中学，知道好多事情：告诉我日本人往珍珠港扔炸弹了，而珍珠港在水那头。
“我想我也是没有办法，”我说，“不过也许还得再打几年，我还能去。也许有一天我会闯进来跟你碰头的。”
“从我记事以来你总是落后的。”彼得说，“反正我要去。我得去。”
“你肯定你能找到你哥哥？”他说。
“那我就是不能去了。”我说。
年纪大的那一个看看我说：“他看起来好像不像是住在孟菲斯的人。”
“老天爷，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
我又跟他说一遍：“我得去孟菲斯。我哥哥在那儿。”
“是啊，”我说，“他们总得要柴和水的。我可以劈柴担水。快说啊，彼得在哪儿？”
“对。”年纪大的那一个说。
“我们到了，”那位太太说，“这是麦克凯洛格中校。好了，你想吃什么饭？”
“我想我回得去，”我说，“我就住在一个地方。我想那地方还不至于跑掉了。”
她打了电话。我们就坐着，我告诉他们彼得当天早上刚出发去珍珠港了，我本来打算跟他一起去的，但我现在得回家照顾好妈，管好彼得的十英亩地，她说他们也有一个个子跟我差不多的小男孩，在东部上学。后来一个黑鬼，是另外一个，穿一件好像下摆短一点的衬衣似的外套，推了一辆像独轮手推车的东西进屋来。上面有我的火腿、鸡蛋、一杯牛奶，还有一块馅饼，我以为我饿了。可我咬了一口以后发现我咽不下去，我马上站了起来。
我走到那个在写字的兵的桌子跟前，我说：“彼得在哪儿？”他抬起头，我说：“我哥哥。彼得·格里埃。他在哪里？”
“对，”彼得说，他又翻过身去，“别说了，睡吧。”
“我想能找到，”我说，“我只有一个哥哥，认识他有一辈子了。我想我看见他会认出来的。”
“他自己一个人来的这儿。”彼得说。
彼得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给了我。“这可以买一张公共汽车票一直到我们家的信箱那里，”他说，“我要你听这位中尉的话。他会把你送到公共汽车站。你回家，照顾好妈，管好我的十英亩地，把刀子放口袋里别掏出来。听见了吗？”
我告诉他：“你得用柴用水来做饭。我可以给你们大家劈柴担水。”
“总而言之，你还行，”他说，“我因为对付你要比对付他们大家加在一起还要麻烦得多。”
“把他叫到这儿来，”戴背带的那一个说，“给车站打个电话。叫脚夫给他找一辆出租汽车。你呢，跟我来。”他说。
可爸不行。他是那种闹的家伙。“去打仗，”他说，“哼，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丁点儿的用处。你还没到征兵入伍的年龄，这不，国家还没有受到侵犯。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总统在注意事态的发展，他会通知我们的。还有，在你妈说的那次战争里，我被招兵了，给送到得克萨斯，在那儿待了快九个月一直到他们终于不打了。在我看来，有了你舅舅马许在法国战场真的受了伤，这对我，至少我这辈子在保卫国家方面也就够了。还有，你走了，我要人帮忙干农活时该怎么办。看来我要大大地落后了。”
“不，彼得，”我说，“我也得去。我得去。我也心痛的呀。”
我又说了一遍：“大家都到哪儿去参军的？”
我和彼得常去基尔格鲁老人家听他的收音机。我们总是等到晚饭以后，等到天黑，然后我们就站在基尔格鲁老人的客厅窗户外面，我们听得见是因为基尔格鲁老人的妻子耳朵聋，他总把收音机的声音尽量调大，因此我想，我和彼得跟基尔格鲁老人的妻子一样能听得清清楚楚，尽管我们是站在外面，而且窗户是关着的。
“你明白了吧？”警察说。他说得好像他挺得意似的。“我跟你说过的吧。”
“老天爷这是干什么？”他说。
“你有钱吗？”他说，“这要七毛二分钱呢。”
他从来不像爸那样误事，更别说有什么事情赶不上趟。他从联合中学毕业的时候，爸给他十英亩地，我跟彼得都觉得爸少了起码十英亩地高兴得很，少了一些自己要发愁的东西，而彼得在这十英亩地上都种了巢菜，翻了一遍，平整好准备过冬，所以，不是那么回事。可又有点事儿。我们每天还是去基尔格鲁老人家听他的收音机，现在他们去了菲律宾，但麦克阿瑟将军在挡着他们。然后我们就回家，躺在床上，彼得不肯告诉我任何事情，也不肯说话。他就那么一声不吭地躺在那里，安静得像是个隐蔽的伏兵，我碰碰他，他的身子或腿硬极了，一动不动跟铁似的，过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