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比笑了，“亲爱的，他们在写这个提示的时候，也要想到像达拉斯和杰夫这种人。他们不指望我们会猜出‘柱基’这种名词。”
我在哪里？我在童年时期的教堂，听一场关于《利未记》的布道；我在东京一间旅馆房间，置身在像妓女的圣诞节的红色天鹅绒景色中。
我盯着他，好像他说的是另一种语言。我们又不是青少年。我不知道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服务台之类的地方？”我对艾比说。今天我们的拍摄小组有摄像师罗伯和音效乔伊。罗伯是个魁梧的澳洲人，乔伊是个精壮的美国人，这两人都在附近徘徊。“有什么人可以问的？”
“然后呢？你就想来打声招呼吗？”
“不是。”他的语气突然间很正经，“其实我只是想来问你一个问题。”
所以，在昨晚，也就是仍然漆黑的清晨时分，当我在后座休息，艾比开车通过比利时的时候，我想到了《幻想岛》，而我也找到了力量，将一直侵袭我的那些火热的思绪结束。我想象自己走下飞机，进到一个炎热而且植物蓊郁的白天；我想象自己知道有人在一旁保护我，不让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因此我安心地举起酒杯放到嘴边。
这部电视在我十岁、十一岁时停播，但在之后几年，当我开始意识到那折磨我的不幸后，我就更常回想到这个观念：你不能相信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有机会让幻想成真，你会知道其实根本不要它最好。我很肯定如果我能去那座岛，轻声告诉“罗尔克先生”我渴望什么，那么我终会恍然大悟，何以我不该有那种感觉。我会发现一个重大的缺失，某种意外的转折，给我力量抛开身体传达给我的讯息。在想象中，我永远也想不出到底这种转折会如何发生，但是我知道它一定足够让我终止一切徒劳无益的渴望。
我发现肯恩就坐在水池的水泥边上，背对喷落的水，正看着我。他露出浅浅的笑容，举起一只手不经意地挥了挥。我很快别过头去。单单看着他的脸，就让我害怕又羞愧，但是心底却还有别种东西：一种细微而不堪的轻浮意味。
“他说他们把雕像安放到柱顶以前，所有建造过柱子的石匠都在柱顶举行一场晚宴。”
“这星期我在伦敦有工作，”他说，“我听说今天他们会拍你。”
“答对了。”她以胜利之姿宣布，“你们赢得下一个提示。”
这段车程中只有一两次，我想到和肯恩在东京共处的时刻。从那天起我就没有见过他了，我猜制作人给他的工作已经结束，要他回去了，再不然就是去接另一个工作。其实这样最好，虽然我必须承认，最初几天我发现自己四处找他。即使现在，事情发生快一个星期了，我的心思仍然忍不住偶尔回到他身上。这些念头可以形容为“幻想”吧，我猜，不过倒不是性方面的。我曾猜想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甚至（上帝助我）他生活中会不会有我的位置。这类幻想很危险，是不对的，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要把思绪从那里拉回到我此时此地创造的现实生活中，却是很困难。这话也许听来可笑，可在那些时刻，我发现回想倒很有用，我回想的不是圣经或是我听过的任何布道，而是我收看《幻想岛》得到的教训。
我朝柱子走去，并且做了个不显眼的手势，要肯恩跟着我，没想到却突然发现罗伯拿着摄像机跟在我后面，这可把我吓坏了。
“是的。”我说。我紧紧握住艾比的手，这是我的生命线。记住这一点。
“哦……对。很好。”突然间我意识到我仍然戴着飞行帽，那棕色的皮带还愚蠢地垂在我耳朵外。我把帽子摘下，用手抚平我的头发。
“好主意啊，亲爱的。”
我在这里该做什么？我应该和我妻子在一起的呀，我要多久才能学到这个教训？我握住艾比空着的那只手——她另一只手拎着鸟笼——迅速走向芭芭拉的亭子，而我一直都知道肯恩的目光在我身上。我们必须走过他。我让自己目光向前。
“对不起，什么事？”
一会儿，肯恩走进来。正眼看他，让我感到很尴尬，我把水打开，伸出手在流出的冷水下。肯恩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的洗手台前。
“没错。”她有没有听出我声音有多么不自然？
艾比戳了戳我的手臂。“你明白了吧？”她说。
“抱歉，”他说，“我奉令要跟着你。”
他一脸嫌恶的表情。“我不认为上主对同性恋有什么意见，”他说，“我想上帝会对伪善的家伙有意见。”
她交给艾比一金一银两个信封，我们重回阳光下的扰攘中。艾比又走远几步，把东西放下。她打开银色信封。我往四周看着，要找肯恩，让我惊慌的是，我看到他从坐的地方站起来，朝我们走来。
“呃，我不清楚你看的是哪一本《圣经》，”我说，“不过我没兴趣跟你讨论神学。”音调低了一些，这样好多了。“事实是，我在东京失足。如此而已。我犯了错，而现在我准备要走真正正直之道。”我把手里的湿纸巾揉皱，用全力捏扁。“现在，”我极力保持尊严地说，不过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如果我们都说完了，我必须回到我妻子身边了。”
我和艾比车开得很快，结果看来我们是最早到的人。不过其他队伍在我们后面没多远，等下大家也都会到加莱港等第一班渡轮，所以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到了。我和艾比接着会到特拉法加广场，因为提示中提到鸽子，看起来我们的方向对了。我们刚到，就看到芭芭拉站在喷水池边她那个玻璃亭子里。我们把车停在一个特别标出来的地方，让工作人员替我们还车，然后走进人群。直到此时，我们还不知道关键词是什么，我猜它和“石匠”以及一顿“危险的晚餐”有关。
“好。”他说，目光盯着我，让我感到很不安。“我只想知道：我们在东京的事情以后，你是不是可以承认那所谓的‘前同性恋’根本是狗屁？”
“我没看到，”她说，“不过这里有个旅游团。也许我们可以跟着他们听导游讲解。”
“对不起，”我说。别这样，回到现实吧，“我猜我在想别的事。”
我们打开玻璃亭的门，芭芭拉笑着。然后我们走进冷冷的空气中。
“我再看看提示。”我说。我好想转过身，看肯恩是不是还在那里，是不是还在看我。我故意半转过身，拉开背包口袋的拉链去拿提示，看到他仍然坐在喷水池边，笑得更厉害了，那模样就像在看一场表演。他穿着短裤，我很难不让自己的目光在他大腿肌肉上停留。
“好。”我说，发现自己有点发抖。我把水关了，伸手去拿纸巾。
和罗伯走到男厕门口之后，我独自进去。摄像人员通常不会跟着我们进洗手间，尤其是公厕，因为公厕里会有其他人不想被镜头拍到。这种小小的隐私权他们倒是会给的。厕所里很热闹，人们进进出出，忙着自己的事。我站在洗手台旁等着。
“我们还没说完。”肯恩说，嘴角带着笑意，身体前倾，有那么可怕而刺激的一瞬间，我以为他要吻我。“我认为你这人很卑劣。”他迸出这些字，好像这些话他已经憋了很久。“你做的事会伤害别人。你参加的团体、你们要散布的讯息……”他摇着头说，仿佛找不到够强有力的字眼。“这是很危险的。羞耻会要人命。你知道青少年同性恋者的自杀率有多高吗？”
“我只是要你知道，”他说，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我，我感到虚弱。“那天我们的情形，我拍下来了，我拍下在那间旅馆房里发生的每件事情。带子在制作人那里。等它播出以后，全世界都会看到你是多么虚伪的人！”
我本来要绕到柱子的另一边，不让艾比看见，但是我又改变路线，反而朝着靠近台阶的公厕走去。我希望肯恩会跟来。我不知道该怎样私下和他说话，不过他显然是有话要跟我说，而我可不能让他跟踪我和艾比。
令人敬佩的情操。这一定是个非常高贵的人，才会临死还有这么崇高的念头。我肯定我的遗言一定非常通俗。
艾比略感兴味地看着我。“你的魂到底飞到哪儿啦？”她说，“我们现在可是在伦敦参加比赛。”
“我只是要去洗手间，”我对他说，“你可以跟艾比在一起。”
“柱子。”我说。
我们就跟着一个站在一根突出在广场上的巨柱基部的旅游团——大部分是美国人。导游是个中年英国人，说话声音大而低沉，他打着一把红伞，虽然现在并没有下雨，我猜是要他的团员能够容易看到他。
“贾斯丁和艾比，”芭芭拉说，“你们已经解出谜底、找出关键词了吗？”
“嗨，”他说，“你选的地方还真浪漫呀。”
“那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我还小的时候，许多个周六夜晚都和我妈一起看电视度过。那是很温馨的时刻：晚睡，又吃爆米花，虽然我必须怀疑，花这么多时间建立这种与母亲的认同关系，对于一个男孩子的发展到底健不健康。不过我们当时很快乐。她很喜欢《爱之船》，我也还算喜欢，不过对我来说，《幻想岛》才是当晚的高潮。我喜欢片头那浓密的绿树，穿白色服装主角的那种热带成熟世故，以及各集客串明星举起色彩鲜艳的鸡尾酒致敬的画面。不过，有趣的是没有一个人的幻想会如他预期的那样成真。故事中总有重大的危险，总是有无法预见的后果。每一集都是一出“道德剧”，告诉观众：许愿要谨慎，每件事都有代价。它说的是：不要要求太多，你已经拥有你需要的一切了。
他声音里的讽刺意味让我很火。“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尽可能冷冷地问。
我瞪着他。“绝对不会。”我说。我的音调提高了些，我不高兴时就会这样，我会忘了在“救赎会”那些性别再训练，说起话来又像个男同性恋了。我调整我的音调。“你一定是太看得起自己了，”我说，“如果你以为跟你在一起一个下午就会让人忘掉上主的话。”
我把背包放下，靠近艾比的背包，再把滑雪杆和飞行帽也放下。
“这根柱子有一百八十尺高，”红伞男人说，“柱顶的纳尔逊有十八尺高。关于它的建造，有个很有趣的故事……”通常我非常喜欢这类假期历史课。在我自己的假期，我和艾比一起的假期中，我总是要找这种导游团，我喜欢接受熏陶的感觉，而不只是完全休闲。但是现在我的疲倦已经开始显现，我发现我的心思开始游移。我四下看看塞满广场的成群游客、寻找拿零食的游客的鸽子，然后懒懒地把眼光瞄向水池那边，完全不听了。
“好。”她说。她的心思已经分散到信封的封蜡上了。
“这座典雅的纪念碑，”他正在说，“叫‘纳尔逊纪念柱’，是伦敦最受喜爱的地标之一。它是为了纪念伟大的海军英雄纳尔逊将军而建，纳尔逊将军在一八零五年特拉法加战役中阵亡，但是之前他打败了拿破仑以及法国和西班牙舰队。他的遗言是‘感谢主，我已尽责’。”
“好了。”说着，我把卡片从背包里抽出。专心一点。“‘伦敦最危险的晚餐场景，今日唯见鸽子觅食此地。’所以一定是‘柱子’。除非他们要找的是更像建筑名词的词，比方说‘柱基’之类。”我的脸好烫，我想我恐怕是脸红了。
里面很冷，我不知道芭芭拉怎么受得了。我和艾比像两个冻得快死的可怜人，站了有一辈子那么久，等待她的裁决。
我在洗手台旁边站了几分钟，想要恢复镇定。我必须回到外头艾比那边，我必须想出我该怎么做才不会让这个情况毁了我。当我离开公厕走到阳光下，看到罗伯在等我，还拍摄我走出来的样子，我才发现——却太迟了——这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戴着胸麦。可以想象他们要怎么做这一段：拍摄厕所门的画面，然后尽可能大又清晰地播出我和肯恩的对话。也许他们还会加上字幕，这样观众连一个字也不会漏掉了。可是如果我堕落的行为都已经记录在影片上，这些又有什么差别呢？我看到艾比站在广场上，朝我挥着手。她看起来很担心的样子，因为我去了太久。我让自己表情镇定，挺直身体走向她。我是她的丈夫，我必须尽我所能地保护她。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要像个男人。
我头昏眼花，快要喘不过气来。一时间我以为自己要昏倒、呕吐、跪跌在地上。我扶着洗手台边缘，撑住自己。肯恩看着我的反应。他看起来很得意，看起来像是毁掉一个人的生命是他做过的最令他满意的事。
我们到特拉法加广场时，我的兴致高昂。和艾比一起长途开车旅行正是我的需要——男人和妻子因为共同目的一起旅行。这个意象完全符合童年我对做个成年人的概念，也提醒我自己希望的生活是什么样貌。我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我想，开车走过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车窗打开，轻松地和艾比闲聊，我可以做到的。我想象有一天我们也会载着一车在后座吵吵闹闹的孩子这样旅行；有一天我们会有一本相册，里面满是这样美好时刻的留影。
“你看一下提示，看能不能想出什么来，”我很快说，“我必须去找洗手间。”
“滚出去！”我说，好像我有权利把他从这间公厕逐出一样，好像我是这间男厕的主人一样。我想到我的父母坐在那里看着儿子在电视上，我想到“救赎会”所有成员等着要听我传布他们怀着希望的讯息。还有艾比，哦，艾比。
“好，我们去告诉芭芭拉吧，”她说，“我们领先得不多，一分钟前我还看到罗拉和卡尔。”
我怕她还会问我在想什么，开始在心里编答案，但是她却没问。“好，我猜我们有答案了，”她说，“你想关键词是什么？纳尔逊？柱子？雕像？”
“是呀，没问题，”他说，“我走。”他就走了。怎么会这样呢？甚至在这个危机和惊恐的时刻，当我看到他走开，我还是感到胸口有一阵哀伤的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