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继续说：“就算你们在路上遇到，也不可以说话或是用任何方式沟通。凯西，这是你下一回合的线索。罗拉，如果你往左边看去，你会看到林肯总统拿着你的提示走过来。”我依她说的看去——果然，来了一个亚洲脸孔、有一把惊人大胡子、个子矮到极点的林肯总统。他神色肃穆地朝我一鞠躬，递给我一金一银两个信封。
“或是她自己。”卡尔又加上一句。他学的芭芭拉比较像。“说真的，我觉得我开始懂一些日本东西了。”他转身面对走回来站在我们后面的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厨房城市在哪儿？”卡尔问。两个男孩笑了笑，耸耸肩。
这列火车外观整洁又漂亮。我拖着行李往前走，滑雪杆几乎刺到前面的女人。车厢里很挤，看起来也没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座位，于是我和卡尔分开了。一直到把滑雪杆和飞行帽塞到座位上方的行李架，又把背包塞到座位下面，我才四处张望找凯西。我没有看到她，但是我猜她可能在另一个车厢。然后，当车门关上，火车要离开时，我往窗外看去，竟看到凯西在月台上。她的摄像师奥斯丁已经站开来，准备拍长镜头。凯西的目光往车厢内搜寻了一下后，终于看到了我。她举起鹦鹉笼，露出微笑，之后我就看不见她了。
“她还好。”凯西说。我想从后视镜看她，但是她正低头看着婴儿，让我看不清楚她的表情。
我从凯西身上学到，你要问她什么问题，必须非常小心。我们冷战很久了，当她被指责时，就索性完全把自己“关闭”。我也想到当一个女人刚生完孩子，不管情况如何，她都理当获得一点礼遇，最起码你不能把车停下，抓住她的肩膀大喊：“你到底在想什么鬼啊？”可是这又正是我想要做的。所以我把脑中乱窜的问题仔细筛选一番，删掉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我没教你避孕吗”、“孩子还活着算你运气”这些话，而问她：“她在后头还好吗？”
“我不知道，”我说，“以我的理解，比赛的这个部分是——”我尽可能模仿芭芭拉咬文嚼字的语调，“要为他自己打拼了。”
我到售票口卖力地向票务员打听到东京的最佳方式，发现日本的铁路系统真让人头昏眼花，虽然我和凯西换了两趟车到这里，但我相信回去一定有更好的方式。柜台后面那位先生拿出地图，指给我们看几条不同的搭乘路线，可是他不会说英文，所以只能比画，像演哑剧。他指了东京几个站名，我却不太清楚该去的是哪个站。
“祝你好运，”芭芭拉说，“还有一件事——你们最好尽快到达‘会合点’，否则……后果很严重。”会有多严重？除了把我们送回家以外，他们还能对我们怎样？谅他们也不会搬出政府法规砍了我们手脚！
这段话下面有一排斜体字，写着：“你的任务是‘太卷’。”
我关上手机，交给冒牌林肯。他又鞠了个躬便离开了，可能是要赶赴忙碌的行程：先用另一种语言发表“盖兹堡演说”，再被一个日本版的凶手布斯暗杀。
再回到这个电视国度吧。我在“西部村庄”逛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和凯西简短通过电话，又极力躲开那些一定会叫我“小女士”之类的日本牛仔，才明白在西部酒店里那个头发蓬乱的金发机器人是玛丽莲·梦露。（为什么玛丽莲·梦露会出现在重现“旧西部”的场景中？我不知道。我猜大概是她的电影生涯中拍过几部西部片吧，也或许这个乐园的建造者无法想象美国缺了玛丽莲·梦露吧？）我想我们的动作慢应该没大碍。我知道前同性恋队的贾斯丁已经离开，而这里还看得到那个疯癫弟弟杰夫、发明家莱利，以及昔日高中情人杰森。但两个童星一个也没看到。
“你觉得她怎么样？”我问。
这时她似乎在等待什么回应。“哇！”我说。他们像这样打乱比赛规则是有点奇怪——而且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我们弄出两件“宝物”？——但是也不算太让人震惊，毕竟实况节目就是靠转折和惊奇才那么红，他们这样安排其实还挺客气。不过我替凯西担心，这部分她得靠自己了。
她出生当晚，在凯西把我叫醒，告诉我关于这个孩子让人昏倒的大消息之后，我用很慢的速度开车到医院。凯西抱着孩子坐在后座，而装着胎盘的垃圾桶放在我旁边座位的地上。结果等到好几个小时以后离开医院，我才发现我们忘了把它带去急诊室，以至于车里鲜血和生产的味道过了好几个星期才消失。
“你们现在必须交回手机。”芭芭拉说，“凯西，你的手机给我；罗拉，请把你的手机交给我们的第十六任总统。”我听到另一头传来凯西一阵笑声，一时间还真想她。但我也明白这是可以想见的：一辈子都在一条线的另一头听她的声音。
“罗拉和凯西。”她说。我得把话筒移开耳朵一些。“我有个消息要宣布，或许会让你们吃惊：你们两人将不会一起参加‘寻宝回合’。在比赛的这个部分，各参赛者要为他自己打拼了。”她夸张地停了一下，再加上一句：“或是她自己。”我猜她是打算让这话听起来很有意义，但其实说了等于没说。
我要搭汽车回鬼怒川时，正好看到凯西在火车站。我对她笑，她却转过头。对了——不能有任何形式的沟通。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凯西去年才练习这个技巧：她知道万一我们参加节目，这个技巧就能适时派上用场。
凯西打了个呵欠。“我想也是。”她说。
凯西低头看着婴儿的头顶。她说话时的语气谨慎而且平稳。
凯西跟亭子里的芭芭拉说关键词时，我通过手机在场——摄像师戴夫这时建议我站在罗斯摩尔山前面，摆个手持电话的姿势，好让他取些巧妙的画面——突然，我听到芭芭拉尖锐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
“这种‘分头进攻’方式怎么样，依你看？”卡尔问我。
“我猜是东京一个地区，那里的居民受到巨型打蛋器的恐怖统治。”
我一辈子重复听过不少家族故事，比如我叔叔四岁时就发动了一辆车、我爸妈搬家那天狗走了五里路回到旧家，其中有个故事老是令我难忘。在我家族的某一代，曾有个婴儿在他母亲到屋外晾衣时淹死在澡盆里。这个母亲是我奶奶的一个姑姑，已经深深嵌在我们家族历史当中，我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不过我有时会想到她，我想象她在知道出了什么事的前一刻站在阳光下，她两只手上冷水、肥皂和湿棉布的味道，还有微风中飘动的白色床单……这些总在我心中挥之不去。“从此以后她变了个人。”我奶奶说完这个故事总会加上这句话，好像会有什么疑问一样。
放不坏的鲜鱼。
在街巷间寻觅
“你可以早点告诉我的。”我说，尽量不让语气听起来像批评。
前去东京的厨房城市，
婴儿又开始哭了，凯西把她抱到肩膀前。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动作深深打动了我：她是个母亲了，我心想，我体内有某样东西在抽动。
我打开银色信封。
“你们想不想上电视？”他问。两人一脸茫然。“如果要上电视，你们就必须扮一个像这样的鬼脸。”他伸出舌头，眼珠往上吊。两个男孩哈哈笑了起来。卡尔指指摄像机，并朝他们比画，要他们学他做。他们听懂了，于是三个人站在那里一起扮鬼脸，直到我们听到火车汽笛声，男孩的妈妈叫他们回去。布兰登在后面跟着跑，他必须要他们母亲签名同意才能让他们上电视。
“厨房城市？”我问，但是他摇头。最后我选了一条看起来比较直接的路线，并买了票，决定到火车上再问别人该在哪里下车。
我拿齐了行李——我和凯西分那些“宝物”时，大部分笨重的东西我拿，幸好鹦鹉是她拿——然后朝游乐园出口走去，摄像小组跟在后面。旅游指南给凯西拿了，所以我要坐上回东京的火车，在路上想办法猜出“厨房城市”指的是什么。我也希望凯西可以做到。她虽然已经十八岁，但却很嫩，像是温室里长大的孩子。或许这是我的错，但我们大多随兴所至地照顾子女，你只能希望当大势已定后自己做得还不坏。只是到目前为止，我可不能算是好得不得了。
“没错，”我说，“或是那里的人可能都住在大冰箱式的房子里，而汽车都用面板当轮胎。”这话真是太白痴了。我一向不擅长这种事。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的体重是让我不和任何人打情骂俏的理由，如今我却突然明白我根本就是低能。
“我不知道。那你知道‘厨房城市’是什么吗？”
我的外孙女——不管她叫什么名字——并没有同样消失。她仍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睡觉、叹气、踢动她圆滚滚的小腿。我没有在一旁给她换尿布、亲她的脚趾头倒是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她生活在某个地方。
我心中暗笑了一声。我不知道我指望她说什么，但绝不是这种话。“这很正常，”我说，“再过几天就不会了。”
当时正是半夜，路上没有什么车。如果是我年轻时，在这样空荡的路上开车就表示我才刚离开派对，或是和男友约完会回家，但成年后看到这样的街道，多半是开车前往医院的途中。我有三次这样的记忆。最惨的一次有冰冷的雨水、深夜电话，我把熟睡的女儿抱起来，载着哭哭闹闹的她狂奔到急诊室，然后在候诊室坐着，而她父亲就死在布帘后面的一张急救台上。还有一次——不算好玩，但也没那么糟，是凯西九岁生日那次，她开了一个睡衣派对，其中一个女孩生病，后来才知道是盲肠炎。我安排好要在医院和她父母碰面，于是把她们六个女孩通通塞进车里，生病的女孩拼命对着我的保温杯吐胆汁，其他五个人就像小鹦鹉一样唧唧喳喳说着话，毕竟能在夜里游荡让她们兴奋极了。
“我们可以一起去打探。”卡尔说。
过了一会儿，先是卡尔，然后是杰夫，分别从主题乐园来到这里；不论你自以为在这场比赛中领先多少，节目的行程总会把每个人都弄在一起。卡尔和杰夫夸张地表现出互不搭理的样子，让我以为这变成另一种沟通方式了。最后，卡尔拎着他的鹦鹉过来挨着我在长椅上坐下，戴夫又在拍我的镜头了。卡尔的摄像师是布兰登，但是他看到戴夫在拍就把摄像机放下，而我的音效丹尼斯则拿着一个大麦克风在我们上方。这时候，我看到凯西就坐在前面几张长椅上，杰夫向她走近，但她正和一个日本年轻人说话，他就再往前走到另一张椅子去了。看到凯西愿意和人主动接触真好，我看不出她是不是和人打情骂俏，但真希望她是。
“你早该注意到的。”她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头转向窗外，盯着昏暗的街景，然后靠回座位上，闭起了眼睛。小婴儿此刻瘫睡在她胸前。“她的头有点尖。”最后她这么说。
然而在这个夜晚，对于这个婴儿来说，却是一趟不寻常的路。我们并不赶，娃娃出生的戏早就悄悄在一间阁楼、一堆毛巾中上演过了。我们上车时她有点哭闹，不过我建议凯西把手指头放进她嘴里，再加上车子的晃动，她似乎安静下来。一时间我们全都很安静。
无法下咽的寿司，
我们快到医院了。我想在进去前说一些话。“这件事让我有些为难。”我说。
第三个回忆其实最早，就是凯西出生当晚。那是个清澈又寒冷的夜晚，吉姆——在这个世上还有十三个月的寿命——兴奋、紧张得几乎撞上一辆停着的车。当时我的羊水已经破了，阵痛开始变得强烈，但我俩的欣喜之情却是我们婚姻中其他记忆无法比拟的。如今我想，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刻，感觉意义重大：这将是永远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夜晚。我知道在天亮以前我会出血、流汗、剧痛、喊叫，然后在一个突兀得怪异的瞬间“哗”的一声，疼痛停止，我那滑溜的小女婴会睁开眼睛迎向灯光。
我和凯西到了相同的月台，所以我猜我们有相同的想法。等车的人不多，可是我们的摄像机和荒唐的设备照例引起一些骚动。几个小孩子走到我们后头，对着摄像机挥手。最后，戴夫才终于把摄像机放下，反正我也只是坐在那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