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朗回忆：“周作人是长着一个团团的面庞，初看起来很有些绅士的样子，但没有使人望而生畏的气魄，像普通说的忠厚长者倒有几分近似，他说起话来常有些嗫嚅，在说话间用‘或者’以及‘也许’的地方，有其在对某种事物要下批评了，总是最多用的，一双近视眼透过眼镜所折射到的地方常是很近，使人很容易想到一个村姑，是那样含羞，也是那样保留着几分稚气的。”
叶淑穗回忆周作人：“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此人颇讲礼仪。记得第一次到八道湾去见周作人，我们走到后院最后一排房子的第一间，当我们轻轻地敲了几下门以后，来开门的是一位带着眼镜、中等身材、长圆脸，留着一字胡，身穿背心的老人。我们推断这位可能就是周作人，可是开门的人，听说我们是找周作人的，紧接着就说，他在后边住。由于和周作人是初次见面，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往后走，再敲门，他们回答说，周作人就住在这排房子的第一间。我们只得转回去再敲门。来开门的还是这位老人，不同的是穿上了整齐的上衣。”
温源宁还说：“周先生还有另外一面……他大有铁似的毅力。他那紧闭的追陈，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满够了！……在高级会议上，他发言短而句句中肯，……他绝不慌张，老师沉着、冷静，他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么一个人：能够保持轻松自在的心情就高兴至极，不过，若有风浪袭来，还是照样高兴。”
50年代，徐淦到北京，去拜访周作人时，周一定留徐在家中住下。徐在周家附近的小吃店用餐时，偶尔和伙计说起周作人，伙计便忽然竖起大拇指说：“周先生是个好人，新街口一带谁不知道他！他老人家当大学教授和做官的时候，每月发薪发白面那天，一定把白面分散给四近揭不开锅的穷苦人家。谁要是去向他告帮，他从来不叫人失望，总是十块十块地接济人……”
朱杰西写周作人走路：“他常带着一些兴奋的样子走向书架或者别的地方去，而姿态很像一种醉汉的碎步，或者说犹如火焰的欢心舞蹈，生命的活跃充分表现了出来，与平常在外面的枯淡的神情完全不相同。”
周作人（1885～1967年），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谢兴尧第一次见到周作人，觉得“他是一个新型的士大夫，一切举动斯文有礼，说话嚅嚅，如夫人女子，柔巽有余，刚毅不足。生活习惯除了东洋风之外，还明显得带有老北京的味儿，用现在的话说，一看就是斗争性不强。”
徐淦回忆其1943年在苏州见到周作人的情形：“他不如发表《五十自寿诗》时刊物上登的相片那么丰润，满面红光，这几年工夫变得瘦削了，一脸晦气，近视镜后面的目光带着冷峻。”
陶亢德到苏州车站去迎接周作人，江苏教育学院的学生们也在月台列队欢迎，陶“听得一声‘立正’，欢迎的学生个个挺起脊梁向知堂致敬了。知堂答礼的样子后来雨生形容得甚妙：‘好像老农闲步田间时的偶一俯视新苗。’”
刘半农曾回忆与周作人初见时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
温源宁写道：“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然而，他有那么一种超脱之态，（是不够亲近呢，还是暗中藐视呢，很难说。）人们在他面前，便难以无拘无束，他冷眼旁观，也许不免窃笑。他清淡对客，文质彬彬，……叫人无法对他亲亲热热。他呵呵一笑（或者不如说，他微笑得出了声）的时候，他那形如枪弹的头一上一下地摆动起来，这就表示着，你可以跟他亲近，却不要太随随便便。当然，谁也不能对他毫不客气。刚跟他会面的时候，大家总是尊敬他，这尊敬，若是来自敌手，就会转为害怕，若是来自朋友，就会转为亲近，亲近得如兄如弟，互有好感，不过绝不会到热诚相与的地步。”
梁实秋回忆周作人：“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长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
美子这样描写周作人：“周作人好似一个考八股文的（老学士），眼上架着金丝眼镜，嘴上留着清秀的仁丹小胡，一望而知是鲁迅的弟兄。只是周作人讲的完全是绍兴话，声音很低，谈话时似乎没有那兄起劲，可是也并没有一丝（师爷气），待任何人都是客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