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乐意尽力帮助跟他接触的所有贫困青年。正如他所说的：“平索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十二分的同情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终于没有买成。”
林语堂访问重庆，不久即宣布将返美，当时有不少人批评他国难当头还要离开，是因为图安逸，或批评他舍不得在美国的家产。连他的大女儿林如斯也发出不平之鸣，且于1943年重返重庆，留在中国奋斗。唯郁达夫力排众议，强调作家要靠着著作才能证明自己，林语堂在美国积极为中国宣传功不可没，才平息这段纷争。
青年诗人冯蕉衣的才华是郁达夫看了来稿发现的。自后他常将冯的来稿稍加修改发表，后来又时时当面指点，认为冯进步很快。1940年下半年，郁达夫脚气病发不能行走的一段时期还委托冯去报馆代为发稿和看大样。1940年10月10日，27岁的冯蕉衣因贫病交迫而早逝。次日郁达夫送其入殓和入土，七天后在《晨星》栏刊出：“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最后，他又为冯的遗诗的出版写了情词恳切的序言。
郁达夫从1923年开始，便愈来愈认识到鲁迅的人格、思想和著作的伟大。当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拼命攻击鲁迅之时，他公开站在鲁迅一边，指出他们是错误的，并与鲁迅合作，互相支持。鲁迅逝世后，他又一再宣扬鲁迅的伟大精神。
沈从文18岁时到北京来谋生，他住在一会馆的小亭子间里写小说。冬天到了，凉快透顶，下大雪时，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他就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地写小说。郁达夫因读到了他的小说，前去看望，邀请沈从文去附近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回到小亭子里谈了一会儿，郁达夫告辞时，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钱。当时郁达夫的工资每月仅30元。
1929年8间，鲁迅因北新书局拖欠他的大量版税和《奔流》作者的稿酬，准备请律师提出诉讼。据说，当时北新书局拖欠鲁迅的版税，至少也有两三万元。北新书店的李小峰本来是鲁迅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知道鲁迅的打算之后，便四处托人向鲁迅讲情请他不要提起诉讼，希望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郁达夫便是李小峰选中的调解人。当时，郁达夫正在杭州小住，忙于续写小说《蜃楼》。没有住几天，他便接到北新书局的电报，要他速回上海，帮助他们解决与鲁迅的版税纠纷。因为是涉及到鲁迅的重大的切身利益的事情，郁达夫便立即回到上海，为这事尽力。经过几次的商谈和交涉，鲁迅答应暂时不提出诉讼，而北新书局则表示愿意按月摊还积欠的两万余元，分10个月还清；新欠则每月致送400元，决不食言。事情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在解决这事的过程中，郁达夫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神。正如他于这年9月8日日记所写：“8月12日去杭州，打算做《蜃楼》不成，至20后，又因北新与鲁迅清算版税事冲突，回沪来为两者调解，迄今20多天，一点儿事情也不做。”因此，可以认为，郁达夫尽心尽力地当了很好的调解人，为鲁迅做了一件大好事。
郁达夫与郭沫若有过密切的交往和合作。虽然后来因误解而长期中断联系，但到抗战爆发前夕，却又能抛弃前嫌，毅然前往日本请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
靠着郁达夫的掩护，沈兹九、汪金丁、邵宗汉、王任叔、吴柳斯、张企程、高云览、张楚琨等人在新加坡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一“同仁社”。每周在胡愈之的“椰庐”座谈一次，主要是交换消息，分析敌人的动态，讨论联军反攻的可能性和时机。郁达夫没有参加“同仁社”，有一次“同仁社”正在开会，他闯进来，环视了一下，笑笑说：“我等会儿来。”大家不约而同说：“别走，在聊天哩。”
郁达夫只要发现可培育的青年作者，总是全力扶持。他为李桂的《半生杂忆》作序说：“这是一个忠实的灵魂的告白，同时，也是很大胆的告白。李桂先生的年纪还很轻，将来的造就，正还不可以限量；我在这里，只希望他能更深入到时代的核心和群众的怒潮里去，加以一番锻炼。”
温梓川寄给郁达夫十个短篇的结集《美丽的谎》，郁达夫为之写了言简意赅的介绍，评价各篇的成就，赞扬作者“很有眼光，很有魄力敢将这些平凡的故事，叙写成短篇小说，若照这一方向伸展开去，温君是可以成为马来亚社会的忠实纪录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