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浪漫吟新诗唱妙曲栽培桃李沾溉蕙兰春风化雨泽杏坛
和黄老师相处时间一长，对他为人率真的感受就更深。有一次，一位“权威杂志”的编辑来武汉开会，当时一般人家里还没有电话，个人更没有使用手机，黄老师要我去请他到我们学校讲学。我说此公不是什么“学术名流”，没想到黄老师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帮我发表过文章，此人不是名流，但也不能随便得罪。”老师在学生面前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我对这位师长反而充满了敬意：他从来不立崖岸，从来不扮“高雅”！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我一直觉得未能圆满地完成任务，这副挽联没有把黄老师写“活”，没能让人一读就会想到黄老师的音容笑貌，没能写出黄老师为人的真率，没能写出黄老师作为学者的“趣味”。
人类并不是越文明就越真诚，相反越文明就越不真诚。今天我们大家所谓的“修养”水平，不过就是把自己真情掩饰起来的技巧。现在难得见到赤身裸体的粗野，可也难得见到剖肝露胆的赤诚；难得听到高声大气的粗鲁，可也难得听到发自内心的声音。前不久，我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还愤愤然地感叹：“中国现在什么都假，只有伪君子和山寨品很真；中国现在什么都真，只有真人和真货很假。”黄曼君老师算是难得一见的例外，他是这个“大伪斯兴”的人世少见的“真人”。
剑桥铭邸枫雅居
黄老师无疑是做思想工作的一流高手！他绝不说那些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套话，不说那些为学校做贡献的假话，也不说那些锻炼自己的行政能力的鬼话，而是先动之以情，后晓之以理：当副所长没有什么事可干，还可以白拿二三十个课时的补贴。天下哪里还找得到这种好事呢？天下哪里还找得到像黄老师这样劝人的呢？
一晃眼，黄曼君老师离开我们快一年了，可在弟子们的生活中和心目中，他一直还和我们大家在一起。在餐桌上，在闲谈中，在课堂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同事们谈论得最多的人肯定要数黄曼君老师，大家一遍又一遍地赞美他的才气，称颂他的激情，演绎他的“故事”，讲者津津有味，听者乐而忘归。这是因为黄老师治学有才，为人有趣。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或者有才而无趣，或者有趣而无才，或者既无才又无趣，读他们的文章昏昏欲睡，和他们相处索然寡味，与他们共事更要提心吊胆。像黄曼君老师这样才趣俱佳而又清澈如水的学者，在当下中国的学术界可谓“稀世珍宝”。
才气纵横论鲁郭评沙丁交友时贤阐释经典文章雄隽妙天下
昨天，我校学报主编、黄老师的入室弟子王泽龙兄对我说：“在黄老师逝世周年时编一本纪念文集，黄老师生前很赏识你，你应该写一篇纪念文章。”他还说如果我愿意写一篇纪念文章，可以推迟几天给出版社交稿。由于这几天研究生的课太多，当时我没有应承他的盛情约稿。今天下午从教室回到家中，一直觉得于心未安——我真的应该写点东西，表达自己对黄老师的思念与感激。
——忆黄曼君老师
二十多年前，我校刚刚成立的文学院要建一个文学研究所，学校任命黄曼君老师出任第一任所长，并请他推荐一位副所长。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黄老师推荐的副所长人选竟然是我。记得在一个星期五政治学习结束后，黄老师把我叫到外面说：“小戴，院里要我出任第一届文学研究所所长，我觉得你有点灵气，向院里推荐你当副所长，做我的副手。”当时我三十多岁，在文学院里窝囊得要命，大家都知道我“不能上课”，个别领导甚至还和我谈话，动员我离开教学岗位，理由是“学生都听不懂我讲的普通话”。这个时候称我“有点灵气”真像是在挖苦，推荐我当副所长更像是在开玩笑，但率真的黄老师怎么会挖苦我呢？他的语气更不像开玩笑的样子。黄老师此时不仅不要我离开文学院，还要我做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人们不难想象到我那时的惊讶和激动。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我那时在文学院都是小字辈，做副所长既“不能”更“不敢”。我十分感激地对他说：“黄老师，您选我做您的副手，让我非常感谢，我今后一定好好努力，不辜负您的期望，但当副所长我绝对不行，文学院所有人都比我更能胜任这个工作。”黄老师笑了笑说：“你先想想，明天再谈。”
和黄老师相处的时间越长，我和他相处得越愉快。随着他老人家迈入老年，黄老师变得越来越天真，越来越有童心。大家可以拍拍他的肩膀，也可以和他讲讲荤段子。多年前，黄老师有一次激动地对我说：“小戴，东区某某理发店有一个姑娘，人特别清纯，洗发特别轻柔。”当时我尽管囊中羞涩，但花两元钱让清纯姑娘轻柔地洗发，我觉得这种消费很值，可惜到那里去找了两三次，没有看到一个黄老师说的那种清纯可爱的姑娘，对黄老师的审美能力还因此产生了怀疑。后来我才知道黄老师已经患上了白内障，他看任何东西都像雾里看花，他眼中的姑娘自然就没有一个不“清纯可爱”。
想想看，这个世界上除了像黄曼君这样的老师以外，还有谁愿意与学生分享“清纯”姑娘“轻柔”洗发的乐趣呢？
黄老师治学的领域，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对他的才气、学术、文章不敢置一词，这里只是根据我和黄老师相处的经历，谈谈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真”与“趣”。
黄老师把话说得很真，我这个学生也答应得很爽！二十多年前“做原子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当时，我最渴望的是钱，其次才是学问。于是，我“光荣地”出任了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平生我只当过两次官——“家长”和“所长”，而且两者都是“副”的，在家里别人说我怕老婆，所以只能算是“副家长”，而副所长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过的“大官”。
原刊《黄曼君的学术与人生》
2012年7月24日
黄老师虽然未能绝尘免俗，但他也从不假装超然脱俗。古人说“大俗便能大雅”，正因为黄老师敢以本色示人，我们才觉得他有趣，才觉得他可爱，才觉得他可亲，才觉得他可敬……
当了副所长后，才知道黄老师说的句句是真话——基本无事可干，还有报酬可拿。黄老师对我下达的任务是：我负责每年拨下来的二三千元钱的账本，由他负责这笔拨款的使用。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学到的数学，足以对付这种“会计工作”，每笔钱的使用都记得一清二楚，黄老师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
我和黄老师那时都住在华中师范大学东区，第二天他又把我叫到楼下谈了近半个小时，我还是没有答应他。这次谈得不太愉快，他可能觉得我不知领情，而我主要是对自己的行政能力很自卑，担心会让黄老师失望。过了两天我们在路上偶然相遇，他又给我做思想工作：“小戴，你不要有太多包袱，做副所长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有时请外地学者做学术讲演，由我一个人来主持，你张罗一下会场就行了，你完全可以不到台上去讲话。一个学期这种事情也没有几次，你出任副所长后，一个学期还有三十课时的工作量。好几个人都争着干，你怎么不想干呢？”
记得黄老师刚逝世时，文学院院长胡亚敏教授给我打电话，让我代表文学院给黄老师灵堂写一副挽联，既要概括黄老师一生学术的主要成就，也要勾勒出黄老师为人个性的主要特点。我仓促之中写下了这样一副长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