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茨伯里教授将古罗马人尊为优秀书信的开创者。古罗马人确有资格独享这一殊荣，遗憾的是，他没有让我们看两封西塞罗的范文。西塞罗的书信内容丰富而笔致灵动，而塞维尼夫人书信的妙处，却在无话可说时仍能妙语解颐，就像一个法国厨师，没有原料也能做一餐美味可口的宴席。普林尼（小）则是另一种有趣的通信人，一个十分可敬的绅士，他也希望我们作如是观。
依我看，格雷的书信尤为可爱。他兼诗人、学者、隐士于一身，给通信人送去温情才华，描绘旅行见闻更别具风致——要知道，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读他的书信就像在和他愉快地谈心，优美的书信就应达到这种境界。因而，不难明白，最好的书信作家往往是些女性。十八世纪蒙塔古夫人的书信十分迷人，十九世纪的两位女性——卡莱尔夫人和布朗宁夫人，都嫁给文坛的天才，而其书信比丈夫更见精彩。卡莱尔夫人虽心有怨恨，但这并未使她的书信减价半分。
正如莫利勋爵所说的那样，斯威夫特这位残酷可怕的天才，一度迷上了两位命运多舛的夫人，而他爱情的态度多少有点病态和怯懦，我们现在还可看到一大摞他给她们的情书。《致斯特拉》尽管才华横溢，但我不敢苟同圣茨伯里的看法，认为他是“世上最伟大的情人”，他并没有把勃发的生命热情奉献给爱情。
最后一封堪称短信的杰作。一位父亲告诫在校念书的儿子说，自己忙得没有工夫看冗长的信件，要求这个年轻人写信务必简练。回信可说是文字省净的典范：“S. O. S. L. S. D. R. S. V. P.”。信中字母是“告急，镑、先令、便士，答复”的缩写。
我不敢肯定，但仍然希望：优美的书信艺术之花，会在我们手中再度烂漫绽放。
拜伦曾说他的字迹像他的脾气一样糟糕，我相信这有点言过其实，因为他的书信早有人辨认过。但就一般而言，优秀书信家的笔迹定当清晰易读。
诗人柯珀不失为优秀的书信作家。当不在宗教阴影的笼罩下时，他亲切而又细腻，对公共事务的评论，眼光也异常独到敏锐。沃波尔的书信我不感兴趣。他为人自私放纵，靠年金丰厚的闲职自肥。他与人通信为的是显露自己的聪明才智，至于收信人倒不怎么放在心上。
这些变化肯定会煽起写短信的风尚，我手头就有几封绝妙的范文。沃尔顿舰长的一封急件说：“西班牙舰队被攻克、摧毁，如图所示。”如果情况属实，这封信倒是简洁可读。西班牙人曾对此予以否认，我倾向于西班牙人的说法。据说一位王室大公传书爱尔兰主教：“科克左右：请委斯坦顾普以牧师之职。约克顿首。”对这封信的回复是：“约克钧鉴：斯坦顾普已委任。科克谨奉。”又传：大主教坦普尔收到来自官方的两封公函，内附大主教两种明显相互矛盾的言论，要求他予以澄清，他回信说：“先生明鉴：两说均对。”
比电话和明信片更坏的，要数推脱自己的工作太忙。其实，我们的工作并不比我们的祖辈繁重，可我们要是一日不穷忙乎就于心不安，只有那些工联主义者，才怕过于匆忙的指责。出外旅游我们比祖辈快多了，而我们从东到西的奔波，反而相应地虚掷了更多光阴。发明了节省时间的工具，却减少了我们的闲暇时间。
附注：
雪莱、济慈和拜伦都属于写书信的高手，三人中我最醉心于雪莱。拜伦最后一卷书信集，是这位有严重心理缺陷绅士的自画像。对信中的情人，他送去温柔甜蜜的亲吻，也送去颐指气使的吩咐，而且他喜欢吩咐更胜过喜欢亲吻。那位《鲁拜集》译者菲茨杰拉尔德，算得上书信作家的王子。少数才智之士乐于闲适淡泊，实在是文坛的福音。他们的作品精雕细琢，务求艺术上尽善尽美。如果愿意，他们有的是时间写信，这些信札也必将成为文学中的珍珠。
译自Today English Essays，作者W. R. 英格（William Ralph Inge，1860—1954），英国作家。英格先生这篇谈书信艺术的随笔，本身也是一篇艺术精品。作者以简洁优雅的文笔，从容纡徐的调子，给我们阐述了西方书信艺术的起源、特点和优秀的书信作家。书信在我国古代同样也是十分繁荣的文学体裁，有的书信不仅用语像诗一样工致精巧，意境也像诗一样清幽可人，如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与顾章书》《与施从事书》等，读来令人心醉；有的书信就像与朋友面对面吐露衷肠，读来无比温馨亲切；有的书信是那些饱经风霜的智者在给我们传授经验，给后人或学生谈人生、谈读书，读来真是如沐春风；有的书信宏伟庄重，有的书信细腻委婉，有的书信机智俏皮……可惜现在的通信方式，特别是当代人的心境、文学修养和艺术品位，让我们无法写出优美的书信，80后、90后的青年甚至只发“短信”而不写“书信”了。我比英格先生更为悲观：“优美的书信艺术之花”，肯定不会在我们手中再度绽放。
现代传记充塞着多余的书信，致使篇幅成倍膨胀。出版情书却属于违法行为，像一个年轻旅行家对卢塞恩的第一印象，这种高雅的审美情趣，自然也没有人想去了解。一位传记作家曾向我吐露，传记中所有动人的信件都给剔除了。
最后一卷新版《拜伦书信集》，篇幅不厚，前面附有圣茨伯里教授关于书信历史与艺术的序言，它的出版会重新引起许多读者对书信的注意。书信本是文学中讨人喜欢的一支，显然它有自己走红的日子。据说是现代邮政扼杀了地道的书信艺术。然而，对那些无疑不属于文学的书信来说，一两个便士的邮费既不能提高它们的质量，也不至于严重地减少它们的数量。
我听说——但对此不大相信——大战期间，外交部被迫雇用了两名临时秘书，他们受的训练是商业而非外交。一位高贵的外国大使收到下面的公函时，惊诧不已：“亲爱的先生：大札已转交，内容知悉。我方老板正杂务缠身。”
不过，十八世纪是书信写作的黄金时代，英法两国都是如此。法国人认为塞维尼夫人无可企及，这种看法也许不错，但就书信的内容和文风而论，我们英国有些作家似乎更有吸引力。蒲柏惊人地机敏，但他的居心不正和吐辞不诚，又远非笔墨所能形容，如在情书中附上这样的要求：“当该信由于其俏皮而被付印时，注意下面画线的文字用另一种字体。”对这样的男性，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长信自然并没有绝迹，但就我的所见来看，它只限于那类叫人惊异的怪人，没来由地冒昧给名人写信，用几张纸的书信体散文，详细陈述自己关于神学、政治的高见，没有指望他们的受害者——收信人，会去阅读并回复他们。真正妙趣横生的书信，能令人早餐食欲大开，愁闷全释，这样的东西的确快要绝迹于当今之世了。
〔英〕W. R. 英格
打字机和电话才是通信的大敌。我们生活中离不开通信，说起来我也和几个朋友断断续续有书信往来，其中包括三位神学家。他们写信时步趋斯坦利教长，那龙飞凤舞的字迹，连默里先生的排字工人也奈何不得。幸好，这些神学家也操起了打字机，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打印字只是手写体冰冷而令人反感的替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