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1日
韩愈也许把话说绝对了一点，人生的得失“未必有能辨之者”。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孰得孰失”通常见仁见智。将相的高官厚禄与文学的万世流芳，好像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得于彼便失于此，失于此便得于彼。即使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再让柳宗元来取舍也同样颇费踌躇：到底是愿意身居将相高位春风得意，还是乐意“寂寂寥寥”一生枯槁？是愿意重返长安政治中心与他人钩心斗角，还是乐意身处遐荒永州专心致志于名山事业？从现存的作品来判断，柳宗元无疑要取前者而舍后者。他把永州的山称为“囚山”（《囚山赋》），把永州的水称为“愚溪”（《愚溪诗序》），对永州山水的态度就像囚徒憎恶囚牢一样，难怪他做梦也是梦见归去（《梦归赋》）。不过，不管柳宗元本人对永州的感受如何，永州百姓总用他们宽厚的胸怀给他以温暖，永州山水用它们的美丽给他以抚慰。永州十年最终成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十年，他在这里写下了峻洁的“永州八记”，写下了深邃的《封建论》，写下了缜密的《非国语》，写下了凄婉的《捕蛇者说》，写下了孤峭的《江雪》……永州不仅不是桎梏他的“囚山”，反倒是成就柳宗元的福地，永州也因而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永州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内在于他的心灵历程，要是没有永州十年，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就将重估；要是没有永州十年，唐代文学中的散文史就将重写。
是为序。
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可以预料，后来的柳宗元研究者不能也不会跳过这部专著，这是对一部专著学术价值的无声肯定，也是对一个学者辛勤汗水的最好回报。
武昌
中国古代极少“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流传下来的诗文大多出自曾经、已经或准备进入仕途的士人之手：他们不是在庙堂上积极“立功”之余舒心地舞文弄墨，就是在贬所衙门点卯之后专心地创作“立言”，要不便是为了日后博取功名而用心地吟诗作赋，所以中国古代很多文学作品不是庙堂文学，便是贬谪文学，或者是广义的“行卷文学”。庙堂文学少不了装点应酬，往往失之浮泛甚至肤浅；“行卷文学”是为了官人和时人叫好，自然免不了要投其所好；倒是贬谪文学常能抒写真情实感，古人将贬所出文学精品的现象归结为“江山之助”。其实，“江山之助”可能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还是人生遭遇的剧变。原本就极有才华的士大夫，正当春风得意时突然遭到意外的沉重打击，正当一帆风顺时忽然跌入政治的险恶旋涡，因而对社会有了更新的认识，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体悟，加之创作经验和社会知识的积累，赋闲之后又没有多少人事的牵绊和干扰，于是，他们在贬所爆发出耀眼的天才，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写出了许多不朽的杰作，如柳宗元之于永州，又如苏轼之于黄州。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蚌病成珠”吧。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我有幸参与了这部专著的写作过程。记得七八年前翟满桂报考我的博士生，第一次我没有录取她，不是因为她考试成绩不好，而是我觉得她已经是很有成就的教授，我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教她；再说她与我是同龄人，我只比她大几个月，觉得以后相处有些尴尬，第二次为她的精诚所动才同意让她来华中师范大学共同学习。后来事实证明我的顾虑纯属多余，我们之间相处得特别愉快，我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朋友，我在她身上学到的东西肯定比她从我这儿学到的要多，尤其是她那坚韧不拔的毅力。我比她约早十年就接到了外国的博士录取通知，可我四十出头便借口年龄偏大而放弃了出国学习的机会，她五十开外还精神抖擞地攻读博士，因此每次她来上课对我都是一种有力的鞭策。我很少为朋友和学生的学术著作写序，翟满桂索序我却没有半句推脱，一是要对她学术著作的出版表示祝贺，二是想记下我们相互学习的这段珍贵友情。
可惜，柳宗元的永州十年至今没有被系统研究，翟满桂教授这部专著《柳宗元永州事迹与诗文考论》恰好弥补了这一学术空白，它既考辨了柳宗元在永州的事迹，也论述了柳宗元在永州的创作，单是选题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专著凡十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柳宗元永州重要事迹考辨》，分别考索了永州的人文地理、柳宗元至永州的路线及称谓、柳宗元在永州的寓所、柳宗元在永州的家眷及亲属、柳宗元在永州的交往、柳宗元在永州的行踪。由于作者是永州人，又一直在永州工作，所以考论部分，既有历史文献的梳理，也有地形地貌的实地考察。上编提供了许多新的历史资料，厘清了过去许多模糊的历史问题。下编《柳宗元永州诗文考论》，按文体分别论述了柳宗元在永州创作的诗歌、骚赋、论说文、游记和书启。上编侧重于考，下编侧重于论，考为下文的论做了坚实的铺垫，论建立在上文文献考辨的基础之上，因而考不是为文献而文献，论不是凌虚蹈空的无根之谈，它们表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深厚的理论修养。当然，这部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基本保留了当年博士论文的框架，看来仍有进一步打磨的余地，个别结论或失之武断，少数文献还难以服人。这与其说是该著留下的学术遗憾，还不如说是作者为自己下一步研究预留的阐释空间。
《柳宗元永州事迹与诗文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