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等维新派为了培养骨干力量，在全国传播变法思想，他们大力倡导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出版《中外纪闻》，每期都赠送翁同龢〔he河〕、张之洞等大官僚及其他在朝官员。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十月，严复与王修植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北京强学会建立不久，上海便成立了分会。接着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主办了发行全国的《时务报》。从马关议和到戊戌变法前的三年多时间里，各地及国外成立学会、学堂、报馆等共49个，遍及北京、湖南、广东、上海、广西、江苏、陕西、浙江、湖北、福建及海外新加坡等地。参加的人员，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其中“英俊沈毅”之才，大有人在。在此期间，全国私人办报刊，大约53种。其中上海有27种。可见全国维新运动发展迅速。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原名祖诒〔yi仪〕，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又称南海先生。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僚地主家庭，生长在西方列强侵占和资本主义文化传入最早的地区——广东。康有为自幼受到较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少年时期，他言必称孔孟之学，亲友们送他个雅号叫“圣人为”。因孔子有“素王”之称，稍长，他给自己更号叫“长素”，立志要超过孔子。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19岁的康有为来到广州，拜著名理学家朱次琦(号九江)为师，从学三年。朱先生的“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等思想，对康有为影响很深，使他从故纸堆中摆脱出来，认识到即使像乾隆、嘉庆以来的汉学家那样著作等身，又有何用？这时，他将目光投向民族危亡和国弱民穷的现实社会。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先后游历了香港、上海等地，初次接触西学，眼界大开。他阅读了介绍西方的书籍，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以及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等书。从此逐渐放弃钻研考据的治学道路，购买了地球图，收集西学之书，留心西学的发展。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康有为“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即大力宣讲西学，放弃自己主张的旧学观点。这时，他立志要“经营天下”。康有为参照中西方学说，撰写了《大同书》，描绘了一个未来的理想“大同世界”。他将社会的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这反映了康有为极力探讨社会问题和锐意改革的志向。
中法战争以后，康有为经过几年的摸索，悟出了一些道理，认为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从这时起，他便投身到政治活动中来。自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到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11年中，康有为七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维新变法的建议。
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十月初八日，他呈上了《上清帝第一书》，历述各国列强侵逼中国的危机局势，指出要抵御外侮，就要“内修政事”，“讲求变法”。认为“十年之内，富强可致”；20年时，“恢复属地而血(雪)仇耻”(《康有为奏议》见《戊戌变法》二)。可惜上书中途受阻，未能送到光绪皇帝手中。但在当时社会上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次年，他返回广州。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公开讲学，宣传他的变法思想。一批有志于维新的热血青年梁启超、陈千秋、麦梦华、徐勤等人都纷纷投到他的门下。这些学生日后成为维新运动的骨干。尤其是梁启超更是他的得力助手。这一阶段，康有为维新思想日臻成熟，撰写了专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一书，他怀着对所谓“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批判精神，认为东汉以来被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周礼》、《左传》、《毛诗》等，是王莽改制时让刘歆〔xin辛〕一手伪造的。后人不一定要恪守祖训，可以自立新法。后一书，他将孔子作为变法的先例，认为尧舜的“盛德大业”，是孔子假托古圣先王言行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创立儒学孔教。今天变法也仍须托古改制。这两部著作是康有为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基础。他的两部书刊出以后，在全国思想界、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正如梁启超所评论：“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三)从此维新思潮迅速在各地蔓延。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清政府批准了《马关条约》。当天，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8省在京会试的举人共同上书皇帝。万言书是由康有为用几昼夜起草的，签名的有1300余人。在上书中，他们提出了变法的政治纲领，主要是拒绝议和，反对割让台湾；要求变法图强，发展生产，富国养民；调整科举内容，地方广泛办学校，设图书馆，办报馆；改革行政机构，废除闲置无用机关，派大臣到国外游历考察等。他们请求都察院将上书代呈光绪皇帝，但被拒绝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虽然没有成功，康有为等却将它印发全国，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注意，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