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王安石在扬州任职届期。按照宋代选拔官吏的制度，中高第的进士派任期满后，许可向朝廷呈献文章，求试馆职，进入中央昭文馆、史馆等号称储才的机构中供职，这样可以官运亨通，飞黄腾达。王安石没有选择这条路，他希望能利用在地方作官之机，实践一下自己所学的东西，于是请求到外地州县任职。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初，他出任鄞〔yin寅〕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在职将近三年，治绩斐〔fei 匪〕然。
王安石自幼酷爱读书，博学强记，运笔如飞，写一手精妙文章。他“少习孔孟”，稍长涉猎了诸子百家之书及《难经》、《素问》、《本草》等书籍，丰富了自己的学识。王安石读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书本知识与实际联系起来，做到“学以致用”，而不盲从。他还注意向社会学习，虚心地求教于农夫、女工。王安石曾说：“善于学习的人读书，追求的是真理。凡是有道理的，樵夫、牧民的话也要听从。言而无道理的，即使是周公、孔子也不敢顺从。”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二月，王安石19岁时，父亲王益突然病逝了。全家数十口人，生活顿时陷入困境，时常以野菜充饥。在江宁的三年守丧中，贫困的日子锻炼了他刚毅倔强的性格。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使王安石对下层社会劳苦大众的饥寒更加同情和理解。他在入府学读书之时便在思索着社会改革的问题。
鄞县临江傍海，是自然条件不错的地方。但多年来，河渠工程失修毁坏。王安石上任的第一年，就利用农闲时节发动百姓兴修水利。当年农历十一月，他翻山越岭，不辞辛苦，走遍全县东西14个乡，亲自督劝村民疏浚川渠，修筑堤堰，蓄水防旱。王安石重视水利建设，调治河道，疏通陂塘，使全县居民大获水陆之利。全面治水，发展生产，这是王安石任内的第一德政。每年春季青黄不接的时节，当地的豪强兼并之家都趁机大放高利贷，盘剥广大贫苦农民。王安石到任的第二年立即采取措施，打开县衙粮仓，将库存的粮食借贷给生活困难的自耕农。秋收后，加二分利息连本还清。这样，既帮助居民度过春荒，又使官仓粮食新陈相易，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低息借贷粮谷，帮助农民解决燃眉之急，这是他任内的第二德政。王安石到鄞县后，深感地方文化落后，人才缺乏，不利于移风易俗，实现全县大治。他决定以教化为先，兴办县学。把唐末五代以来改为孔庙的州县学堂，又重新恢复为书院，邀请四方有名的学者充当教谕。办学兴教，人文蔚起，这是他的第三德政。王安石遍施惠政，深得鄞县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王安石赴京师开封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将他拟定本科状元，并把卷子进呈御览。因其赋中有“孺子其朋”一句，触犯了“朋党比周”的忌讳，而改列第四名。考中进士后，王安石被派往扬州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即充当知州韩琦的一位幕僚。在扬州任事期间，他仍发奋自励，读书经常通宵达旦，凌晨小睡一会儿，便匆忙赶到府内办事。王安石就这样，在扬州紧张地度过了三年的时光。
王安石是一位有魄力的实干家，从作鄞县知县起，到任州路长官，每到一地，他不同于一般官僚，因循苟安，终日淫逸享乐，而是面对社会实际，兴利除弊，进行改革。这些实践活动对王安石日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完成他改革社会的总体设想，无疑是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王安石生长在一个世宦之家。他的父亲名叫王益，进士出身，天禧年间，在临江军任通判。尔后，在24年的仕宦生涯中，王益始终辗转在外府州任上。青少年时代的王安石跟随父亲南抵广东路(今广东韶关)，北达京师开封，游历了大江南北不少地方。南北迁徙，虽然生活上不够稳定，但使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西)府治内。他由科举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知县、通判、知州、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判官、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等职。北宋中叶，在神宗赵顼〔xu须〕的支持下，王安石得以施展他多年筹划的宏图，对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变法，使宋王朝在“积贫积弱”的统治危机中有所复兴。这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因此王安石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王安石调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通判地位略次于知州，主管监察和赋税钱粮。这时，宰相文彦博多次荐举王安石供职文馆，朝廷也特令召他入试。他总以家庭贫困和亲人年迈为理由辞谢了。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王安石调往开封，与司马光同为群牧司判官，但他经常思任州县官职。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朝廷批准他到常州(今江苏常州)任知府。宋代中期以来，朝野的风气日趋奢靡。州郡长官上任，骑着高头大马，随行的官员士卒前呼后拥，好不威风。王安石从开封到常州赴任，骑着一匹驽〔nu奴，劣马〕马，所带皆日常旧物，随从无几。尔后，又从常州任上调往江宁，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职掌司法和刑狱。在职期间，他建议调整了国家榷〔que却，专卖〕茶制度，放开让茶商贩运行销，官府收税。调动了茶民和茶商的生产积极性，国家从中获得了较大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