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起，王安石制定和颁布了以下主要新法：
(3)农田水利法又叫《农田利害条约》，熙宁二年十一月颁布。本法鼓励各地农民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补圩垾〔weihan围汗〕，工料由当地居民按户等分派。兴修大规模水利工程，财力不足，政府可以贷款，利息一分。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起来兴建。此项法令施行七年之后，全国共修水利工程10700多处，灌溉民田面积36.1万多顷，官田面积1900万余顷。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2)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公布。州县政府每年按夏、秋两季借贷给主户钱粮，主要对象是自耕农、半自耕农。根据户等高低，给予不同数量的贷款，半年后归还，利息二分。因为此款在青黄不接时发放，又名“青苗钱”。青苗法帮助农民度过饥荒，解决了生产中的困难，同时，也限制了豪强地主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青苗法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逐渐地推向其余各路。
(4)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十月制定。此项法令废除了宋代民户按照户等的高低轮流到州县政府充当差役(也称职役)的规定，改为地方政府出钱雇役。所需费用由原承差役之户按资产多少分等交免役钱，过去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及僧、道户等也要按法令交纳“助役钱”，数量一般为免役钱的一半。“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差役法的改革，“则农时不夺而民均矣”。这使轮班充役的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
从上述新法中可以看出，理财和整军是变法的主要内容，而中心环节是发展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王安石从熙宁二年主持变法起，直至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病逝，新法施行了16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宋史·安焘传》)。王安石变法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显著成效，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窘况。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年方20岁的赵顼登基，即宋神宗。他是一位发奋好学、勤于政务的青年皇帝。对于国家内忧外患的局势，他极为不满，已感到“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他常对大臣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那么，谁来当此重任呢？神宗急待物色辅国栋梁之材。
(5)市易法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三月颁行。国家拨出180万贯，在京城开封设立提举市易司，设监官二人，提举官一人。后来，又在杭州、越州、扬州、成都、广州等19个较大都市设市易务。由国家出资金，平价收购市场一时积压的物品，待商品短缺时再投放市场，各行商贩可在市易务交纳抵押品，成批赊取某些货物，进行销售，半年或一年后按议定价格加利息一分或二分，向市易务交还贷款。市易法的实行，起到了调节市场，稳定物价的作用，从而抑制了富商大贾对商品交易的垄断。国库的收入明显增多，仅二年中，利息钱就达96万缗。
(1)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发布。北宋政府在江、浙、荆、淮六路设立发运使，负责征购调拨财物，运往京师，供应皇室和朝廷享用。以往发运使不管年景丰歉，产地远近，也不顾京城府库存储如何，每年照例办置，给国家造成严重浪费。因物价压得低，农民损失也很大，而富商大贾从中牟取暴利。均输法规定发运使不仅要掌握六路的生产情况，还要根据所需，通盘筹划。采取“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方针，尽量在产地办购，价钱要便宜，力求“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结果使政府节省了大量开支，同时也打击了富商大贾。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神宗不顾元老勋臣的反对，下令将49岁的王安石从翰林学士破格提拔为参知政事，并经常同他商讨改革事宜。一次，神宗问王安石说：“卿打算先采取什么措施呢？”他说：“变风俗，立法度，这是方今的当务之急。”神宗认为有道理。随即在中央设立了研究和制定新法的机构，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命王安石与枢密院知事陈升之共同负责。王安石又推荐吕惠卿负责具体事务。次年十二月，又授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变法也随着他官阶的升迁而迅速地展开了。
(6)方田均税法又叫《方田均税条约》，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八月颁布。针对土地赋税不均的问题，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法令规定，每年九月，到次年三月，县派官吏清丈土地，以东西南北各1000步，即41顷66亩160步为一方。根据田土的肥沃贫瘠程度分成五等，定出收税的标准。由于该项法令触犯了隐占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遭到了他们的竭力阻挠，丈量工作进展缓慢，以后被迫中断。
王安石的学问、政绩、人品在当时社会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在封建士大夫中久负盛名。神宗为藩王时就素知王安石贤能，即位三个月后，便令他出任江宁知府。不久，召之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起，王安石开始入朝，商讨国家大政。一次，神宗问他：“要大治天下，应当先做什么？”王安石说：“选择治国之术为先。”神宗又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怎么能做唐太宗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神宗微笑着说：“卿可谓责难我呀，朕自视身体尚好，恐怕不会有负你此意。你可全心全意地辅佐朕，期望君臣共济此道。”
此外，还有保马法、军器监等法令。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就是要富国强兵，“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做法不同，他从“理财”和“整军”入手。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贫困的根源，不在于开支过多，而在于生财无道，生产的物资太少。生产少则民不富，民不富则国不强。农民贫穷，不能从事生产，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土地兼并造成的。加上农民身上徭役繁重，缺乏必要的生产物质，无法发展经济。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他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是动员所有劳动力都从事农业生产，发展经济。前提是“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即政府要抑制土地兼并，减轻徭役，帮助农民克服生产中的困难，为农民提供必需的生产条件。王安石的理财原则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他在法家“富国以农”的思想指导下，“理财以农事为急”，把抑制土地兼并，改善农田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理财的重要措施。同时整顿军队，加强边区武备。
(8)保甲法在实行“将兵法”整顿军队的同时，对农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举地主中有才能的人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凡家中有两个男丁，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保丁集中练习武艺，夜间轮流巡逻，维护治安。保甲法的执行，加强了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7)将兵法也称“置将法”，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发布。在全国各军事要冲共设置92将，每将领兵3000左右。选择武艺高超、作战经验丰富的人担任主要将领，进行修整甲器，训练军队，构筑城垒，加强边防力量。将兵法改变了过去那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混乱状况，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