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物质丰富，国家府库充盈。唐玄宗革新六七年，“天下大理，河清海宴”，“四方丰稔，百姓乐业”，人物欣然。每年国家征收的租钱200余万缗(千文为缗)，粟为1980余万斛，绢740万匹，绵180余万屯(六两为屯)，布1035万余端(《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粮食堆积如山，“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全唐文》卷三○八)。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官仓存储粟米9600万石。“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唐语林》卷三)。除了粮食丰产外，手工业产品数量增加，品种齐全。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三月，李隆基在长安城东禁苑广运潭接受了江南广陵郡(今扬州)、丹阳郡(今镇江)、会稽郡(今绍兴)、南海郡(今广州)等进呈的特产，有锦、铜镜、京口绫衫缎、折造官端绫绣、(纟罗)、吴绫、绛绫、玳瑁、真珠、象牙、沉香、瓷器、酒器、茶釜、茶铛、空青石、纸笔、黄连、翡翠、蚺〔ran燃〕蛇胆、蕉葛、三破糯米、方丈绫等。从上述供品中可以看到开元、天宝年间唐代手工业中丝纺业、铸造业、制瓷业、造纸业、制茶业、医药业等部门生产水平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产品丰富，粮食、布帛等物价低廉。“自后天下无贵物”。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封泰山时，斗米至13文，青、齐州谷斗五文。长安、洛阳两京斗米不至20文，面32文，绢一匹210文(《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海内富实”，这是盛唐的显著标志之社会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数量的相对消长，仍是社会发展综合指标的集中体现。由于唐代开元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快速发展，“公私仓廪俱丰实”，人口增长连续上升。高祖武德时，全国人口仅200多万户；中宗神龙年间，人口增加到615万户，人数为3714万；到了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有户706.9万，人口4141.9万。20年间，户口增加90余万户，428万口。天宝中叶，“天下计帐户约八百九十余万”。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全国有户906.9万。人口为5288万。在30余年里，人口增长如此之快，是社会繁荣富庶的具体反映。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在君臣共同努力下，开元年间出现了太平盛世。时人沈既济概括为：“家给户足，人无苦窳〔yu雨〕，四夷同来，海内安然。”(《通典》卷十五《选举典》)“开元盛世”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诗中未免有夸张溢美之词。然而，唐玄宗李隆基致力改革，开元年间社会呈现出全面繁盛的局面，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唐玄宗在调整改革的40年间，统治集团内未发生重大的政治斗争，政局稳定，边疆烽火不起，百姓安居乐业。“丁壮之夫，不识兵器”。由于水陆交通的便利，促进了国内外商业贸易的繁荣。“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驴驿。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通典》卷七)。社会秩序良好，路不拾遗，行不斋粮。“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奇瑞叠委，重译麕〔jun军〕至”。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一诗中描述了“开元盛世”，诗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以来，宵衣旰〔gan干〕食，勤于政务，执著改革。“自临御以来，三十年未曾不四更即起”，“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旧唐书·玄宗上》)。称帝前，李隆基亲身经历了不少重大政治斗争，比一般统治者政治上更敏感，看问题更深刻。在宫内，他常以曹操的乳名“阿瞒”自称，自比曹孟德，立志干一番事业。李隆基继承了贞观时期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的优良传统，开元以来，任用宰相多人，各有所长，例如，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hong红〕、杜暹〔xian先〕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他们都能直言谏争，补救缺政，“为一时人选”。李隆基忧勤国事，认真听取诸宰臣所谏，“或有章疏规讽，则探其理道优长者，贮于金函中，日置于右，时取读之，未尝懈怠”(《开元天宝遗事》卷下《金函》)。他所置左右辅佐之臣，皆救时贤才，“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