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随即颁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
孝文帝深知迁都不易，必然会遭到贵族和大臣们的反对。他先令太常卿王谌占卜，结果是个吉利的“革”字卦。孝文帝兴奋地说：“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魏书·任城王传》)于是，他精心编导了一幕“外示南讨、意在谋迁”的戏剧。一天，孝文帝召集文武大臣，宣布发兵攻打南齐。不料任城王拓跋澄率先不赞成，许多官吏也随声附和。退朝后，孝文帝单独留下了拓跋澄，坦率地对他说：
洛阳曾是东周、东汉和西晋的都城，一直是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迁都洛阳对北魏和鲜卑拓跋部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改士民鲜卑衣服为汉服。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定都洛阳刚一个月，孝文帝便下令，改革鲜卑族服饰制度。以前，适应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鲜卑人习惯披发，服装左开襟，妇女头戴帽子，穿夹领小袖短袄。进入中原后，鲜卑人的这套打扮与人数众多的汉族人很不协调。孝文帝命令禁止鲜卑贵族、士民穿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翌年十二月，孝文帝在光极堂会见群臣时，当场将汉族样式的冠服赏赐给群臣穿戴，易鲜卑官服为汉官服。孝文帝出巡时，见到洛阳街上有的妇女仍着鲜卑族装饰时，当即训斥属臣，要严加管束。很快城内再也见不到穿鲜卑服装的人了。
拓跋澄顿时领悟了孝文帝的意图，积极拥护南下迁都的主张。孝文帝又问：“北方人安于现状，不图进取，怎么办？”拓跋澄说：“只有非常之人，才能作非常之事。你就放心干吧！他们敢怎么样？”孝文帝高兴地说：“任城，你真是我的子房(张良)呀！”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病逝。第二年，24岁的孝文帝亲政。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在他的主持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改革，主要内容为迁都洛阳，变易鲜卑人的生活习俗，推动北方民族之间的融合。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将改革的重点放在本民族身上，改变鲜卑族原有的生活习俗，积极地学习和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典章制度及生活方式。
改用汉姓，确立门第等级。鲜卑族人姓氏多为复姓，如拓跋、独孤、贺楼、丘穆陵等。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正月，孝文帝在诏书中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若重复，皆改之。”(《资治通鉴》卷一四○)于是，决定将鲜卑的复姓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孝文帝先将自己皇族的拓跋氏改为元氏，定为最高门第。接着把丘穆陵改为穆氏，独孤氏改为刘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氏改为于氏，纥奚〔he xi合西〕氏改为嵇氏，尉迟氏改为尉氏。将这勋臣八姓定与北方汉族门第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四大姓同等。其余贵族改姓后地位也与汉族士族相当。在鲜卑贵族中确立了“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门阀制度。孝文帝共将鲜卑族的100多个姓氏改成汉姓。他还鼓励皇族、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通婚。孝文帝立汉臣李冲的女儿为皇后，还让他的弟弟纳汉族世家女儿为妃。通过联姻，使鲜卑贵族同汉族地主阶级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孝文帝大张旗鼓地改易鲜卑族旧的风俗，力图消除民族间的差别，缓解民族矛盾，从而加速了北魏的封建化，巩固了鲜卑贵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一次，孝文帝在宫中召见文武群臣时说：“卿等欲令魏朝齐美于殷周，为令汉晋独擅于上代？”他的弟弟咸阳王拓跋禧答道：“陛下圣明御运，实愿迈迹前王。”孝文帝说：“若然，将以何事致之？为欲修身改俗，为欲仍染前事？”拓跋禧又说：“宜应改旧，以成日新之美。”孝文帝又问：“为欲止在一身，为欲传之子孙？”拓跋禧答道：“既卜世灵长，愿欲传之来叶。”孝文帝说：“若然，必须改作，卿等当各从之，不得违也。”拓跋禧坚定地说：“上命下从，如风靡草。”(《魏书·咸阳王传》)
迁都洛阳，挺进中原。太和十八年十一月，孝文帝毅然将都城从开平迁到洛阳。这是他当政后办的第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也是孝文帝改革总体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
“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倍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拓跋澄)意以为何如？”(《魏书·任城王传》)
北魏开国不久便定都平城，已历时近百年。拓跋部统一了北方，进入了黄河流域，生产形式由游牧经济逐步过渡到以农业经济为主。平城地处边塞，气候严寒，每年六月，时常雨雪交加，狂风四起，农业生产条件差，粮食产量低。加上交通运输又不便，不利于对全国的控制。而平城又是鲜卑贵族集中的地方，守旧势力顽固，严重地束缚了鲜卑族封建化的进程。孝文帝决心迁都洛阳，进一步同汉族地主阶级密切合作，摆脱保守派的羁绊，移风易俗，实施文治。
朝廷官员改说汉话，禁止使用鲜卑语。北魏建国以来，尽管要求汉官须讲鲜卑语，但在朝廷上往往鲜卑语和汉语杂用，语言障碍很大，为此设立了翻译官“译会使”。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语言不通的矛盾越发突出。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六月，孝文帝颁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高祖纪》)他强调说：“今欲断诸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北史·魏咸阳王禧传》)具体规定：“30岁以上的鲜卑官吏，习性已久，要逐渐地改用汉语。30岁以下的鲜卑官吏要马上说汉语。假如故意说鲜卑语，即降爵罢官。”这一措施促进了汉族和鲜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鲜卑人兴起对汉语声韵学的研究，在陆氏(步六孤氏)家族中，出现了一位我国著名的声韵学家陆法言。鲜卑族的民歌也被译为汉语，收集在《乐府诗集》中的大部分北朝民歌，是在孝文帝改用汉语后译成的。
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命令在黄河上架桥铺路，准备大举南征。九月，孝文帝率20万大军浩浩荡荡，直抵洛阳。他巡视了洛阳故宫旧基，目睹残垣断壁，感慨万端，口中吟咏起《诗经·黍离》之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孝文帝挺进中原的信心更坚定了。当时正逢秋季，淫雨霏霏，孝文帝身披铠甲，风雨中，跃马扬鞭，下令部队继续南下。大臣们纷纷跪在御马前，叩头哭劝，请求停止讨伐南齐。孝文帝看到时机成熟了，就斩钉截铁地说：“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中，机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并当众宣布：“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魏书·李冲传》)随行的贵族自安定王拓跋休以下，几乎都站到右边，表示不愿迁都。拓跋祯见此情景不妙，便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非常之人乃能建非常之事！”他同意停止南征，迁都中原。上自贵族、大臣，下至鲜卑士卒，多不愿南迁，但总比南征厮杀要好，也勉强同意迁都。次年十一月，正式迁都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