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是汉代著名的学者，“春秋公羊学”家(图1)。他对汉武帝的影响极大。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推崇公羊学，阐发了“春秋大一统”的主张。他说：“春秋大一统是天地的常规，古今共同的道理。”主张要实现一统，必须用孔子之术，断绝百家言论，不能让诸子学说齐头并进。这种学说顺应西汉政治发展要求统一的趋势，为加强君主集权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的这套学说以儒家宗法思想为核心，掺杂了道、法、阴阳五行之说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观点，对自然和人事牵强比附，把神权、君权、父权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封建神学体系。也就是说，他将儒家思想改造打扮，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运用道家的天道观为巩固封建政权服务。他并鼓吹“君权神授”、“灾异论”。皇帝受命于天，必须替天行道。皇帝的所作所为要合于天意，否则天会变怒，自然界会灾难不断，出现天崩地裂、洪水泛滥等。这时，皇帝就应该降诏罪己，自省其身。这反映了地主阶级从维护本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用天来约束皇权的思想，对捍卫封建统治是有利的。董仲舒在传播儒术时，也强调法治，坚持儒法一体，阳儒阴法。他一面宣扬“以教化为大务”，一面又主张“正法度之宜”。董仲舒的这些建议和做法基本上为汉武帝接受，在汉代政治生活中起到重大的作用。
汉初经过60余年的发展，社会经济繁荣，地主阶级政权已经巩固。黄老思想已经不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维持大一统局面的思想武器。窦太后同窦婴、田蚡的斗争，焦点是用道家还是儒家思想治国的问题。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应贤良方正对策时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定“儒术”于一尊。就是用儒家学说为封建政治服务，作为统治广大人民的思想工具。从这一点讲，汉武帝开了此后2000年封建社会以孔孟儒家为正宗思想的先河。
西汉建国初年，高祖刘邦针对百废待兴的时局，将黄老“无为而治”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从此，吕后、文帝、景帝执政，相沿未改，度黄老思想盛行。但这种思想已同先秦的道家思想有所变化。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有古佚〔yi义〕书《法经》和《十大经》。把《法经》等与老子《道德经》合刊，说明西汉前期，尽管统治集团标榜“清静无为”，实际上已是道、法并用。这对汉朝前期统治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图1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汉武帝即位后，多年坚持实行改革，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儒家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社会秩序较为安定。这时，汉武帝将注意力由内地转移到经略边疆。他多次命令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率兵北击匈奴，捷报频传；又派遣张骞等人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原与西域相沟通的“丝绸之路”。同时，又开拓和安抚东南和西南边区，密切了少数民族与内地的交往，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此时的西汉已成为庞大的封建帝国。这也是汉武帝改革取得的丰硕成果。
由于儒家学说被定为一尊，所以，在官吏铨选、兴办教育等方面都突出儒家思想。汉武帝在选拔人才的策试中，所录取的大多数为儒生。董仲舒为了弘扬儒学，培养人才，又进言在长安开设太学，挑选地主阶级的“英俊”子弟入学读书，研读儒家经典。汉武帝对此十分赞同。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置《诗经》、《尚书》、《易经》、《礼经》、《春秋》五经博士，专门传授经学。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又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每年考试一次，学业优异的补为郎中、文学、掌故等官。从此，儒家学说更为普及，攻读五经成为进入仕途的必由之路。以致在当时的朝廷官吏中“多文学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