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出访日本。他是应日本学士院的邀请，参加该院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日本《读卖新闻》在一月31日曾发表报道，介绍该社邀请胡乔木举行的座谈会。报道开头第一句便称：“胡乔木是从战前就闻名的中国屈指可数的论家……”
1958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或不断革命。在1962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在国际方面，人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世界形势的格局被规定为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曲折的。有三段时间经济发展比较好，它们是：1953—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1—1965年，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79年到现在，即改革开放时期。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固然没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如果过去的四十年都能按这三段时间的状态平稳地发展，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无疑将好得多。
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1958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天真。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一分配的方法虽然被纠正了，但是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农村机构却直到80年代才被解散。
胡乔木的演讲《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是胡乔木对中国革命进行反思的重要文章，后来全文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二卷。
“两弹”，即原子弹、氢弹；“一星”，即人造地球卫星。谷羽长期在中国科技方面担任领导工作，“两弹一星”是她的业务范围。后来，她又从事北京正负离子对撞机的领导工作。
在加州理工学院，面对着一百多位教授、研究生，胡乔木作了第一次学术演讲，题为《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
胡乔木在美国，避开了新闻记者，但是在密执安大学一批中国留学生一定要见他。内中有的学生，向他提出颇为尖锐的问题，要求答覆。这使他颇为不快。谈了四十来分钟，他说要休息了，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谈话。
谷羽作为客座教授，在密执安大学讲了她自己的学术专题——《中国的“两弹一星”》。
胡乔木指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原因：
1989年3月24日，他们一行登机飞往美国。一下飞机，胡乔木一行便由美方安排沿着特别通道离开机场，避开了新闻记者。美方按事先谈定的条件，在美期间，胡乔木只与教授、学者们接触，报上不发消息。
胡乔木指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五个原因：
胡乔木是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访美。夫人谷羽与他同行，身份也是客座教授。随行的是女儿木英及一位翻译。
胡乔木说：
这一回，胡乔木出访美国，则事先提出条件：不与新闻界接触！
胡乔木指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
但是1958—1978年的20年间，总起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也就是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犯了20年的“左”倾错误。1961年开始的调整政策是为了挽救1958—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调整政策本身获得很大成功，但是刚开始不久，中国就进行了先在农村后来扩大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客观上也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因为它在后期提出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现在不准备去叙述这20年的历史，也不准备对这20年中的种种错误和荒谬去进行谴责（中国共产党已经并将继续毫不动摇地进行这种谴责），而只试图客观地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左”倾错误，并使它延续这样久呢？
是1950—1970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加剧了中国的危机感。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60年代后期，苏联也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战争威胁迫使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而且选址要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这种状况，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世界最后的革命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的革命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接着，在密执安大学，胡乔木作了另一专题的学术演讲，即《中共中央决策的过程》。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这个事实的原因。
是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使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20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他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据他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国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还是受了太多的苏联影响。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想法很容易地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这就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公平地说，大跃进在若干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挫折。大跃进继续了三年，使中国吃够了苦头，也使全党一致同意改变方向，实行调整。毛泽东承认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知识很少，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后也较少过问经济建设。但是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的思想，至少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毛逝世后1977—1978年发生的一次新的冒进，和8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过热现象，就是明显的证据。
步入晚年的他，在1989年作了最后一次出访——访问美国。
海外学者指出，胡乔木把题目定为《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而不是《中共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显然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另外，胡乔木为什么选择分析二十年“左”倾错误这一题目，也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因为海外总说胡乔木很“左”，而胡乔木这一回却要谈谈《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姑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胡乔木指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二个原因：
胡乔木在指出形成“左”倾错误的五个原因之后，进行了总结：
他曾几次访问过苏联，也访问过东欧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五十年代前半期确实充满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先是打倒了地主，后来又充当了合作化运动的先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紧张的阶级斗争的结果。1956年共产党的“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接着不久在东欧出现了匈牙利的事件，1957年中国也发生了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斗争，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的证明。1959年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对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加给了新的含义。1962年这个口号开始应用到国内和党内。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波及每一个农村、企业和经济机构，终于升级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居然可以被说得“顺理成章”。它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诚然，这种惯性是被一些错误论点人为地延长了，但是这种惯性作用的存在是难以否认的。
胡乔木指出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三个原因：
这时，正值“六·四”风波前夜，形势动荡。胡乔木一行提前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于1989年5月1日乘飞机返回上海。
尽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受到过种种条件的限制，有过种种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客观地审视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1949年—1956年的中国，特别是1979—1989年的中国。1979—1989年的中国发展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中国从20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了，中国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更上一层楼，决定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社会主义注进了新的血液。中国内部和外部的新形势会合到了一起。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的说来，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
这一专题，也是美国学者所感兴趣的。胡乔木以其多年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经验，讲述了决策过程：提出问题，调查研究，作出初步决策，试点，再讨论形成草案，再试点广泛听取意见，直至最后作出决策。
70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这就为中国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
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这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作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的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长期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
对于胡乔木的访美，是由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牵线，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出面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