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13日，他在信中要求《人民日报》改进广告工作，以期成为“领导全国广告改进的首脑”。
1951年3月4日，胡乔木在信中写道：
那时尚无“社论写作学”之类，胡乔木从自己写作社论的多年甘苦之中，谈了不少精辟之见。
对于《人民日报》，胡乔木几乎到了“管头管脚”的地步，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不断给“范、邓、安”写信。
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从《开明少年》杂志第六十六期上转载了一段文章，意思是说喜马拉雅山的主峰不应用外国人名称“额非尔士峰”，而应叫“珠穆朗玛峰”。文章用了标题《我们伟大祖国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胡乔木看了，颇不满意，写信论述了自己对于标题的见解：
只要全部题目（连小题）都是生动醒目的，文章又都是对题而不是离题的，那就表示整个报纸的生动醒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加上短评、信箱、动态、通讯、图注等成分安排好，编排不是故意叫人难受，那么，报纸就会活跃得像春天的大花园一样了。
胡乔木是写社论的好手，因此对《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颇严。1950年6月7日，他给范长江写信，对于《人民日报》送来请他审读的“公私工商业关系社论”以为“写得并不好，原因是没有分析”。他要求“最好是重写”，要说理透彻，“有说服性”，“要把必要的材料成熟地掌握一下，找出逻辑关系来”。他以为，“凡写重要问题的社论必须充分展开逻辑，才有被人接受和重视的理由。”
注意标题——这是我对于《人民日报》的一个要求。
此后，胡乔木又多次谈及社论的写作。他说：
毛泽东阅报时，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胡乔木。胡乔木呢？他阅《人民日报》，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范、邓、安”，亦即范长江、邓拓、安岗。他的这些信件，到了《人民日报》社，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迄今犹在。
“评论的沉闷当然首先是因为评论的内容空泛，使人不知道作者究竟在打算叫人干什么，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
我所以详细指出这个例子，是因为《人民日报》上这类毛病太多了，简直是每一天每一页都有这种题不对文、不着边际、毫无生气的题目。我要求编辑部切实改正这种现象。
他也很注意评论。他说：
“报纸上的社论应当解决当前的问题，不能去解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其次，社论的篇幅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在时间上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有些社论今天不发表，明天发表就没有意义了，特别在国际斗争方面。社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
今天的报纸第三版有一段文章，题目是《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这个题目是报纸上许多不好的标题之一。从这个题目人们决不能得到关于这段文章内容的任何暗示，而且也不能引起任何兴味，因为标题里的话是谁都知道的。这段文章正确的标法应当是《额非尔士峰的名字应与通令纠正》，《额非尔士峰应当恢复祖国的原名》，《用外国人名称呼我国最高峰是一个错误》，《世界第一高峰是谁发现的》，《发现世界最高峰的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等等。
胡乔木曾对《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的工作，写过许多这类信件，有时打电话，有时托人转告，有时约见报社领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宣传部负责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引自胡乔木1953年12月7日致毛泽东、刘少奇函）
他还曾这样说及：
“写社论。选题是政治问题，怎样写是技巧问题。社论要有分类，各类社论的性质不同，彼此相差很大，对待敌人的社论和纪念性的社论和解决当前问题的社论就不一样。反驳杜勒斯（引者注：美国国务卿）只要驳倒就完了，不能指示他做什么。纪念性的社论只提出一般性的任务，而对国内的实际问题就要提出一些具体任务。”
1950年6月25日，他写信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很有益，但每信后面应注明处理情形或意见，如此信已覆如何如何，此信已转抄某处某处，此信已请某人某人代覆，此信为何为何尚未答覆。否则看了就未免令人纳罕。”
“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声音。其他的东西虽然也是报纸的声音，但是评论是它的主要声音。”
“《人民日报》第三版的版面仍未见有显着的改善。其主要原因仍是缺乏思想性的文字，未能成为讨论思想问题的战线。”
1951年1月5日，胡乔木致函“范、邓、安”：
受毛泽东的感染，也受毛泽东的委托，胡乔木如同毛泽东那样，时时注意着报纸。作为“新闻首脑”，又兼着《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每日打开的头一份报后，便是《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