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在一些同志中间形成这么一种心理，似乎党内的任何斗争不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就没有重要意义，就像吃饭没有吃饱似的，总不过瘾……
胡乔木 邓力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1979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会议上，作了一次颇为重要的讲话。
又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也流行甚广。
他的这次讲话，从理论上纠正了许多沿袭多年的“左”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产生颇大的影响。
书记：（以简体字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
还有，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扳着手指头，历数党内一次次路线斗争，给人们留下极深印象。于是，动不动要说成路线斗争，说成第几次路线斗争。
（二）文艺与党的关系如何提要特别慎重。文艺究竟需要什么性质、什么范围的领导？这个问题要打破条条框框彻底研究一下，因为不正确不适当的领导有不如无，世界文艺历史并不是由于党的领导而发展起来的，就是社会主义文艺，也是文艺家本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而不是领导的结果，领导无非是某种帮助和服务而已，这与科学、哲学完全是一样的，领导决不能创造出科学家和哲学家，党的领导是通过建立一种更适宜于科学、哲学、文艺发展的条件而实现的，任何对领导作用的夸大都只能造成反科学、反哲学、反文艺的后果。在这些方面我们都亲历太多，不能再沉默了。因此，我们希望报告稿能：（1）确定领导的含义，尽量减少各种各样的领导。（2）对文联、各协会与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作出切实而有益的规定。（3）报告全文尽量用建议口吻而不用号令口吻。
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在“文革”中广泛流行的口号。
胡乔木也否定了这一口号。他认为：
笔者所以如此详尽摘录胡乔木的原话，是因为这些拨乱反正的见解，是他在“文革”中那面壁九年反覆思索的成果，显示了他的理论水平。他的这些见解，后来都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从此不再使用那些曾流行甚广的“左”的政治口号。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进行过不少的党内斗争，但是他们？没有说进行过多少次路线斗争，别人也没有这样说过，因为没有必要这样来归类和计数。把党内一切复杂的斗争都简单化成为一定的刻板的模式，我们以后有没有必要继续这样做？”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这个口号还作过一些宣传，但是究竟它的涵义又是什么仍然是一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始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康生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搞得面目全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胡乔木对此作如是说：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耀邦同志并请转周扬同志：
“这个口号本来不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而是‘四人帮’一伙提出的。它公开见之于文字，最早是在1967年两报一刊编辑部写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后来康生把它写到了‘九大’政治报告中，他在向中直机关部传达‘九大’精神时，又作了发挥。这个口号提出以来，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但始终没有严格推敲，把它的科学涵义和根据讲清楚。……
（三）历史的叙述是否可考虑把时间缩短，范围放宽（整个文艺界，而不是一小部分和一个地区）。因为许多问题一时难以作出结论，是否由现状出发，在为解决当前工作所必须涉及的问题才涉及一下，而不作系统的回顾。
总书记：胡耀邦。
“这样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而且，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社会发展就似乎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起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
这时，胡乔木在党内的职务，已比“文革”前高了——那时他只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意见提得很匆忙，考虑不周，敬请原谅！
此后，在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胡乔木当选为书记。书记处的成员如下——
再如，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载入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之中的。
胡乔木加以如下剖析：
“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都是路线斗争？党的历史是否只是路线斗争的历史？……
“今后，这种涵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讲清楚这个问题，对党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重要的意义。至于采取什么形式讲清楚，那需要考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要在报刊上讲。”
在1979年11月，全国笫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周扬在大会上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主题报告。在起草这一报告时，胡乔木曾与邓力群一起，致函胡耀邦、周扬，赞同报告的初稿中纠正一些“左”的文艺口号，并提出看法：
“党内存在路线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如果任何斗争都是路线斗争，那末，党内就几乎天天存在路线斗争……
“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始终存在’的错误提法，迫切需要纠正，也很容易纠正。但是也要经过中央正式决定，争取一定的手续才好把它正式纠正过来。”
（一）整个稿子似可开门见山，由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说到文艺发展的新时期，文艺在新时期的任务、文艺组织的新的工作方法。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但现在不必加以批评，还是要给以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我们想这可能是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年，积累了太多的痛苦和委屈，大家都希望更上一层楼，一定要使人一新耳目，才能振奋人心。至于新的提法似可考虑用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争取社会进步，但这只适用于文学、戏剧、电影，对美术尤其音乐就不适当，因此也可加上耀邦同志提的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的意思。文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只能这样服法，不能规定作品的主题和题材，文艺当然可以表现四化，但决不能解决八字方针一类的问题，否则社会重复几十年的积弊，使文艺陷入困境，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失望。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
胡乔木否定了这一口号。他说：
周扬同志报告稿已遵嘱看了两遍，有些不成熟的意见写出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