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了一会儿，见我心平气和，循规蹈矩，一如既往，并无充当什么角色之意，他旋即转忧为喜，转“危”为安，又友好起来了，面部表情也松弛了许多。
王蒙勾画了1989年之后的胡乔木“天真与惊惧都表现得很充分”的晚年形象：
王蒙“感到了胡与周的相恶”，只是点到为止。
胡乔木还曾托付一位与我们都相熟的老同志口头转达“让王蒙少搞一点意识流”之类的意见。我毫不怀疑他在“爱护”我，乃至有“护君上青云”之意。
与此同时，乔木又不断地劝诫我：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远。1981年，我的小说《杂色》发表后他写信来，略有微词。他又把一期载有高尔斯华绥的一篇评论文章的译文的《江南》杂志寄给我，该文的主旨似亦在主张“大江大河是平稳的，而小溪更多浪花和奇景”，我已记不清了，反正是不要太“现代派”。我想，这对于一心追新逐异的浅尝者们，还是有教益的。
1981年我第一次接到了乔木同志来信，信上说他在病中读到了我的近作（看样子读的是人民大学编印的《王蒙小说创作资料》，一本以教学参考资料为名广为行销的“海盗版”书籍），他对之很欣赏。他写了一首五律赠我，表达他阅读后的兴奋心情。
不久，他约我一起去看望冰心，为之祝九旬大寿。他还要我约作曲家瞿希贤与李泽厚一起去。后因瞿当时不在京，李也没找到，只有我和他去了冰心老人那里。他写了一幅字，四言诗给冰心，称冰心为“文坛祖母”。然后又是与冰心留影，又是与我照相。他还讲起他对李泽厚与刘再复的看法，认为他们是搞学术而被卷到政治里的，不要随便点名云云。这是我最后一次与这位老人见面了。后来他寄来了他签名的诗集。
后来，他的“辩护”成功了。小经波折之后，《芙蓉镇》公演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对电影《芙蓉镇》的挽救。由于1987年初的政治气候，有一两位老同志对《芙蓉镇》猛烈抨击，把这部影片往什么什么“化”上拉。胡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提供有关《芙》的从小说到电影的一些背景材料。胡在电话里说：“我要为《芙蓉镇》辩护！”他的音调里颇有几分打抱不平的英雄气概。
据说在一次会议上他极力与批他的人套近乎，说了许多未必得体的话，但反应冷淡。据说还向另一位曾撰文委婉批评他的人大讲王蒙的“稀粥”写得如何之不好。我觉得他已经为与王蒙拉开距离做了铺垫。这和他的与我讲看访舒婷“失败”具有相近似含义。他的这些努力都引起了一些说法，而且，反正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是越来越式微了。
据说，胡对舒婷是很友好的。他说：“如果这样的诗（指舒诗）还看不懂，那就只能读胡适的《尝试集》了。”当然，他不可能“微服私访”，他进行了一次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访问，这也是失败所在吧。诗心相通，谈何容易？
他大概仍然想保护一些人。但是这次已不是1982或者1983年。他本人也处于几位文坛批判家的火力之下。在一次“点火”的会议上，几个人已经用“大泰斗保护小泰斗”这样的说法攻击乔木。也有的人干脆点出了乔木的名。
不久我们见了面。他显得有些衰弱，说话底气不足；知识丰富，思路清晰，字斟句酌，缓慢平和。他从温庭筠说到爱伦坡，讲形式的求奇和一味的风格化未必是大家风范。他非常清晰而准确地将筠读成yún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将错就错地读成jūn。他说例如以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相比，后者比前者更风格化，而前者更伟大。（大意）我不能不佩服他的见地。
1989年的事件以后他的可爱，他的天真与惊惧都表现得很充分。该年10月我们见面，他很紧张，叫秘书做记录，似乎不放心我会放出什么冷炮来，也许是怕这一次见面给自己带来麻烦。
此后由于我也忝列于某些有关文艺工作的“领导层”之中，便与胡发生了更频繁的接触、交流与碰撞。1985年，作协“四代会”开过，一次胡找我，要我把一篇反对无条件地提倡“创作自由”的文章作为《文艺报》的社论发表。此次，他谈到了他去厦门时到舒婷家拜访舒婷的事，他说他的拜访是“失败”的。我想他的意思是指他未能在政治与文艺思想方面对舒产生多少影响。但我仍然感到，他能去拜访舒婷，如不是空前绝后的，也是绝无仅有的。我甚至主观地认为，他的“失败”论是一种防护姿态，以免因这一拜访受到某些面目可憎的人的指责。80年代以来，舒婷亦多次受到批评，以“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朦胧”为由批判“朦胧诗”，与前述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由批现代派逻辑一致，语言一致，版权归属一致。
在作家之中，王蒙是特殊的一个，他既当过“右派分子”，又当过文化部长。他用特殊的视角观察胡乔木。特别是在他成为文化部长之后，跟主管意识形态的长官胡乔木有了更多直接的交往。
我问他对于典型问题的看法，他说，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楚，他说“典型”是外来语，然后他讲了英语stereotype，他说这本来就是样板、套子的意思。他发挥说，比如说高尔基的《母亲》是典型的，但高尔基最好的小说不是《母亲》，而是《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然后他如数家珍地谈这部长而且怪的、我以为没有几个人读得下来的小说，使我大吃一惊。
说到个人爱好，胡喜欢黄自和贺绿汀，把一盒复制的黄自歌曲的磁带赠送给了我，并批评音乐界的“门户之见”。胡喜欢看芭蕾舞，并向我建议请舞蹈团以抗震救灾为题材搞一个舞剧。胡的欣赏品位是高的，所以他对文艺界的某些棍子腔调斥之为“面目可憎”。我曾经开玩笑说，胡乔木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者，而棍子们是流氓“马克思主义者”。罪过！
在这篇不成样子的怀念文章的最后，我想起了1988年他的一次谈话。当时中央正准备搞一个文件，就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提出一些方针原则。有关同志就此文件草稿向他征求意见。他对我说：“要把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惨痛教训，郑重总结以昭示天下。”他说得很严肃，很沉痛，对文件的要求也非常之高。他慨叹党内缺少真正懂文艺的周恩来式的领导人。他要求回顾历史的经验。但是他又说：“不要涉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最后这个意见，我传达给有关负责人以后，我们一致认为无法照办。
我曾与周扬同志谈起乔木的这一番意思（即前文中提及的不要太“现代派”——引者注）。周立即表示了与胡针锋相对的意见。周主张大胆探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我感到了胡与周的相恶。对于周，我理应在今后写更多的回忆文字。
从这里我又想起胡为刘晓庆辩护的故事。刘晓庆发表自传《我的路》以后，电影界一些头面人物颇不以晓庆的少年气盛为然，已经并正在对之进行批评，后被胡劝止。
自从王蒙成为文化部部长之后，他跟胡乔木的交往就更多了。王蒙回忆了胡乔木对作家、诗人、导演、演员的种种关心之情：
200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蒙的《不成样子的怀念》，内中写及对于胡乔木的怀念。
王蒙在回忆文章中，用寥寥数语、仿佛欲言又止触及了敏感的话题——胡乔木与周扬的关系：
王蒙说及他跟胡乔木的最初交往。那时候，胡乔木给他的印象是“知识丰富，思路清晰”：
我又想起他对电影《黄土地》的态度。他肯定这部片子，为它说过话。胡做过许多好事，例如他对聂绀弩的诗集的支持。胡做这些好事多半都是悄悄地做的，“挨骂”的事他却大张旗鼓。这也是“政治需要”吗？这需要有人出来说明真相，我以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