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决定”；
胡乔木真正的复出，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意味着胡乔木再度成为“中共中央大手笔”。不过，他原先是以毛泽东为轴心，此时则以邓小平为轴心。
1979年1月，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大会上作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胡乔木充分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胡乔木指出：
这次会议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迫切需要”，决定增补胡乔木为中共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胡乔木以这样特殊的手续，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一个列席者，参与的程度毕竟有限。正式出席者必须是中共中央委员，起码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可是，在中共“十一大”，胡乔木连候补委员也未选上。如果胡乔木要进入中央委员，必须等到中共“十二大”。
如今，这一公报，已载入史册。
胡乔木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只能以列席者的身份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会议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
公报作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论断：
……
会议结束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党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乔木任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着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果真，胡乔木发挥了他特殊的作用——为这次历史性的会议，起草了公报。
“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
“在思想路线方面，会议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会议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就不能前进，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党就要失掉生机，我们就要亡党亡国。前一时期为什么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意见？他们的思想受到了一些原因的影响，发生了僵化和半僵化现象，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首先是林彪、‘四人帮’设置了许多禁区、禁令，不许人有不同说法，不许人按事实的本来面貌去说话。其次是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也就是通常的专制主义。所有问题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再次是，党内是非不清，功过不分，赏罚不明，造成很多人不愿动脑筋，动脑筋反而会受打击。最后是，小生产习惯势力，安于现状，也是不愿意动脑筋的原因。针对这些原因，胡耀邦同志提出：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还有哪些未打破的，要求社科院和其他单位提出清单，统统要打破。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要改变，要反对拥护权力过于集中的思想。”
“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然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却是至关重要的会议。此前，中共中央在11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历时三十六天，为此会作了准备。这次会议，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结束了“凡是论”，确定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首先要在理论上拨乱反正。邓小平以为，胡乔木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