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合法地位尚未恢复，辜振甫作为台湾的资方代表，出席了日内瓦国际劳资会议，并在会后顺道考察了欧美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所到之处，辜振甫用流利的英语或日语同东道主及企业界人士频频接触，作深入的洽谈，开展经济外交活动，颇有成效。
因此，我们也要正确看待国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毕竟企业是做生意的，是要遵守市场规则的。政府能为企业开拓市场提供基础性的支持，但是决不能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中国人办签证到哪里都或多或少受到限制，美国的护照到哪里都畅通无阻。但这些是企业所无法改变的。每个企业在踏出国境线的那一刻就已经被深深地烙上了国家的名字。企业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国家的支持，最大限度地遵从市场规则，在市场中发展壮大自己。
早年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得辜振甫精通日语和英语。他曾为蒋介石做过日语翻译，并参与中日外交史上重要文献的翻译工作。在台湾工商界人士中，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者，也首推辜振甫。这两项语言的利器为他开展经济外交提供了便利，而在政界的如鱼得水也为其经济外交增加了砝码。
后来，辜振甫曾以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的身份，邀请里根访问台湾。作为回报，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总统时也邀请辜振甫到华盛顿参加就职大典的观礼。
辜振甫从父亲辜显荣那里不仅继承了诸多企业，也继承了辜显荣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广交日本政要和实业巨子所留下的关系网。因而辜振甫与日本的往来特别多。
在这一系列的外交背后，辜氏家族的企业也逐步走出了台湾，走向了全中国，走向了世界。辜氏企业的国际化道路可谓是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风采，其之所以是不可复制的，或许是因为辜振甫的商智非常人所能领悟与驾驭。
在两岸问题上，辜振甫也充分利用自己亦商亦官的身份，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问鼎台泥以后，他积极推动台泥集团在大陆的投资，以此带动了大批的台商来大陆投资，进而开启了两岸经济交流与发展的大幕。而“汪辜会谈”及其成果对推动两岸事务性商谈、加速两岸经贸合作和各项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大国一贯奉行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的战略，对于政治问题往往通过经济的手段解决，而对于经济问题又往往引入政治的压力。大国的领导人出访，总会带着一大群企业家，国家领导人之间谈的除了政治问题，更多的是两国的经济交往。而一旦两国大企业之间出现纷争，国家领导人甚至会直接出面。
经济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着眼于提高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企业在世界企业界的实力对比，决定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而国家综合实力是外交路线和策略的决定因素。所以，政治外交越来越注重以经济外交作为基础和先导。
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日本政府为了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台湾当局曾派辜振甫赴日本与曾经担任过外相的藤山爱一郎洽商。藤山爱一郎的父亲藤山雷太所创立的“大日本制糖厂”，就是当年辜振甫当工读生的地方。由于有这一层关系，藤山爱一郎和辜振甫私交甚睦，但他们的会谈并不能阻止中日恢复邦交的大趋势。
辜振市在招待宾客的晚宴上，特意准备了一道从蟾蜍颈部抽下的脂肪煮成的汤，客人们喝了有格外消除疲劳的效果，第二天客人们个个都觉得精神百倍。这种细致周到的处世之法，帮助辜振甫博得了很多人缘和声望。
但是，企业也必须正确面对国家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完全承认中国是市场国家，国家介入的稍不注意，就会引起西方国家的封锁与敌意。
在辜振甫的生涯里，他既是商界的大亨，又是台湾政界的大佬，最擅长的是搞经济外交，被誉为台湾的“经济外交”大臣。
辜振甫开展经济外交，不遗余力，竭尽心思。1984年7月台湾“中国信托”从台北重庆南路迁至敦化南路，在新大楼落成典礼的那天，中外宾客云集，有些来宾远道而来，旅途劳顿，又正值台北盛夏，暑热难当，许多来宾体力不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