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经商离不开政治”被许多商人奉为圭臬。但是，成也官场，败也官场，你和政治走得太近，甚至利用政治投机取巧，可能会一时获利，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划算。更何况，今天的商业环境越来越透明，法制越来越健全，只有依靠洞察力和生意头脑来赚钱，才能踏踏实实活着，最大限度降低商业风险。
张荣发深知大陆市场对长荣集团的重要性，故一再向媒体表示“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希望台当局加紧展开两岸复谈事宜，尽早全面开放“三通”。长荣集团副总经理、驻北京总代表周宝裕也表示，长荣之所以呼吁尽快“三通”，就是因为看到不“三通”会延缓两岸企业素质的提升，使两岸互蒙其害。周宝裕更表示，对于直航，长荣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尽管由于台湾政策的限制，长荣集团进入大陆并不顺畅，但长荣近几年的动作十分积极。除了在北京已有长荣航空办公室，寻求与大陆航空业者的合作外，长荣海运在大陆也已成立上海长荣集装货运公司（出资600万美元，持股60％）、上海宝荣国际集装公司（出资800万美元，持股65％）、宁波长胜货柜公司（出资1241万美元，持股40％）、青岛长荣集装箱储运公司（出资700万美元，持股40％）、深圳运荣运输公司（出资175万美元，持股55％）和深圳和记内陆集装箱仓储公司（出资550万美元）。
但凡成功的企业家无不深谙政商之间的奥妙，在我国历史上“红顶商人”历朝历代都大有人在。时至今日，对于企业家特别是台湾的企业家来说，如何充分利用两岸微妙的关系，适时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作出顺应历史潮流的事情，不仅能够实现事业的繁荣，而且能够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为民族、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事实上，长荣海运的目标是争取占有大陆海运市场的10％；陆运目标是在台商主要投资点筹建集装箱运输公司；空运目标是除了目前在北京设办事处外，争取能投资沿海机场的地勤、货运站等项目，以期在两岸三通全面开放后获得最大商机。
张荣发曾长年资助过陈水扁，甚至被传言是陈水扁的“最大金主”之一。2000年初台湾“总统”选举之时，张荣发公开站出来支持陈水扁，并出任陈水扁的所谓“国政顾问团”成员，因此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绿色企业家”代表之一。2001年陈水扁“出访”巴拿马时，在巴拿马拥有大批投资的张荣发亲自出马到巴拿马坐镇。
事实上，长荣集团是进大陆较早的台湾大型集团，1994年在台湾当局允许航运业赴大陆投资及经营码头业务后，长荣旗下的长荣、立荣两家海运公司就闻风而动，分别以5000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在上海、青岛、广州等地投资经营货柜集散场及码头业务。虽然这8000万美元投资对张荣发而言仅是探路，但这在当时却是台湾服务业中对大陆投资规模最大的一笔。
作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张荣发对于大陆市场不可能视而不见，改船籍一事实属无奈。因为将船只改在英国和意大利设置的公司名下，以百分之百外资的方式到大陆设立分公司，就可以降低营运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
然而，5年后，在陈水扁再次“出访”巴拿马的时候，张荣发却宣布将在上海成立营运总部，并且高调支持“一国两制”。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生意人要懂政治，但是更要凭经商本事吃饭。在中国，“商”、“政”不分家有很深的历史传统。晋商、徽商的发迹大都存在对官府权力的依赖。晋商、徽商发财后捐官买爵的历朝历代都有，最显赫的代表人物是徽商之中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仍然是当今中国商业孜孜以求的目标。
十几年来，长荣企业在大陆迅速发展，张荣发到访大陆也不下10次，并多次受到中央领导接见。2005年，长荣集团花亿人民币在北京国贸中心购买5层楼作为北京的运营据点，目前大陆市场占长荣运营收入的60%。2006年4月召开“国共论坛”时，张荣发虽因故不能出席，但仍派出他的儿子、长荣集团副总裁张国政与会。会谈期间，因张国政和胡锦涛总书记握手时间较长，被岛内舆论猜测是胡总书记“最重视的人”之一。
一个企业家想要成功，政治因素无疑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在政治面前从来不掩饰他们的激情。遗憾的是，其中的一些人在野蛮生长的过程中，掉进了毁灭性的陷阱——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所有这些被称为“企业原罪”的因素，往往使一个即将兴起的企业在千夫所指中黯然退场。
诚然，张荣发在台湾虽有支持“绿营”的历史，但为了和大陆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他逐步放弃了对绿营的支持，并于2002年辞去“台湾总统府资政”职位，还将船队三分之二的货轮，由巴拿马以及台湾地区移往英国和意大利，以布局欧盟和大陆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