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就算是处理完了。
智商低的人距离文明有些距离，距离动物界却比较近。这就注定了智商靠不住的人，都有几分奴性。而奴性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不谙规律，不懂得起码的道理，唯独对暴力和权力有着极度的恐惧心理。
也就是说，阳明先生要对付的是些鸡鸣狗盗之徒，而这类人又有什么特点呢？
对此，阳明先生的认知，比孟德斯鸠更为深刻。
于是阳明先生不紧不慢地将船停靠在岸边，派了手下人拿了小旗上岸，宣布道：巡抚王老爷知道你们缺心眼儿，又懒到骨子里，弄得吃不上饭，所以才因饥寒交迫沦为土匪，现在宣布你们立即解散，等待王老爷给你们发放救济粮。如果你们再横行不法，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有恐惧就好办。只要你恐惧，那么阳明先生就可以吓唬住你。
阳明先生让船迎着土匪冲过去，是基于他对人性规律的彻底性认知。
看到了没有，这就是那些低智商、高奴性的土匪们。他们刚才还在气势汹汹，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突然见到几艘空船，一个戴了官帽的长胡子，就忙不迭地跪下了。你说他们至于吗！
处理完了？那遭到土匪抢劫的人怎么办？
《靖乱录》之中，这样描写了那些智商超低、因其过强的奴性而终日陷入恐惧状态的土匪们：
放着好端端的人生之路不走，而是沦为鸡鸣狗盗，那是因为他们的智商过低——略高一点儿就会老实耕田，再高一点儿就会辛苦读书。在大明帝国的黄金时代，读书种子稀缺，大凡一个人愿意读书，朝廷就会给你提供禄米，鼓励你读书，可朝廷的禄米放在那儿你不拿，却偏偏当了土匪，你说这智商靠得住吗？
见了弱者就欺凌，其手段残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见了强势就下跪，其奴性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从这个规律上判断，活跃于江西一带的土匪，虽然人多势众，但却未必拥有强势的军事人才。乌合之众鸡鸣狗盗的可能性，近乎百分百。
正德十二年正月，赴任南赣。道经吉安府万安县，适遇流贼数百，肆劫商舟。舟人惊惧，欲回舟避之，不敢复进。先生不许，乃集数十舟，联络为阵势，扬旗鸣鼓，若将进战者。贼见军门旗号，知是抚院，大惊，皆罗拜于岸上，号呼曰：某等饥荒流民，求爷赈济活命。
差不多和阳明先生同一时代的法国，有智者孟德斯鸠撰《论法的精神》，书中说道：世上的政体有三种：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和专制政体。君主政体需要尊严，共和政体需要信用，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惧。大明时代的帝国治下，就是这般满心恐惧、极度无知又充满了不可救药的奴性之国民。
同样的，一个优秀军事人才的出现，也需要相应的环境。大明帝国虽然隔三岔五总闹出些群体事件，但却没有持续性的规模战争，而这就意味着军事方面人才的稀缺。即使有零星几个对军事超级敏感的异类，也奈何不得儒教文化氛围浓厚的社会环境，不是将其绞杀，就是难以找到追随者。
人这种动物，没有哪个是生下来的先知先觉，都是在后天环境的成长之中，与外部环境的刺激信号形成反馈，大脑最终形成了对某种信号的选择性敏感。如阳明先生诗书世家，纵然是他懒得悟道，也必是一代风流才子。而一个生长在土匪窝中的婴儿，因为外部缺乏对知识的刺激，也就难以形成大脑的敏感点，想成为阳明先生这样的人，非得几代人栽培才可。
理论上来说，阳明先生既然不追究土匪，那就应该用公款支付被抢夺人家的财产和生命损失，可如果有这种好事儿，《年谱》不会避而不谈，但既然没有谈到，应该是没这回事儿——帝国没有赔偿法，所以我们也没理由追究阳明先生。
算他们倒霉吧，这节骨眼儿上还是少惹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