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我，去过澳洲两个月，彼邦的大城都游历过，至于草坡上的红顶小屋，也似乎见过一些。八年前的今天，我正在雪梨。如果二十五岁的痖弦突然出现在眼前，问我那地方到底如何，我会说：「当然很好，不但袋鼠母子和宝宝熊都很好玩，连三次大战和文革都似乎隔得很远。不但如此，台北盆地正热得要命，还要分区节水，那裏却正是清凉世界，企鹅绅士们都穿得衣冠楚楚，在出席海滨大会。不过，如果我是你，就不会急着搬去那裏，宁可留在台湾。」
一人之梦，他人之魇。少年痖弦心中的那片乐土，在「澳厮」们自己看来，却没有那么美好。远来的和尚会唸经，远方的经也似乎好唸些，其实家家的经都不好唸。
二十多年的留学潮似乎是淡下去了。从远飏外国到奉献本土，我国青年态度的扭传，正是民族得救文化新生的契机。人对社会的要求和奉献，应成正比：要求得高，就应奉献得多；有所奉献，才有权利有所要求。对社会只有奉献而不要求，不要求它变得更合理更进步，那是愚忠。「不问收穫」，是不对的。反之，对社会只有要求而不奉献，那是狂妄与自私。不过留学潮也不是全无正面的意义，因为我们至少了解了西方，而了解西方之长短正所以了解中国，了解中西之异同。「不到黄河心不死」，许多留学生却是「不到纽约心不死」。同时，远飏外国也还有身心之分。有的人身心一起远飏了，从此做外国人，那也乾脆。有的人身在海外而心存本土，地虽偏而心不远，这还是一个正数，不是负数。但是这种人还可分成两类。第一类「心存」的方式，只是对本土的社会提出要求，甚至是苛求，例如「台湾为什么还不像美国」等等，却忘了他自己并未奉献过什么。第二类「心存」的方式，则是奉献，不论那是曾经奉献，正在奉献，或是準备奉献。这种奉献，虽阻隔于地理，却有功于文化。例如萧邦，虽远飏于法国，却以音乐奉献于波兰，然则萧邦在法国，正是波兰的延伸，不是波兰的缩减。「正数」的留学生，都可以作「台湾的延伸」看待。
我说你还赶作什么衣裳呀，
痖弦也曾经两度留学，但到了一九八○年，却没有像他在早年诗中所预言的，落户在异国。从远飏到回归，正是痖弦这一辈认同台湾的过程，这过程十分重要。时至今日，谁是过客，谁是归人，已经十分清楚。对他这一辈的作家，台湾给他们写作的环境，写作的同伴，出版他们的作品，还给他们一群读者和一些批评家，而这些都是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无法为他们提供的。如果当年痖弦留在故乡河南而未来台湾，现在真很难想像他在哪裏。痖弦属于河南，但是他似乎更属于台湾，当然他完全属于中国。所谓家，不应单指祖传的一块地，更应包括自己耕耘的田。对于在台湾成长的作家，台湾自然就是他们的家。这也许不是「出生权」，却一定是「出力权」。「出力权」，正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一九八○年」诗末有这么两句：
而且有着童话般红色的顶
不过，苏轼的这一番自宽之词，要慰勉我们接受的，只是地理上的囿限，绝非心理上的自蔽。「俯仰间之有方轨八达之路」，他在文末已经说得明白。他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更点出客观观点的重要。岛屿只是客观的存在，如果我们竟在主观上强调岛屿的地区主义，在情绪上过份排外，甚至在意识上要脱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那就是地理的囿限又加上心理的自蔽，这种趋势却是不健康的。诗人邓约翰的一段布道词，也是汉明威一部小说题名之所本，不妨与苏轼之文并读：「没有人是一个岛，自给自足；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份，整体的一片段。如果一块土被海浪沖走，则欧洲的损失，正如沖走了一角海岬，沖走了你朋友的田庄或是你自己的田庄。不论谁死了，我都受损，因为我和人类息息相关。所以不要派人去问，丧钟为谁而敲。丧钟为你而敲。」
二十三年以前，一位才华初发的青年诗人，嚮往未来与远方，写了一首乌托邦式的成人童话诗，设想美妙，传诵一时。那首诗叫做「一九八○年」，作者痖弦，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诗的前两段是这样的：
一九八○年八月四日
如果还有谁对那片「乐土」抱有幻想，他不妨去看看澳洲自製的连续剧「女囚犯」。这一套电视片长达三十集，主要的场景是澳洲一座专关女囚犯的监狱；一个个女犯人的故事，当初如何犯法，如何入狱，后来如何服刑，如何上诉，又如何冤情大白，获释出去，都有生动明快的描写。当然女犯人的结局，不都是欢天喜地走出狱门。也有不幸的一群，或死在牢裏，或放出去后不见容于社会，反觉天地为窄而牢狱为宽，世情太冷，不如狱中友情之温，宁愿再蹈法网，解回旧狱。澳洲原是古时英国流放罪犯之地，幽默的澳洲朋友也不讳言他们是亡命徒流浪汉的后人。也难怪他们的电视界能推出这么一部铁窗生涯的写实杰作。
老太阳从蓖麻树上漏下来，
费一个春天造成的小木屋，
当时的戏言，今朝已来到眼前，这已是一九八○年了。不知怎的，近来时常想起痖弦的这首少作。二十多年来，台湾变了很多，世界整个变了，连诗人嚮往的澳洲也变了不少。痖弦，并没有移民去澳洲，将来显然也不会南迁。这些年来，他去过美国、欧洲、印度、南洋，却始终未去澳洲。
东坡真不愧旷代文豪，虽自称信笔所之，毕竟胸襟开阔，不以岛居为囿，却说「有生孰不在岛者」？髯苏当时的地理观念，竟和今日的实况相合。痖弦当年要去的澳洲，不正是一个特大号的岛吗？亚、非、欧三大洲，也不过合成一个巨岛。想开些，我们这青绿间白的水陆大球，在太空人眷眷回顾之中，不也只是一座太空岛吗？
这话颇有心理根据。移民到了澳洲，就到了想像中的天堂，但天堂裏的日子其实很闷人，「明天」在天堂裏毫无意义，因为它无须争取。我认为，「桃花源记」裏的生活虽然美满，但如果要我选择，我宁可跟随诸葛亮在西蜀奋斗，因为诸葛亮必须争取明天，但是明天对桃源中人并无意义。
而且四周是草坡，牛儿在啮草
那时将是一九八○年。
我知道颇有些朋友以台湾为一岛屿而感到孤立、气馁，也听人说过，台湾囿于地理，文学难见伟大的气魄。这话我不服气。岂不见，我们的失败是在大陆，而成功却在海岛？拿破仑生在岛上，也死在岛上，却影响了一代的欧陆。说到文学，莎浮诞生的莱思波斯，萧克利多斯诞生的西西里，都是岛屿，而据说荷马也降世于凯奥司岛。日本和英国不用多说，即以爱尔兰而言，不也出了史威夫特、王尔德、萧伯纳、叶慈、乔艾斯、贝凯特？
澳洲的名诗人，我几乎都见过了。侯普赠我的书中，第一首诗便是他的名作「澳大利亚」，劈头第一句便诅咒他的乡土，说它是一片「心死」的大陆，令我大为惊颤。澳洲的大学招不足学生，一来人口原就稀少，二来中学毕业就轻易找到工作。大学教授向我埋怨，说一个月的薪水，百分之四十几都纳了税。雪梨的街头也有不少盗匪，夜行人仍要小心。坎贝拉公园裏，有新几内亚的土人扎营守坐，作独立运动之示威，令陪我走过的澳洲朋友感到尴尬。东北岸外，法国人正在新加里多尼亚岛附近试验核爆，令澳洲青年愤怒示威。谁说南半球见不到蕈状云呢？
苏轼，应该是我国第一位在海岛上写作的大诗人了。他的高见总该值得我们注意。「苏海识余」卷四有这么一则：「东坡在儋耳，因试笔尝自书云：『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悽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逕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间之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
痖弦的「一九八○年」仍不失为一首可爱的好诗，但毕竟是廿多年前的作品，我敢说作者的少年情怀，如今已不再了。那时台湾的新诗风行着异国情调，不但痖弦的某些少作，就连土生土长的叶珊、陈锦标、陈东阳等的作品也是如此。爱慕异国情调，原是青年人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兼以当时台湾的文化、社会、政治各方面都没有现在这么开放，一切都没有现在这么进步，青年作家们多少都有一点「恐闭症」，所以嚮往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种可解的心情，不必动辄说成什么「崇洋」。二十多年下来，我这一辈的心情已经完全相反：以前我们幻想，乐土远在天边，现在大家都已憬然省悟，所谓乐土，岂不正是脚下的这块土地，世界上最美好的岛屿？原则上，澳洲之大，也只是一个岛屿罢了。然则在澳洲和台湾之间，今天的痖弦当然是选择自己的家岛。今天，年轻的一代莫不热烈地拥抱这一片土地和这一个社会，认同乡土，一时蔚为风气，诚然十分可喜。但是我们却不应武断划分，说今日的青年皆是，而往日的青年皆非。其实，今日青年之所以有此心态，一半也是台湾在外交压力下所促成：既然举世都要否定我们，那么大无畏的爱国之士就要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肯定自己。另一半则是因为二一十年来，台湾已经有了显着的进步和繁荣，比起美国来不见得怎么落后，比起中国大陆来却已超前很多，就是这一份「比得起」的信心，令今日的青年有回头肯定自己的依据。
我们将有一座
而且，在澳洲。
澳洲并不全是草地，反之，浩阔的内陆尽是沙漠，又乾又热，一无可观。我在沙漠的中心，爱丽丝泉，曾经住过一夜。那小镇只有一条街，从这头踱到那头，不过一盏茶的功夫。树影稀疏的街口，外面只有一条灰白的车路，没向万古的荒沙之中。南北两边的海岸，都在一千公里以外，最近的大都市更远达一千五百公里，真是遁世的僻乡了。只是到了夜裏，人籁寂寂，天籁齐歇，像躺在一只坏了的錶裏，横听竖听，都没有声音。要不是袋裏还有张回程的机票，真难相信我还能生还文明。
留那么多的明天做什么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