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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作者:余光中 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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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弹低调的高手──远悼吴鲁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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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自己呢,对泰山之重是高攀不上的,但亦不甘于菲薄贱躯轻于鸿毛。所以对泰岱鸿毛之说,完全等闲视之。然人总归不免一死,能俯仰俱无愧,当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智愚贤不肖,都要速朽的。君不见芸芸众生中,亦有一些不自量力求宽延速朽的时限的,谁不是枉费心机?谁不是徒劳?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二日

一般人提到台大外文系王文兴、白先勇、欧阳子那一班作家辈出,常归因于夏济安的循循善诱。夏氏中英文造诣俱高,在授英美文学的老师裏,是极少数兼治现代文学的学者之一。王文兴那一班的少壮作家能得风气之先,与夏氏的影响当然大有关係。不过夏济安的文学修养和他弟弟志清相似,究以小说为主:我常觉得,王、白那一班出的多是小说家,绝少诗人与散文家,恐怕也与师承有关。

此外,当时的美新处还出了一套台湾年轻一代作品的英文译本,主其事的正是吴氏。被他挑中的年轻作家和负责设计的画家(例如席德进和蒋健飞),日后的表现大半不凡,也可见他的眼光之準。我英译的那本青涩而单薄的《中国新诗选》,也忝在其列。书出之日,有酒会庆祝,出席者除入选的诗人纪弦、锺鼎文、覃子豪、周梦蝶、夏菁、罗门、蓉子、洛夫、郑愁予、杨牧等之外(痖弦、方思等几位不在台北),尚有胡适、罗家伦等来宾。胡适更以中国新诗元老的身分应邀致词,讲了十分钟话。当时与会者合摄的照片我珍藏至今。此事其实也由吴鲁芹促成,当时他当然也在场照料,但照片上却没有他。功成不居,远避镜头,隐身幕后,这正是吴鲁芹的潇洒。暗中把朋友推到亮处,正是他与林以亮共有的美德。

吴氏前期的散文渊源虽广,有些地方却可见钱锺书的影响,不但书袋较重,讽寓略浓,而且警句妙语虽云工巧,却不掩蛛丝马迹,令人稍有转弯抹角、刻意以求之感。后期作品显已摆脱钱氏之困,一切趋于自然与平淡,功力匀于字裏行间,情思也入于化境。在他最好的几篇散文如〈泰岱鸿毛只等闲〉裏,他的成就可与当代任何大家相提并论。

这一段文字真正是大家之风,表现的不是儒家的道德理想,而是道家的自然态度,毋宁更近于人性。我尤其喜欢他那句:「能俯仰俱无愧,当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要人洁白无瑕,求全得可怕,令人动辄得咎,呼吸困难。只要不是存心作恶,则「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更是宽己而又恕人,温厚可亲,脱略可爱。

梁实秋在〈读联副三十年文学大系〉一文中,说吴鲁芹的散文有谐趣。我觉得吴鲁芹的谐趣裏寓有对社会甚至当道的讽喻,虽然也不失温柔之旨,但读书人的风骨却随处可见。他的散文长处不在诗情画意的感性,而在人情世故、事态物理的意趣之间。本质上,他是一位知性的散文家。

那次去里昂开会的中国人,除了巴金一行之外,还有代表台北而来自巴黎的杨允达,和代表香港的徐东滨。法国笔会把中国人全安置在同一家旅馆,因此我们好几次见到巴金。有一次,吴鲁芹在电梯裏遇见四十年前武汉大学的老同学,面面相觑久之,忽然那人叫道:「你不是吴鸿藻吗?」吴鲁芹叫道:「你不是叶君健吗?」笑了一阵子后,对方说:「等下我来看你。」吴鲁芹潇洒地答道:「好啊,正好叙叙武汉往事。只有一点,你可别向我统战,我也不劝你投奔自由。」这件事,第二天吃早饭时他告诉了我们,说罢大笑。吴鲁芹做人嚮往的境界,是潇洒。他所谓的潇洒,是自由,自然,以至于超然。也就因此,他一生最厌烦的就是剑拔弩张,党同伐异的载道文学。这种态度,他与文坛的二三知己如夏济安、林以亮等完全一致。在那次国际笔会的研讨会上,轮到自己发表论文时,他也就针对这种奉命文学毫不含糊地提出批评。

这消息来得突然,但到我眼前,却晚了三天:我是在港报上看到有短文悼他,才惊觉过来的。吃早饭时我非常难过,嚥下去的是惊愕与惋惜,为二十多年的私交,也为中国的文坛。在出身外文系而投身中文创作的这条路上,他是我的前辈。中英文的修养,加上性情才气,要配合得恰到好处,才产生得出他那样一位散文家来。这一去,他那一代的作家又弱了一个,他那一代也更加寂寞了。但悲悼之情淡下来后,又觉得他那样的死法,快而不痛,不失痛快,为他洒脱的人生观潇洒作结,亦可谓不幸之幸。今年六月,我仓皇回台湾侍奉父疾,眼看老人家在病榻上辗转呻吟之苦,一时悲怆无奈,觉得长寿未必就是人生之福。吴鲁芹说走就走,不黏不滞,看来他在翡冷翠梦见徐志摩,也可算是伏笔。

和吴鲁芹缘悭一面的千万读者,仍可向他的作品裏去认识这位认真而又潇洒的高士。他在文章裏说:「智愚贤不肖,都要速朽的。」这话只对了一半,因为一流作家的文字正如一块巨碑立在他自己身后,比真正的碑石更为耐久。这一点倒是重如泰山,和他在文中潇洒言之者不尽相同。

里昂四天会后,我们又同乘高速的新火车去巴黎。之后杨允达又以地主之谊,带我们和徐东滨遍览圣母院、铁塔、凡尔赛宫等地。一路上吴鲁芹游兴不浅,语锋颇健,精神显得十分充沛。只有两次有人提议登高探胜,他立刻敬谢不敏,宁愿留在原地,保存体力。当时羡慕他老而犹健,老得那么闲逸潇洒,而晚作又那么老而愈醇,不料未及两年,对海的秣陵郡竟然传来了噩耗。

一位高明的作家在晚年复出,老怀益壮的气概,很像丁尼生诗裏的希腊英雄犹力西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想伏枥的老骥,一旦振蹄上路,这种廉颇意结总是难克服的。目前的文坛,我们见到有些诗人复出,能超越少作的不多。有些散文家迄未搁笔,却慢慢退步了。吴鲁芹复出后非但不见龙锺之态,反而笔力醇而愈肆,文风庄而愈谐,收放更见自如,转折更见多姿,令人刮目。而正当晚霞丽天之际,夕阳忽然沉落。如此骤去,引人多少怅望,也可谓善于收笔了。

吴鲁芹一生译着颇富,但以散文创作的成就最高。早年作品可以《鸡尾酒会及其他》为里程碑,尤以〈鸡尾酒会〉一篇最生动有趣。据我所知,〈小襟人物〉虽然是他仅有的小说创作,却寄寓深婉,低调之中有一股悲怆不平之气,不折不扣是一篇杰作。吴氏迁美之后,一搁笔就是十年以上,甚至音讯亦杳。正当台湾文坛準备把他归档为过客,他却蹄声得得,成了荣归的浪子,捲土重来之势大有可观。《英美十六家》游刃于新闻採访与文学批评之间,使他成为台湾空前的「超级记者」。《瞎三话四集》、《师友.文章》、《余年集》相继出版,更使晚年的吴鲁芹重受文坛瞩目。

现在他果然去了徐志摩那边,当然也与夏济安重逢了。如果人死后有另一度空间,另一种存在,则他们去的地方也颇不寂寞,而左邻右舍也非等闲之辈。也许阳世眼浅,只看到碑石墓草而已。最巧的是,吴鲁芹对于大限将至似乎早有预感,去年四月他发表的一篇散文,已经对身后事熟加思考。那篇文章叫〈泰岱鸿毛只等闲──近些时对『死』的一些联想〉,当时我在《明报月刊》上读到,就对朋友说,这是一篇杰作,也是吴鲁芹最深沉最自然的散文。在文首作者回忆他「去年初冬」(也就是一九八一年底,大约在我们法国之会后两个月)急病入院,自忖必死,「可是过不了几天,却又安然无恙了。」他说当时他被抬进医院,心情颇为恬静,并无不甘死去之念。他说:「曾有人说,一个人能活到花甲之年就很不错了。花甲之后的『余年』是外赏,是红利,是拣来的。」接着他对死亡一事反覆思维,并且推翻司马迁所谓的「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认为此事只有迟早,却难分轻重,最后他说:

后来他发现这位台大学生不但写诗,还能译诗,就把我在《学生英语文摘》上发表的几首英诗中译寄给林以亮。林以亮正在香港筹编《美国诗选》,苦于难觅合译的伙伴,吴鲁芹适时的推荐,解决了他的难题。这也是我和林以亮交往的开始,我也就在他们亦师亦友的鼓励和诱导之下,硬着头皮认真译起诗来。这段因缘,日后我出版《英美现代诗选》时,曾在译者序裏永誌不忘。

这已经是二十多年的往事了。一九六二年他去了美国之后,我们见面遂稀:一次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在回国前夕从丹佛飞去华盛顿,向傅尔布莱特基金会辞行,乘便访他和高克毅于美国之音,一同吃了午餐。另一次,也就是上一次和最后的一次,便是前年在里昂之会。回想起来,在法国的五日盘桓,至今笑谈之貌犹在左右,也真是有缘幸会了。

六年前吴鲁芹在《中外文学》五週年纪念的散文专辑裏,发表〈散文何以式微的问题〉一文,认为在我们这大众传播的「打岔时代」,即使蒙田和周作人转世,也难以尽展文才。他说:「儘管报纸广告上说当代散文名家辈出,而成果实在相当可怜,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几乎成为『鲁殿灵光』。」这句话,我实在不能接受。吴鲁芹写文章惯弹低调,但这句话的调子却未免太低,近乎浇冷水了。不说年轻的一代有的是杨牧,张晓风等等高手,再下一代更有林清玄等人,就单看吴氏那一代,从琦君到王鼎钧,近作都有不凡的表现。更不提香港也另有能人。而最能推翻这低调的有力例证,就是吴鲁芹自己复出后的庾信文章。

据我所知,当时提掖后进的老师辈中,如果夏济安是台前人物,则吴鲁芹该是有力的幕后人物。五十年代吴氏在台北各大学兼课,但本职是在美国新闻处,地位尊于其他中国籍的职员。最早的《文学杂誌》虽由夏济安出面主编,实际上是合吴鲁芹、林以亮、刘守宜、与夏氏四人之力办成。纯文学的期刊销路不佳,难以持久,如果不是吴鲁芹说服美新处长麦加锡逐期支持《文学杂誌》,该刊恐怕维持不了那么久。受该刊前驱影响的《现代文学》,也因吴氏赏识,援例得到美新处相当的扶掖。

上一次见到吴鲁芹先生,是在一九八一年九月。那年的国际笔会在法国召开,他从美国,我从香港,分别前往里昂赴会,都算代表台北。里昂的街头秋色未着,高俊的乔木丛叶犹青,不过风来时已有寒意。他上街总戴一顶黑色法国呢帽,披一件薄薄的白色风衣,在这黑白对照之间,还架了一副很时髦的浅茶褐太阳眼镜;加以肤色白皙,面容饱满,神情闲散自得,以一位六十开外的人说来,也是够潇洒的了。他健谈如故;我们的车驶过萨翁河堤,凉沁沁的绿阴拂人一身,他以怀旧的低调追述夏济安,陈世骧,徐訏等生前的轶事,透出一点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的感伤。当时明艳的河景映颊,秋风裏,怎么料得到,不出两年就有此巨变?

初识吴鲁芹,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交朋友有点随缘而化,他,却是我主动去结识的。那时我初去台湾,虽然还是文艺青年,对于报上习见的八股陋文却很不耐烦。好不容易有一天在新生副刊上读到署名吴鲁芹的一篇妙文〈谈文人无行〉,笔锋凌厉,有钱锺书的劲道。大喜之下,写了一篇文章响应,并且迫不及待,打听到作者原名是吴鸿藻,在美新处工作,立刻逕去他的办公室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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