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学网 历代文学
收录来自古今中外 20 多个朝代,近 60个 国家的作者超 3万 人,诗词曲赋、文言文等作品数近 60万 个,名句超 10万 条,著作超 2万 部。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作者:余光中 近现代)

章节目录树

轮转天下

上一章 下一章

现在当然已经是「四轮时代」,但世界之大,并非处处如此。一九六四到六六,我在美国教书两年,驾了一辆雪白的道奇在中西部的大平原上飞轮无阻,想到远在东方一小巷内的父亲,每天早晨仍然坐着家裏的三轮车,以五英里的时速悠悠扬扬去上班,竟迂得不好意思告诉家裏。两年后卖掉道奇,回到家裏,我仍然每天坐三轮车去师大上课。昔日的豹纵一下子缩成今日的牛步,起初觉得这「轮差」十分异样,但久而久之,又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正如南人操舟北人骑马一样。挪威的学童,在风雪裏只能滑雪去上学呢。

我买了一辆英製的赫九力士,在东洋铁牛之间倏忽穿梭,正自鸣得意,却在上课一星期后丢了坐骑,成了「单车失窃记」的苦主。怀着满腔悲哀搭公车,我发誓要存足稿费再买一辆。看官有所不知,那时候一辆赫九力士值新台币五百元,相当于荐任级的月薪,而我的一首打情诗呢,中央副刊只给五元。也就是说,要写足两本诗集,才能翻身重登赫九力士,恢复昔日街头的雄风。当年我在台大发奋投稿,跟自行车也不无关係。为了提高生产额,也写了好几篇散文。如此过了两三个月,只存到二百元的光景,家中怜我情苦,只好优先贷款,让我提早实现复车大计。不久第二匹赫九力士的铃声响处,又载着意气昂扬的武士,去上中世纪文学了。

厦大才读一学期,战火南蔓,又迁来香港,失学了一年。那一年我住在铜锣湾道,屋小人多,行则摩肩,坐则促膝,十分苦闷,遁世的良方,是埋头耽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头小说。未能忘情于二轮生风的日子,曾有两次还跟厦大的同学租了自行车,在夜静车稀的海边大道闲驶,重温南普陀逐鸥的记忆。

我家先后僱过五位三轮车夫,相处得都很融洽,也许因为我们的要求不苛。如果那天车夫已经累了,我们再出门,就宁可另僱街车。有时遇上陡坡,我们也会自动下车,步行一段,甚至帮他推上坡去。三十年代的小说家也许会笑这是什么「布尔乔亚的人道主义」,但是车夫和我的家人间并无什么「阶级仇恨」,却是真的,除了一位老赵因为好睹而时常叫不到人之外,其他的几位都很忠厚,称职。可哀的是:独眼的老侯辞工之后死于肺病,而出身海军的老王大伏天去萤桥河堤下游泳,竟淹死在新店溪裏。那几张多汗的面孔,我闭起眼睛就可以看见。

另一种二轮车,在当时也很流行的,是黄包车,又叫东洋车,正式的名称应叫人力车。英文译为rickshaw,乃是「力车」的近音,也是日文jinrikisha(人力车)的缩写。年轻的读者,即使没有坐过,大概也听说过或者读过那本哀沉的小说「骆驼祥子」,知道这种二轮车坐起来未必舒服,拉起来呢,却非常辛苦。拉这种车,重心高而不稳,阴天则冒雨顶风,晴天则烈日炙烤,吃尽车尘;上坡,是跟土地公拔河角力,下坡呢,却不承土地公之情,脚上要自备煞车。有时候车上还一大一小,挤坐着两个人,微薄的车资,竟要车夫做超人。若是车新铃响,车夫又年轻健硕,阔步赳赳,倒也罢了。最怕上面高坐的是大肚脯的胖客,前面拖的却是半衰的瘦子,这景象,最易激起悲天悯人之情。要是上面那重磅乘客是一个「西人」,那就更损龙种的自尊,也就难怪一九二五年,长沙街头,排外的学生们要喝令黄包车上的花旗客下车步行。今日香港的码头上,仍然供着一排油漆鲜明的黄包车,充当观光的道具,要说这是什么中国文化的遗迹,岂不气煞了五霸七雄驰驱的战车?当年黄包车的乘客虽然多为中国同胞,这种「苦力车」却总是给我殖民地的不快联想。前几天在码头附近,汽车的长龙之间,忽然闪出二辆黄包车,上面坐着西人,在车队的夹缝裏穿来插去。乘客东张西望,兴高采烈,也许是吉普林和毛姆的旧小说看多了,也许看的只是韩素英的廉价杂碎吧,但两个车夫拉的是短程,倒也轻鬆自在。当时我心理毫无準备,这唐突的一幕仍然勾起人时光的错觉,剎那之间,惊愕、滑稽、不快之情,再也理不清。

这世界就像哪咤一样,我们都在飞旋的轮上来去。当初发明轮子的那人,不论灵思是否得自日轮或月轮,真是一大天才。从此,人类「不胫而走」,实在是空间的一大突破。不过这重大的发明也不是一突就破的。据说最早的轮子是实心眼儿的,像只木盘,直到将近四千年前才空了心,成了老子所说的「三十辐,共一毂」。

汽车愈造愈好,可惜道路愈来愈挤,施展不开来,而停车的空间愈来愈小,车能缩地却不能自缩成玩具,放进主人的袋裏。英国铁路一罢工,自用汽车便倾巢而出,接成六十哩的长龙,不是夭矫灵动的那种,而是尾大不掉的浅水之龙。「四轮时代」心脏病的患者,忽然看到三轮车在澳门的海边悠然踱来,应该鬆筋舒骨,缓一口气吧。三百多年前,华山夏水的第一知己徐霞客,如果是驾一辆三百匹马力的跑车在云贵的高速公路上绝尘而去,那部雄奇的游记杰作只怕早收进反光镜裏去了。

三轮车出现在中国的街头,记得是在抗战之后,但是各地的车形颇不一样。京沪的和台北相同,都是车夫在前,在澳门见到的也是这一型。厦门的则把车夫座放在乘客座的旁边,有点像一次大战时的军用摩托车。至于西贡和曼谷的,则把乘客座放在前面,倒是便于观光。去台湾以前,当然也坐过三轮车,但是经常乘坐,甚至在五十年代末期家中自备了一辆,却是在台北。

最后转入台湾大学三年级,才又恢复了骑士的身分,镇日价在古亭区的正街横巷裏,穿梭来去。那是三十二年前的台北,民风在安贫之中显得敦厚淳朴,在可以了解的东洋风味背后,有一种浑然可亲的土气。上下班的时候,停在红灯前的,不是今日火爆爆羁勒不住的各式汽车、卡车、摩托车,而是日式的笨重自行车,绿灯亮时,平着脚板心再踩动那些「东洋铁牛」的,也不是今日野狼骑士的义大利马靴,而是厚敦敦实笃笃的木屐,或是日式便鞋。

一九八二年六月

抗战八年,我在四川度过七年半,正是我的中学时代。那家中学在重庆北郊六十里一座小河镇的附近,并不临河,与镇上只通青石板路,无论去什么地方全靠步行,否则就得花钱坐滑竿或骑瘦小的川马。那几年的蜀山蜀水,全在石板路或土径上从容领略,算是我的「无轮时代」,现在回想起来,此生所见的一切青山碧水,无论在海内或海外,总以一步步走过的最感亲切。偶然,父亲从城裏带回来一本洋月曆,有一个月的插图是一列火车在落矶山下迤迤驶过,令乡下孩子常对着那千轮车悠然出神。那时四川之大,所谓天府之国并无铁路,其实有牧神做邻居,没有轮子又有何妨?

我们这一角世界,曾经靠三只轮子来推动:「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是我几个女儿小时候最熟的童歌。但那三轮的时代早已消失,收进汽车的反光镜裏去了。

当然,不是所有的二轮都叫自行车。那时南京的大街,在汽车正道的两侧,还有卵石砌成的边道可行马车。那马车夫头戴毡帽,身披褐衣,高据御座,一手控辔,一手挥鞭,一面打着哨赶马。我觉得那情调古老而浪漫,每次从鼓楼去新街口,总爱并肩坐在马车夫的身边,一路左倾右侧,听卵石道上马蹄各各的节奏。

但现在这世界正靠轮子来推动,至于究竟要去那裏,却是另一个问题。正如此刻,全人类的几分之一,有的为了缉兇,有的为了逃警,有的为了赶赴约会,有的只为了上街买一包烟,不都正在滚滚的大小车轮上各奔前程吗?

最早的车是否独轮车,要问考古学家,但这种元老级的交通工具,我小时却也坐过。这种车北人叫手推车,川人叫鸡公车。抗战初年,我曾和另一个小难民分坐两侧,由一个庄稼汉佝了身子推着,在机械化的日本部队之前,颠摆而逃。后来到了四川又坐过一次,当然不再是为了逃难,但在蜀道难的崎岖路上,那一步三挤轧的独轮,踉跄而行,真使千山为之痉挛。当时我这小小乘客满脑子都是三国演义,不禁想入非非,幻觉是在乘木牛流马,又想「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样坐车,也难怪要通不了。想着想着,忽然那车夫大喝一声,「小娃儿坐好!」

抗战结束,三峡之水从唐诗裏流泻出来,送我的归舟一路到南京。我进了大学,也进了「二轮时代」。十九岁才跨上自行车,比起许多少年来,这新的自由来得太晚,却也令我意气风发,对空间起了新的观念。两臂微张而前探,上身微弯而前倾,两腿周而复始地上下踹踏,双轮一动,风景立刻就为我奔驰,风,就起自两颊,于是飘飘然有了半飞的幻觉。那一代的金陵少年,谁不是风随轮转髮随风飘的单车骑士呢?从此玄武湖一带便入了我们的势力範围,只要有一堂空课,便去湖光柳影裏驰骋一番,带回来一身荷香,或是一包香喷喷的菱角。

马车是二轮加四蹄,黄包车是二轮加双足,到底比不上自行车只用二轮滚地,自力更生。我的自行车在六朝的尘香裏飞滚了不久,战云转恶,红旗渡江,我也就转去了厦门大学。从市区的公园路到南普陀去上课,沿海要走一段长途,步行几不可能。母亲怜子,拿出微薄积蓄的十几分之一,让我买了一辆又帅又骁的兰苓牌跑车。从此海边的沙路上,一位兰陵侠疾驰来去,只差一点就追上了海鸥,真的是泠然善也。那辆车,该直的地方修长英挺,该弯的地方流线如彼,该圆的地方圆满无憾;车架的珐瑯蓝上绘着亮金的细线,特别富丽动人。跨上去时,窄而饱满的轮胎着地而不黏地,圆滚无阻,真个是虫蚁不觉,沙尘不惊,够潇洒的。二十岁的少年得此坐骑,真可踌躇满志,所以不是在骑,便是在擦,在欣然端详。

其中有一位的面孔,每逢年节都会重现在家人的面前,只是头髮一年白于一年,而坐下来时,是在我家的沙发上,不是在当年那辆洁净的三轮车上了。老杨是退伍军人,也是五位车夫裏年纪最大的一位,所以安徽的乡音很重。十五年前他依依地走出我家的大门,因为「三轮时代」已告结束,我家的三轮车被政府收购去了。老杨书法不差,文理也清畅,笔下比普通的大学生只有更高明:这方面和「旧社会」裏劳动阶级的形象,也不符合。我父亲介绍他去交通机关处理交通意外的文书工作,他凭了自己的本事任职迄今。每年在鞭炮声裏,他都会提着一手礼物,回厦门街这条巷子来拜年;记忆裏,这时光长廊的巷子曾满布他的轮印与履痕。我笑笑说:「老杨,你不踩三轮,却管起四轮来了。」老杨的笑容和十五年前没有两样;对以前那辆三轮车,我不禁怀起古来。

汽车愈造愈好,而且郑重宣传,说动若脱兔,从完全静止加速到时速六十英里,所需的秒数已如何减少,根本不管愈来愈挤的街头,这样的缩地术早已无地用武。有一次坐朋友的跑车,讶其忽猛忽疲,颇不稳健,他抱歉说:「我这跑车马力太大,时速不到六十哩,就会这么发癫。」而其实在蚁穴蜂房的香港,没有道路是可以驶上这种高速的。

上星期三去澳门演讲,下午退潮时分,朋友带我沿着细叶榕垂阴的堤岸散步。正是端午前夕,满街的汽车匆匆,忽见榕阴低处,竟有青篷红架的三轮车三三两两,以我行我素的反潮流低速,悠然来去,乘客和车夫都似乎没把倏猛的汽车放在眼裏。这一惊一喜,真像时光倒流了──没有七十年,也有十七年。

「四轮时代」使一切发生得更多,更快,但烦恼也相对增加。汽车是愈造愈好了,从古典的儒雅到超现实的离奇,各种体态的车辆驶入现代的街景。一切都高性能操作,电动化了,仪表板上灯号应有尽有,甚至不必有的也有了,一排谲红诡绿的闪光,繁複骇人像飞机的驾驶舱。但以简驭繁的也大有人在,陈之藩就从来不看反光镜,他说:「千万不能看,一看,心就乱了。」

台北地平街宽,加以那时汽车又少,正是自行车骋骛的好城市。缺点是灰尘太大,又常下雨,好在处处骑楼,可以避雨。最怕是大风欺人,令人气结而脚痠,但有时豪气一起,就与大气为敌,几乎是立在镫上,顶风猛踩,悲壮不让息西弗司,浪漫可比唐吉诃德,似乎全世界的风都灌进我的肺裏来了。那时台大的大王椰道上犹是绿肥红瘦,称不上什么杜鹃花城,我们在椰影下放轮直驶,不到一分钟就出了校门。从城南的同安街去中山北路二段会见女友,最快的纪录是十八分钟。一场雷阵雨过后,夏夜凉了下来,几个同学呼啸而聚,在两侧水田的乱蛙声裏,排齐了龙头催轮并进,谈笑间已到新店。等到夜深潭空,兴尽回驰,路上车灯已稀,连蛙声也已散不成阵了。这坐骑是随我征伐最久的一匹,在台北盆地裏追风逐尘三年有半,有一天停在文星书店的门外,可恨竟被人偷去。于是我进入了「三轮时代」。踩三轮比起拉两轮来,总是一大进步,至少要省气力。至少车夫自己也坐在车上,较多歇脚的机会,如果地势平坦,踩一阵也可以歇一阵,让车子乘势滑行,不用像骆驼祥子那样步步踏实。遇到顺风或下坡,就更省力了;最怕是顶头风或上坡路,有时还得下车来拖。

上一章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