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藩在中文大学的宿舍，正好在我楼下，也是有缘，得以时常见面。至于陈夫人王节如女士，则一半时间住在台北，一半时间来香港陪他，所以较少见面。日子久了，才发现之藩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而又大节不逾，小节不拘，直是魏晋名士风标。中文大学依山面海，自成天地，没有一条路不随山势迴环，没有一扇窗不开向澄碧。之藩一见就大为动容，说「要知道这么美，早就来了。我去过各国的名大学，论校舍，中大平平，论校园，中大却是一流的。」他有糖尿症的初兆，医生要他少吃糖，多走路，因此山路之上经常见到一位穿浅咖啡色西服的中年教授，神思恍惚，步伐迟缓，踽踽然独行而来，独行而去。我在路上遇到他，十有六七他见不到我。不知他成天心裏想什么，也许是在想他的电子学吧，如是则说了出来我也不懂。至于甜食，理论上他不敢贪嘴，实际上却心嚮往之，时常逶逶然从城裏大包小盒地拎着糕点回来；其中最得意的一式，是家乡风味的老式鸡蛋糕，有小碗那么大，上面嵌些剥光的瓜子仁。这东西也是我父亲的「上品」，记得我小时候也爱吃的，却不知之藩在什么店裏发现了，惊喜之余，买了无数回来，每次飨客，总要隆而重之夸而张之地再三推荐，唯恐朋友印象不深，且又以身作则，啖之咽咽，味之津津，真是可笑又可爱。
在当代学者之中，宋淇褒贬分明，口头讚美最频的，包括钱锺书与吴兴华，认为国人研究西洋文学，精通西洋语文，罕能及此二人。吴兴华不但是学者，更是诗人，文革之前一直任北京大学的教授。据说文革一起，吴兴华便首当其冲，成了最早的牺牲品。吴兴华是宋淇的同学至友，所以文革之祸，他的感慨最深。另一位死于文革的学者兼翻译家傅雷，则是介于春舫先生与宋淇两代之间的世交，可谓「半父执」；所以在另一方面，傅聪之视宋淇，也有「半父执」之谊，每次来港，总不免见面叙旧。我想宋淇对西洋古典音乐的爱好与了解，和傅家的世交或为一个因素。他对于西画兴趣亦浓，书房壁上所悬，正是他亲家翁名画家曾景文的作品。
俯向古神州无边的宁静
月，是盘古的庾耳冷冷
思果每天用在运动上的时间是可观的，他说他年轻时体质不好，后来勤加锻鍊才健康起来。也许正因如此，他虽已过了六十，一头乌丝，却仍是「少年头」。他的运动日程，主要是长跑和太极拳，有一度还领着一些年轻的「徒弟」如周英雄、黄维樑等，俨然一派教头。他夸口说能静坐在桌前，一摒万念，便入黑甜，等到悠悠忽忽再睁开眼来，已经是五分，十分，半小时后，而桌前坐着的，又是一个簇新的人了。这种来去自由任意远征的「召梦术」，我是千年也修不来了，不要说半竖着无此可能，就算是全横的时候，也不是召梦便验的。
这样的宽容，正是长者可爱之处。调侃朋友，最难恰到好处：如果对方根本不在乎，则调者自调，久而无趣；如果对方十分在乎，又怕反应太强，超过预期。最理想的对象──我不敢说「牺牲品」──是相当在乎，却又相当容忍，那种微妙的平衡，正在似恼不恼之间，使调者觉得有一点冒险，却又终于并没有闯祸，而旁观者只是捏一把──不，半把冷汗，于是宾主释然尽欢。思果正是这么一位可爱的朋友，宽容的长者。所以每次他来我家，都成为众所欢迎的客人，也是我几个女儿最感兴趣的「蔡伯伯」。有时我又不能无疑──说不定思果早已觑破了文友谐谑无状得寸进尺的弱点，故意装出欲恼不恼的神情来逗逗我们，果真如此，我们反而入了他的彀了。
见过宋淇的人，大概没有想到他在少年时代还是一位运动健将。后来由于多病，「社交量」不得不受限制，很少出门。和杨牧一样，他最喜欢坐定下来聊天，却不像扬牧那样一面聊天一面饮酒。在这方面，他不但学识广泛，而且舌锋凌厉，像是我们这圈子裏的约翰生博士。他的父亲春舫先生兼通好几种西方语文，是一位名戏剧家和学者。家学的背景，加上和香港影剧界多年的渊源，使他在这方面话题无穷。诗和翻译是我们的同好，也不愁无话。他是红学专家，一谈起红学，我只能充一位聆者。至于早期的新文学家，尤其是「学院派」的一类，有不少是他的父执，不然就是早他半辈的朋友，第一手的经历，由他娓娓道来，分外亲切动人。他曾告诉我说，有一天他家裏来了一位客人，笑吟吟地教了他一下午的西洋棋，当时他还是个小孩子，只觉得那客人蔼然可亲，后来才发现他的棋师竟是大名鼎鼎的胡适。诸如此类轶事，我常劝他记下来发表，否则任其湮没，未免可惜。
宋淇是批评家，翻译家，诗人，编辑──这四方面和我们当初的结缘，全有关係。早在二十年前，他为「今日世界社」主编一册「美国诗选」，苦于少人合作，乃请吴鲁芹在台北做「译探」。吴鲁芹把我的一些翻译寄给他看，他欣然接受，我便成为该诗选的六位译者之一。此后他在香港而我在台北，通信多而见面少。直到四年前我来中文大学任教，我们才经常见面，相知更深。
沙田高士在一起作风雅之谈，如果有宋淇和思果在座，确是一景。宋淇一定独揽话题，眉飞色舞，雄辩滔滔，这时思果面部的表情，如响斯应，全依说者语锋之所指而转变，听到酣处，更是啧啧连声，有如说者阔论激起之迴音，又像在空中的警句下面划上底线，以为强调。初睹此景的外人，一定以为两人在说相声。不过，在不同的场合，轮到思果「做庄」，唇掀古今，舌动风雷的时候，也足以独当一面的。说到兴会淋漓，题无大小，事无谐庄，都能引人入胜，不觉星斗之已稀。有一次在我家，听他说得起劲，忽然觉得话题有异，从催眠术中猛一惊醒，才发现一连二十分钟，他侃侃而谈的，竟是他的痔疮如何形成，如何变化，又如何治好之后如何复发。
思果唠叨，陈之藩寡言。其间的对照，似乎也是他们散文风格的对照，散文家陈之藩不但寡言，终于似乎无言了。好多年不再见他的新作，但他的「旅美小简」等书仍然脍炙人口。今年年初他从韩国回来，立刻兴沖沖地来找我说：「我去了板门店！两英里宽的非军事地带之内，居然住了一些老百姓，生活反而分外安全，那裏面的飞禽走兽也自得其乐。两边比赛谁的旗杆高，真绝。我们下了游览车，谁也不许轻举妄动，连手臂也不许随便举起来，否则对面就一枪打过来！你一定得去看看，看了準会写诗！」我说：「散文也可以写啊，你还是来一篇散文吧。」第二天高信疆打长途电话给我，我乘机告诉他陈之藩有这么一篇散文可写，不妨一邀。想来钉稿高手如信疆者，也钉不出一个结果来。陈之藩真是世界上最懒的散文家。
在天安门的小小喧哗之外
济济多士的圈子。
高克毅（笔名乔志高）
认识之藩，已经有二十六、七年了，大概是吴炳锺介绍的，后来在梁实秋先生家裏好像也见过几次，来往不频，说不上有多少私交。只记得当时他在国立编译馆任职；常译一些英国浪漫派的诗在报刊上发表，又是一位张秀亚迷，把她的散文集买了好多册来送给朋友共赏。他在北方读大学的时候，更是一位典型的文艺青年，常和胡适、沈从文等人通信，所以存信很多。梁先生戏称他为man of letters。后来他远去美国，我们也就很少见面。
蔡濯堂（笔名思果）
请莫再闯进她那圣洁的
从此对思果这种「迷人的唠叨」颇有戒心，不过既然迷人，也就防不胜防。终于又有一次，在夕阳之中，我驾车载思果去尖沙咀同赴晚宴。上得车来，他的绣口一开，我的锦心就茫然了，等到锦心恢复戒心，糟了，车头忽已对着过海隧道的税门。少不得硬着头皮开过海去，然后七折八弯，觅路又开回来。思果一路道歉，最后更拿出一张十元钞票，说要赔我税钱。我大笑。
前言
和宋淇共同编辑中文大学出版的「译丛」英文半年刊，使它渐渐赢得国际重视的另一学者，是高克毅。在台湾文坛上，他的笔名乔志高更为人知，却常被误作乔治高，令他不乐。不过高克毅不乐的时候很少，我每次见他，他总是笑吟吟的，传播着愉快而闲逸的气氛，周围的朋友也不知不觉把现代生活紧张的节奏，放鬆半拍。无论说中文或英文，他的语调总是那么从容不迫，字斟句酌，有时甚至略为沉吟，好像要让笑容的沦漪一圈圈都荡开了，才揭晓似地发表结论。有些朋友嫌我说话慢，但高克毅似乎比我又慢小半拍。我从未见他发怒或议论滔滔。他这种温文和蔼的性情，在驾驶盘后也流露了出来，一面缓缓开车，一面不断和旁座的朋友悠然聊天，于是后座的高夫人总忍不住要提醒他全神看路。
高克毅是有名的翻译家，散文也颇出色。他的英文之好，之道地，是朋友间公认的。最使他感到兴趣的三件东西，是新闻，翻译，幽默。其实这些是三位一体的，因为新闻不离翻译，而翻译也儘多笑话。他在新闻界多年，久已养成有闻必录的习惯。有一次他和许芥昱来我家作客，席上众人聊天，我偶尔说了一个笑话，他欣赏之余，竟立刻从衣袋中取出记事簿和钢笔，记了下来。他和许芥昱旅美都在三十年以上，自然而然也都修养成西方绅士彬彬有礼的风度，对于妇女总是体贴周到，殷勤有加，不像东方典型的「大男人」，高据筵首，指天划地，对于女主人的精心烹调，藐藐不赞一辞。绅士型的客人，当然最受主妇的欢迎。那天二绅士坐在我家四女孩之间，一面夸奖女主人的手艺，一面为邻座的女孩频频送菜，一面当然还要维持全桌流行的话题，手挥目送，无不中节。事后，女主人和四位小女主人交换意见，对于二绅士都表满意。
沙田山居，忽忽四有半年，朋友当然不止七位，而于此七友，我所知者当然也不止如此。一个人的生命正如冰山，露在水面的不过十之二三，我于七友，所知恐亦不过十之三四。以下所记，多为曲笔侧写，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只能聊充传记的脚注。取景则又不远不近，相当于电影的中距离镜头，激发兴趣则有余，满餍好奇则不够。至于此文刊载之后，七友尚能余下几友，七座冰山会变几座火山，亦非我所敢预测，所赖者，友情的弹性和高士的幽默感而已。万一我运笔偶近漫画，那也只是想逗我的读者高兴，不是想惹我的朋友不高兴。根据「互惠」的原则，七友之中如果有谁报我以相同的笔调，我必定欣然受之，认为变相之恭维。文中人名太多，儘量免去尊称，以示亲切，而非不敬。
宋淇（笔名林以亮）
今年春末，高克毅从香港飞回美国，宋淇夫人、思果、和翻译中心的吴女士去启德机场送行。临上机前，高克毅行西礼向两女士虚拥亲颊。不久思果在我家闲谈，述及此事，犹有不释，再三歎道：「怎么可以这样？当众拥吻人家的太太！」我说：「怎么样？当众不行，难道要私下做吗？」大家都笑起来。过了一会，见思果犹念念不忘，我便问他：「当时被吻者有不高兴吗？」思果说：「那怎么会？」我又问：「宋淇自己无所谓，你为古人担什么忧？」思果正待分辩，我紧接下去说：「依我看，根本没事儿，倒是你──（思果说：「我怎么？」）──心裏有点羡慕高克毅！」这时，众人已经笑成一团。
没有一次见面思果不谈京戏，我相信他这方面也不含糊，是个十足的戏迷。我只能说「相信」，因为迄今为止他只开过一次口，而仅有的一次只唱了短短的一段「战太平」，还是千怂万恿才勉强别过身去，又推说那天嗓子不能作準。所以他作得了準的艺术至境究竟有多高，我还是不太清楚，而他再三暗示总有一天要让我们餍足的耳福，仍然是一个预言。最令我莞尔的一个现象，是在这件事上，思果似乎一直下不了决心，究竟要自谦还是要自负。所以每次自我分析的时候，他总不免先自谦一番，说他的唱工和琴艺不过尔尔，比起什么派的谁何名伶，算得了什么。如是数分钟后，眼见大家渐渐被他说服，有点同意起来，且亦不再企图劝慰他了，忽又似乎心有不甘，语气一转，自我修正，渐渐强调「不过我这副嗓子呢──哎，不瞒你说，好多师傅都说我本钱足。不像样子的胡琴伺候，我还真不──」于是四座忍俊不住，统统笑了。有一次何怀硕，一个小型的思果专家，说这是棋术上的退两步进一步，大家欣然同意。思果听了，只有苦笑的分。
像一切文人一样，宋淇是一位性情中人，情绪有冷有热，正如英文所谓moods。对于他所厌烦的东西，他绝对不去敷衍。因此有不少人只能看到他的冷肩。这样的择友而交，令人想起女诗人狄瑾荪的名句：
要说思果总是供人谐谑，一味为幽默而牺性，则又不尽然。碰巧在兴头上，他也会取笑别人，摹仿一些名流的口音和语调，博四座一粲。他富有方言的天才，什么地方的口音一学就会。他自己是镇江人，国语略带镇江乡音，发现女画家洪娴竟是小同乡，有机会和她重温「母语」，高兴极了。镇江附近的京沪方言，他似乎也会好几种，却推崇宋淇沪音之正。他在九江住过，江西话不消说得。去年端午之夜，他来我家过节，饭后我们挂起三闾大夫佩剑行吟的拓像，和黄维樑、黄国彬四人诵起「离骚」来，思果用湘音缓吟，别有情韵。此外我还听他学桐城人和温州人的口吻，也颇乱真。至于他的粤语，在此地的「外江佬」之中，要算得是一流的，当然不像本地人那么道地，却也无拘无碍，雅达兼备，在我听来，已经够好的了。有一次在「青年文学奖」颁奖的讲评会上，众评判轮流上台。轮到思果，他竟用粤语侃侃讲了十分钟，听众听出他不是广东人，却欣赏一位「上海人」──本地人习称所有外省人为上海人──把粤语说得这么清爽，报以热烈的掌声，且在他原来无意幽默的地方触发了幽默的契机，引起满堂欢笑。
宋淇谈天说地，全凭兴会，所谓娓娓，往往升级为侃侃，终于滔滔。他并不好动，不能算是「应酬界鉅子」（何怀硕语），但他交游既广，涉猎又多，兼以记性特强，所以话题层出不穷，舌锋至处，势如破竹。这时你最好不要去抢他的「球」，因为他运球如飞，不容你插手，不，插嘴的。偶或有客抢到了球，正要起步，却又被他伸手夺去。这当然不是永远如此。如果你说得动听，他也会注意听你说，且粲然而笑的。
宋夫人邝文美女士出身于上海的教会大学，却兼具传统女性之贤淑与温婉，是我们最敬佩的「嫂夫人」之一。她是作家宋淇的祕书，又是病人宋淇的看护。我家每次「大举」回台省亲，她又为我家照顾小鹦鹉，成了蓝宝宝的「鸟妈妈」。蓝宝宝不幸于今年十月一日病死，所以她这小小的头衔也已成为亦甜亦酸的回忆了。我们几次郊游，邀宋淇伉俪同去，宋夫人都因宋淇不适或无暇也放弃了山岚海气之乐。在背后，我们有时戏称他为「蓝鬍子」。
陈之藩
然后将房门关死；
思果「单身」的时候，既是我家的常客，我家的四个女孩也认为他「唠叨」，却又忍不住要听下去，且听入了迷。唠叨为什么会迷人，确也费解。大概因为他娓娓而谈的时候，面部表情不但複杂，而且总略带夸张，话裏的意义乃大为加强，又常在上下两句之间安上许多感歎词──总而言之，这是散文家的随风咳唾，笔下既已如此，舌底也不会太走样的。思果常在怀内的文章裏说，蔡夫人来信总告诫他不要常来我家贪嘴打扰。我存和我都不以为然，认为这观念太「老派」了。单身汉吃双身汉，是天经地义。单身汉去朋友家作客，不但分享那家人的天伦之乐，也带给那家人新奇的乐趣，要说恩惠，也是互惠的。王尔德说：「婚后的日子，三人始成伴，两人才不算。」其实许多夫妇最欢迎单身的客人，因为单身汉最自由，所以最好招待，又最寂寞，所以最易感动。何况思果又是这么矛盾，矛盾得这么有趣的一位客人？所以我有一次忍不住对他说：「不要再唠叨了。你吃我一席酒，我听你一席谈，那一样更美味，谁知道？有什么打扰呢？」
灵魂选择她自己的朋友，
不谈山脚，且看山头。之藩好像从来不写文学批评，但自有一套武断的见地。夏志清论琦君时，认为散文家必须天生好记性，才能把一件往事，一片景色，在感性上交代详尽，使一切细节历历在目。之藩却说，记性好了便做不成散文家，因为熟忆古人的名篇警句，只有束手束脚，自惭形秽，无补于创造。有一次之藩直语思果，说他早期的散文胜于近期，思果以为知音。两位散文名家，一坦率，一谦逊，实在古德可风。又有一次他在山坡上遇见我，说我新发表的「菊颂」很有意思，「临风红妆」那一句刺得最好。我说：「给你看出来了。」他说：「谁都看得出来。」后来他又指出「北望」裏面写到天安门的一句，以为有预言之功。我说那只是巧合罢了。那几句诗是这样的：
这首诗写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不久就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可谓巧合，也可说是冥冥之中心有所感吧。不过四五事件，在清明之次日，正是阴曆三月初六，那时的弦月恰如一只瘦耳。
思果是有名的散文家和翻译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外人很难想像他的兴趣有多广阔。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天主教的熟悉是不消说的。在中文大学的宿舍裏，他和李达三神父是邻居，每星期都要在一起望弥撒，一僧一俗，同为（不同意义的）单身汉，又是翻译和文学的同好，十分相得。此外，思果最热中的东西，据我所知，该包括运动，京戏，方言，书法。
又有一次，和我存在思果的客厅裏聊天，他忽然正色道：「我太太不在的时候，女人是不能进我卧房的！」我存和我交换了一个眼色，强忍住笑问他：「如果我此刻要进去拿东西呢？」思果说：「哎！那当然可以。」我存说：「我不是女人吗？」思果语塞，停了一会，又郑重其事地向我们宣布：「女学生单独来找我，是不准进大门的，要来，要两个一起来。」我存说：「这并不表示你多坚定，只表示你没有自信。」思果想了一下，歎口气道：「说得也是。」
作风异于二绅士者，是蔡思果。蔡夫人从美国来香港团圆之前，彼迫单身的思果是我家的常客。这位「单身汉」每文不忘太太，当然不是一个大男人主义者，但是另一方面却也绝非西化绅士。两极相权，思果大致上可说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书生，有些观念，还有浓厚的儒家味道，迂得可笑，又古得可爱。
另一方面，我认为宋淇又是一位理性中人，处事很有节度。我很少看见他大喜大怒，也许喜怒之情一个人只在家人面前才显露吧。我有一些初交的朋友，也认为我的性清并不如在诗文中所表现的那变强烈，因而鬆了一口气。宋淇虽然多病，却很少见到他欲振无力，反之，说起话来，总是气力贯串，节奏分明，比起不少健硕之士来，还飞扬得多。奇怪的是，他虽然不时生病，又兼行政重任，写作却仍多产。也许病生多了，「战时等于平时」，自多抗拒之道，病菌也日久有了交情，不至于太为难他吧。
一年半以前，之藩接中文大学之聘，从休士敦来此地任讲座教授，教的不是文学，是电子学。之藩在国外成了科学学者，在国内却是文学名家，这种两栖生命是令人羡慕的。当今台湾的文坛上，能如此出入科、文之间的，除了张系国之外，我一时还想不起第三人来。英国小说家兼科学家史诺子爵在「两型文化与科学革命」一书中，慨歎传统的人文和现代的科学鸿沟日深，宜有桥樑以通两岸。若之藩者，诚可谓man of two cultures，可惜他近年只发表科学论文，却荒废了文学园地。其实像他这样的通人，应该像系国那样多写一些「通文」，来兼善两个天下才是。沙田七友是七座冰山，之藩之为冰山，底部恐更大于其他六座。他的科学家那一面，对我说来，已经不是冰山之麓，而是潜水艇了。
不知是因为身体的关係，还是脑中经常在转动着好几个念头，宋淇即使在好友的面前，有时也似乎心不在焉，甚至瞬间会没有表情。奇怪的是，你讲的话他却又很少漏掉。实际上，他外方而内圆，望之若冷，即之则温。他一旦认你为友，必然终身不渝，为朋友打算起来时，比谁都更周到。这时你才发觉，先前的冷，只是一层浮冰，一晒就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