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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作者:余光中 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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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鹅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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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地形千摺百皱,不可收洽。蟠蟠而来的山势,高者如拔,重者如压,瘦者欲削,陡者欲倒,那种目无天地的意气,令人吃惊。这是一个没有地平线的海港。天地之间只有一弯弯不规则的曲线,任何美学都插不了手。那一层套一层的淡紫浅青,起起落落,参参错错,一直交叠到边境。那许多令人迷乱的曲线,怎么得了。山色是千古不解的围局,无论那一个方向有了缺口,立刻有更多的青山从远处围来,务必不让这翠环中断。

「小心一点,两个月前,就有个青年从飞鹅山上掉了下去。」

我们沿石径攀回飞鹅山道,重新驱车上坡,向枕田山进发。意外顶礼过古墓,这一带的荒山野道顿然有情起来,连四面的鸟声应答也有了韵味。我把车窗旋下一半,把呼应的鸟声和料峭之中带点薄雾的山气放进车来。盘盘旋旋的山道不断,从绝壁的背后闪出来接应我们,每一次只要差那么一瞬,绝处就没有生路了。山谷郁沉沉地在我右手,一泻千尺地斜向远处的海口,每逢丛莽与野花疎处,就向我敞开

正是初春,怯怯的鸟声在试探空山的岑寂,回声裏有溼溼的野意。我心头思潮起伏。古墓阒然,墓中的灵魂不置可否。几乎忘了,这已经是七十五年,四分之三世纪的古墓了。碑前的石炉裏怔怔地插着十几柱残香,三脚架支着的一个花圈倚在墓前。墓的方向朝着东北东,不能说是正对着锺山。小时候,我虽然拾千级石阶上过白巍巍的中山陵,却不记得那坊门是朝南朝北了。

「那又是什么地方呢?」她指着那平阜说。

「那是──呃,我看──岂不是中文大学吗?」

近年夫妻两人都爱上了石头。她爱的是最小最精的一种,玉。我爱的是最大最粗的一种,山。她的爱品私藏在身上,我的,只能公开地堆在天地之间,倒也不怕人来掠夺。这些山石无非是米元章、徐霞客传授给我的,我死之后,也将传给后世的石迷山颠。比起来,她玩的石头是贵了一点。

香港的山峰颇有一些具有个性。由于山多地狭,海波环绕,许多山都俯临在水上,隔水望去,更显得顾盼自雄。众尖并傲的八仙岭障在北面,巍峨的壁垒排成了一道边关,本来是不能再雄壮了。但是它高峙在吐露港上,后面是天,前面是水,倒像是虚悬在空明之间。双峰争雄的马鞍山,前峰当海,陡坡上遍体青绿,后举却不生树木,负气扭颈的峰头下,赤裸的躯体露出暗紫的肤色。十年来我登楼远眺或是驶车绕行,曾经从不同的方向、距离与高度瞻仰过这一对山灵,有时觉得前峰较高,有时又觉得后峰更峻,一直到现在还未定高低。这些山,已成为我目赏心仪的忘年之交,就像蚍蜉攀交大桩一样,也真是高攀了。

「中山陵当然气象博大,却不像此地负山面水。要不是墓裏的母亲带大了她的孩子,亚洲第一共和国由谁来带大呢?单凭这一点,这座坟就不朽了。」

正如地图的说明所示,飞鹅山道又陡又狭,只能让一辆车依反时钟方向单行而上。桂冠房车在最低档的驱策下,一路腹诽着奋力盘旋前进。一盘盘的山道像绳索,牵动着四面的峰峦像转陀螺。王思任早就说过:「从南明入台山,如剥根,又如旋螺顶。」山道狭窄而多曲折,前途总是被绝壁档住,开头我还轻按喇叭示警,不久才发现确无来车。等到人烟渐渐落在下界,上面的群峰就聚拢过来,开它们巨头的高层会议。

终于走到了崖边。那是一座小了望台,四周围着栏杆,悽在崖边上,有一种冒险的刺激。阴溼溼挟着雾气的海风迎面扑来,把我们的乱髮吹成,什么呢,狼狈的翅膀?我们完全暴露在旷阔的空间,一任希望和回忆都飞扬在风裏。站在这千山的焦点,像骑在青龙背上,龙脉左蟠右蜿,一股莽莽苍苍,是探向东北的西贡半岛,另一股是鳞爪欲动的清水半岛,攫向东南。其间攀龙附蛟,助长声势,不知道呼应着多少矶岬与岛屿,只见弯弯的一痕白线牵动着,唉,多少远浪。

我对那飞鹅山一直很有仰慕之情,设想立在峰顶,该是怎样得意的眼界,可是山高坡峭,只怕是登天无门。终于有一天,在地政署绘製的郊野详图上,发现有一条山道蜿蜒北上,可以绕飞鹅山一周下来。立刻便和我存驾车去探个究竟。

其实马鞍山不过七百公尺海拔,可是它的山脚浸到海中,急性子的陡坡名副其实是拔海直上,一下子就上了天空。另一座脾气不小的怪峰是霸住观塘和九龙城上空的飞鹅山。东行的大小车辆一罩进了山影,都像低头在过矮檐。山顶是看不见的,除非你车顶上开个天窗。每次太太都要警告我:「小心开车!不要看山了。」所以我没有一次把怪山看清楚,只能惊鸿一瞥,不是的,是恐龙一瞥。

山道到此,忽然向南一个逆转,攀向更高处。我们在顶点的平地上停了下来。一落数百呎的坡下,起伏参差的是一簇簇矮丘的峰头,再下去,忽隐忽现在蜿蜒坡路的尽头,隔着清明将至的薄雾和一层,唉,不是红尘,是灰尘的淡烟,却见恍若蜃楼而白得不很纯洁的街市,似乎有车辆在移动。那该是牛头角和观塘了。更远更幻的是隐隐约约启德机场的跑道,有急骤而跋扈的呼啸在震撼附近的空间。再过去,越过一片灰蓝色的水面,那么不真实地虚浮着的挂楼,重重叠叠,远得分不出窗子来的,莫非,就是香港吗?怔怔望了半天,忽然她说:

宣统二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杨太夫人病逝于那一年的七月十九日,当时国父正在新加坡为革命奔走。推算起来,杨太夫人享年八十三岁。国父之父死时七十六岁,也可称长寿了。但是国父一生只得五十九年,可见革命与建国的辛苦,杨太夫人生于道光八年,卒于宣统二年,生卒之日都在阴曆六月十三,真是巧合。她死的时候,孩子不在身边,革命也尚未成功。古来的志士烈士但知有国,不知有家。国家之幸,未必是家庭之福。每一个伟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更伟大的女人,也许是妻子,也许是母亲,默默地承受着重大无比的压力。接到夏完淳狱中书的母亲,捧着林觉民诀别信的妻子,她们的那颗心,要承受多么沉重的锤打呢?苏轼的母亲读东汉范滂传,慨然歎息。苏轼问她:「我要是做范滂,母亲肯吗?」苏母说:「你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

「也真是的,来了香港十年,一直不知道国父的母亲葬在飞鹅山上。」

我们讚美风景,爱说江山如画。其实画是静态的,失之于平面。山,是世界上最惊心动魄的超级立体。看山犹如看雕刻,必须面面观赏,才能成岭成峰,否则真是片面的画了,香港的奇峰怪岭,只要可能,我总爱绕行以观,窥探它们变化各殊的法相。看了十年的马鞍山,一直是它朝海的正面,直到最近,我才绕过它的佛身,到企岭下海的岸边,骇然引颈,仰望它项背的傲骨。我站的岸边相当于它的脚后跟,近在头上,它那与天争位的赳赳背影沉重地压下来,欺负着近处好几里的空间,连呼吸都受到了威胁。当时我的幻觉,是怕它忽然回过身来,吓,发现了我。这种意识朦胧的恐惧感,以前隔水看山是不会有的。

「你看那边的悬崖上,好像是一座看台。」

一回头北方又是重山複水,另一个天地。高傲不驯的马鞍山,双峰只露出一个头顶,变成了单峰驼了。八仙岭的连峰却赫然浮出北天,儘管那么远了,青朦朦的山色依然横亘得可观,真不愧边境的重藩巨镇。而拱卫在它左前侧的那一道矮驯的平岗,有坡势斜入水中,又有两块巨碑一般的东西,一左一右遥遥对峙的,咦,却有点面善。

「怎么比得上中山陵呢。」她说。

「这么远,像一个小盆景。」

「对,好像是的。像一只燕窝。去看看。」

「对了,右边是新亚的水塔。左边,是联合。坡边的危楼,哪,灰濛濛的,恐怕就是朱立他们的宿舍。」

一整座空山把初春托得高高的。一整盘山道天梯一般架在上面,只为把我们接上去,接上绝顶。终于登上了四面皆荒的大老拗。上飞鹅山,犹如剥开天地间的一只黛青色巨果,一削山脊是一瓣果瓤。可是剥到大老拗,却剥开了一脊又一脊沙土的荒山像乾了的瓤瓣,骤眼望去,苍凉得天荒地老。要是沿着脊椎上那一痕白灰灰的线径走过去,伯就会走到一切故事的尽头。

它两坡的密树,和海口那一片错落的红屋顶。如果山谷是半公开的祕密,只肯半敞给海看,那我从这后面的高处俯瞰,只能算是倒窥牛角尖了。

历史虽然由志士写成,其代价,却由无数的母亲担负。

「我想许多香港人也不知道。」

「这风水真是不错,气象非凡。」我歎道。

我不知道山的轮廓为什么如此动人。也许因为它是天和地的界限,一切了望的目光要沿着它逡巡。也许因为山的轮廓正如人的轮廓,能够突出个性。一座山要有个性,必须辆廓突兀,稜角分明,令人过目不忘。海拔倒不一定要多高,最要紧是出类拔萃,迥然超凌周围的地势。险峻的感觉来自相对的高度,不是绝对的海拔。质感也很有关係:石山磊磊当然比土丘碌碌更见性格。如果石颜古怪,绝壁又咄咄逼人,当然就更加可观。要是再有水来衬托,无论是汪洋万顷,澄澈一泓,或是飞泽一纵,那就更添灵秀之气,在性格之外更见神韵了。

像一场梦。在没有料到的距离,从不能习惯的角度,猝然一回头,怎么就瞥见朝朝暮暮在其中俯仰笑哭的「家」,瞥见了自己身外的背影?十年的北望与东眄,沉吟与歌啸,沙田的风流真的要云散了吗?跟我们一同上山的四个小女孩,都已经告别了童话,就在这样浩阔的风中,一吹,竟飞散去世界各地了吗?此刻隔山远眺,十年只成了一场梦幻,幻觉已经是化鹤归来。他日隔水回首,我的梦真会化成一只鸥,一夕辛苦,赶七百里的水程吗?辛亥的前一年,我在那裏呢?九七来时,我又在那裏?

忽然,道旁闪出了一方石碑,几个红字近前一看,竟是「国父孙中山母亲杨太君灵墓」。不由停下车来,翻看地图。原来此地叫做百花林,位在飞鹅山麓之东北。这真是意外之喜。我们立刻依着碑上箭头的方向,沿着芦苇杂生的石径走下坡去。大约一百码下,就瞥见几株疎杉之间露出一角琉璃瓦顶的憩亭。再一转弯,墓就到了。坟地颇宽,约佔三十多坪。后面是一道红砖砌成的矮墙,墙头盖着青瓦。墓硕大而隆起,乃水泥所建,正面一方灰青石碑,上面刻着「香邑孙门杨氏太君墓」几个金字。字体浑厚,不知道是否国父的手迹。墓前水泥铺就的大幅地面,又用矮矮的石栏围护。凭栏向东俯眺,只见山重水複,幽邃的谷地开处,是泊满艇船的白沙湾,更远处该是西贡海面,散布着三五小岛像是牛群在渡水,只略略露出了牛背。

当天回家之后,我去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借了六七本国父的传记,专找记述杨太夫人的段落,为她描出了这样的轮廓:国父诞生的那一年,杨太夫人已经三十九岁。国父十二岁时,母亲带他从澳门乘一艘两千吨的英国小轮船去檀香山,依他的长兄德彰生活。据说杨太夫人当年就自行回国。此后她的行止在国父许多传记裏都没有记载,直到最后才见于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杨太夫人于清末随长子德彰寄居香港九龙城东头村二十四号。宣统二年夏卒于旅寓。时国父适在海外,由同盟会员罗延年经纪其丧,葬于新界西贡濠涌百花林。」

对着珠江口这一盘盘的青山,一湾湾的碧海,对着这一片南天的福地,我当风默许:无论我曾在何处,会在何处,这片心永远萦迫在此地,在此刻踏着的这块土上,爱新觉罗不要了,伊丽莎白保不了的这块土上,正如它永远向东,萦迴着一座岛屿,向北,萦迴着一片无穷的大地。

「不知道她怎么会葬在香港。」

一九八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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