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有例外，我不擅长历史和美术。我曾尽力画一棵树，但班里有个女孩子画得比我好多了。我的树只有八根线条，就像一根棍子，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树，她的树则要形象得多。我认为她画的是一棵枫树，很有可能是一棵雷波槭。她画的树现在还在我书桌旁边的墙壁上。
从林肯选修小学升到奥林匹亚地区进修学院之后，盖特克先生非要等我说出书名或者“书”这个字之后，才肯把我最喜欢的书给我。
盖特克先生还教我一些很难与知识搭上边的东西。他希望我学会说别人的名字，学会一些特殊的说话方式，比如压低声音、语调和缓，甚至做出一些让人以为我在微笑的面部表情，哪怕我根本就没有想微笑的意思。
我不知道什么是共和党，也不知道要怎么“扼杀”教育。教育又不是活物，而是一种使他人获得知识的行为。我在奥林匹亚地区进修学院学到的大多不算知识。比如，我自学了所有关于树的知识，但很多时候，盖特克先生和学校里的其他人似乎都在劝我别学那么多关于树的知识，也别再谈论关于树的话题，而是应该去学那些在我看来根本不算知识的东西。他们逼我学画画，尽管我根本不擅长画画。他们还教我人类的历史，我也看不出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直到八岁，我才意识到，原来人是可以用语言来交流的。在那之前，我只会不停地重复一些短句。
树就不一样，你不需要为了被它理解而发出特定的声响。树只是静静地长在那里，随时等你去爬。树比人类简单多了。
教室里还有别的课桌和别的学生。去年，这里有十六名学生和十六张课桌。有那么四十七天的时间，变成了十七个人，后来一个学生走了，又只剩下了十六个人。我就是这十六个人之一。我在脑子里给每一张课桌都编了号，这就是我记录课桌的方式。爸爸搬去亚利桑那之后，我和妈妈留在奥林匹亚。妈妈说这样最好，但我曾读到妈妈发给爸爸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在邮件中解释说，奥林匹亚地区进修学院能为像我这样的孩子提供“稳定的环境支持”，所以她才不准备搬去亚利桑那和爸爸在一起。
关于树的知识，别的学生没我懂得多。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我懂得多。科学、数学、写作，我每门课都是全班第一。
有一次，学校来了一个代课老师，正好那天别人想要那本关于树的书。我对这个老师说“橘子果汁”，她就给了我一本关于橘子或是什么橘色东西的书。我抓起这本书就把它扔到了教室的另一边，砸中了另一个孩子的脑袋，结果被赶回了家。
他的名字叫盖特克，发型很像一个名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男人。我房间的墙壁上贴着一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海报。两者间的区别就在于，爱因斯坦的头发是白色的，盖特克先生的头发是浅棕色的，类似于加州榛子树果实的那种棕色。另外，我房间的墙上没有贴盖特克先生的海报。
过去，某些单词的发音总是让我着迷，还有人们说话时变换的语气。有一次，妈妈和我去了一家咖啡店，一名女招待过来帮我们点餐，她对着厨房喊：“甜甜圈、椰子汁、咖啡、奶油！”语气中有一种奇妙的韵律，就像唱歌一样。在那之后过了好久，我依然每天大声重复这句话，一遍又一遍。现在，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能再每天重复同样的话，可我依然会时不时地迷上一些好听的语句。
吸尘器工作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尖锐的嘶鸣声，就像我想象中采采蝇飞舞的声音。采采蝇生活在非洲中部内陆地区，身上携带着锥形虫，会向人类传播嗜睡症。有时候，我在用吸尘器打扫教室时，听着那尖锐的嘶鸣声，就会想象自己被一只采采蝇咬了一口，然后陷入昏睡。我就那样安静地站着，直到有人来叫醒我。有一次，盖特克先生非常生气，对我大吼起来，而我只不过是拿着吸尘器昏睡了十八分钟又四十秒而已。
我是在八岁零八个月又两天察觉到这一重要事实的。在那之后，我开始阅读一切能找到的文字，并用它们表达自己的需要。
后来，别的学生来了，教室变得嘈杂。我用双手捂住耳朵，开始想那棵长在原始森林里的大树。
盖特克先生花了一周时间才弄明白我究竟想要哪本书，然后，他教会了我怎样说出书名，向我演示索要书的方式。这让我很难理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为盖特克先生的愚蠢感到沮丧。我冒出各种短句，又是用手指，又是摇晃双手，但都没有用，直到我照他教的说出书名，这才得到了我想要的书。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可以通过与他人交流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星期二早上，我坐在自己的课桌前，教室里空荡荡的。盖特克先生已经在讲台前坐好，正在翻看一张张试卷，别的学生还没有到。我开始对盖特克先生讲我爬隔壁的红雪松时看到的大树，告诉他我有多想去爬那棵树。然后，我还谈到我们在森林里看到的一切。正说着，盖特克先生打断了我：“马奇，现在我得请你停止对我讲这棵树了，我还有家庭作业要批改。我们午餐时间再聊，好吗？”
在学校里，他们希望我在食堂打饭时乖乖排队，而不是直接走上去索要食物；要求我吃完饭之后弄干净桌子，甚至用扫把或吸尘器打扫教室。这让我十分恼火，因为我必须用一种很不自然的角度抓住扫把或吸尘器。而且，我非常讨厌吸尘器的噪声，有时不得不捂住耳朵。
同样，我们总是在读一些几乎不含真相的书，听一些压根儿不可能发生的故事。人们试图把那些故事解释给我听，这就像伊尔莎牧师对我解释《圣经》一样。当她用“千真万确”来形容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时，我总是感到十分困惑。
我不再说话了。
见到盖特克先生之前，在我五岁、六岁、七岁的时候，我在林肯选修小学上学。那儿的教室里有这样一本书——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到关于树的知识。这本书名叫《儿童树木指南》，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书。我会用手指抚摸书本上的图片，在脑子里记下那些树的样子，与在外面看见的树一一对比。每到阅读时间，想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会指著书架对霍金斯太太说几个单词，比如“甜甜圈、椰子汁、咖啡、奶油”，或者“凯迪拉克赛威”。有几次，我还会说“水、水、水”——这个单词一直让我着迷。霍金斯太太知道我想要那本关于树的书，每次分发书籍就会把它递给我。
尽管同班五年，我还是不知道这个画树的女孩子叫什么名字。
在奥林匹亚地区进修学院，和我同班的一个男孩也经常重复一些句子，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说“我记下了，我记下了”。每次他要去厕所、快到课间休息或者放学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记下了，我记下了。”
多数情况下，盖特克先生说话的声音并不大，即便是在我喋喋不休地重复某些话时，他也总是轻声细语的。我喜欢他说话发声的方式。
第二天是星期二，上学的日子。我的学校叫作奥林匹亚地区进修学院，是一所公立学校。与妈妈和迈克舅舅上的中学不太一样，这里没有不同的班级或老师，学生也不用去别的班级听别的老师上课。我们只有一位老师。
亚利桑那的公立学校并不提供这种环境，因为那里的共和党政府在扼杀教育。这是妈妈写给爸爸的电子邮件中的内容。我想，爸爸应该没有回信给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