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这事儿还是发生了。我们刚刚才和克莱顿先生谈好爬树的规矩。”妈妈又叹了一口气，“我想我们得考虑搬去亚利桑那了。”
我眨了眨眼睛，向上瞥了一眼。妈妈正站在我的椅子旁边，紧紧地抓着迈克舅舅的手，一边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一边语速很快地大声说话：
“你看，”过了一会儿，妈妈说，“这并不难，对吗？告诉我们你在做什么，是什么让你在那棵树上待那么久。我希望……我希望你能更放松些。”
“我看见了一棵树。”我说。
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我在爬一棵西部红雪松，就在那个有蓝色信箱的新家旁边。那天，我没去上学，妈妈也没去上班，她一大早就去我周末待的地方接我。那是我回到新家的第一天。
我从树上下来之后，舅舅已经到了我们家。迈克舅舅是妈妈的弟弟，那天，他戴着一顶绿色的西雅图音速队棒球帽。我喜欢他戴帽子，这样我就不用看他的脸，只需要看着帽子就行了。似乎只要我朝他的方向看，我们俩就能取得一种他所想要的联系。于是，我一直盯着他的帽子。
“或许你是知道规矩，但并没有遵守。你消失了那么久，我只能听见你在上面大声号叫，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你在听我说话吗？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从书上读到过，其实亚利桑那的某些地方也有很多树，但奶奶家住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斯科茨代尔附近根本没树可爬。有一次，我在那儿爬了一棵灌木，可灌木和树是两回事。
我不喜欢亚利桑那，那里没有树可爬。
爬到第二十七步的时候，我总算脱离了周围小树的遮蔽，视野变得清晰起来。我抬起右腿，倚靠在一根小树枝上，测试它的承受力。但它不够牢靠，于是我决定不再往上爬。手臂上的绷带再次让我分心，我很想把它扯掉，可又想起妈妈说过不许拿掉绷带，于是只好作罢。
爸爸离开之前，妈妈就经常说起搬去亚利桑那的事儿。即便我们不搬过去，爸爸也会回到奥林匹亚，和我一起爬树。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不想去亚利桑那，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是一棵树。我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树。它粗壮的树干突兀地耸立在整个树林之上，像一个光秃秃的圆柱体，直到树顶才横生出无数枝干，在高空中展开成一个完美的树冠。隔着一英里（可能更远）的距离，我依然能看见树枝上形似树叶或鸟巢的突起。但我知道那不可能是鸟巢，因为大多数鸟只在树冠内部筑巢。这是一棵完美的树，无与伦比，遗世独立。
因此，在红雪松上待了整整一百二十一分钟对我来说是不寻常的。我在树上大喊大叫，似乎把克莱顿先生吵得跑进了房间。但我猜妈妈应该一直待在树下，因为我下来的时候，她声音嘶哑、双手颤抖，或许刚刚她也在朝我大喊大叫吧。
真高兴我们搬到了这个有蓝色信箱的新家，让我有机会看到这棵树。
我深吸了几口气，让空气充满肺部，然后再用力挤压出来。嘴里不再发出哀号，双手却依然在小幅度地画圈，这是我无法控制的。我的双腿自动朝着门口移动，来到他的卡车跟前。我们这就去找到那棵树，然后我就可以爬上去，立刻。
说完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太大了，把他们俩吓了一跳。于是，我又说了一遍，这次语气缓和了一些：“我看见了一棵树，就在山谷那边，我很想去爬。当时，我只是在看它而已，没别的。”
“有些事必须得改变，”妈妈说，“我们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彼得，”她说，“我知道时间对你来说很重要。告诉我，你在那棵树上待了多久？”
因此，在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一，第一次见到鹰树，可能是个吉兆——如果我相信那些不真实的东西的话。可事实上，我并不相信。人们说的很多话我都不相信，因为他们总是说些不真实的东西。凡是无法用眼睛看到、用耳朵听到的，我一律不相信。我用真实的名字称呼所有真实的东西。
首先，妈妈开始解释她为什么要打电话叫迈克舅舅来我们家——她被我吓得不知所措。我没有问“出了什么事”，因为每回遇到类似的情况，只要我一提出这个问题，她就会提高嗓门。而只要她一提高嗓门，我就搞不懂她想对我说什么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它叫鹰树，只知道那是一棵很大很大的树。
为什么她又开始谈搬去亚利桑那的事？
一想起亚利桑那，我眼前就会出现一片橘黄色的沙漠。我不喜欢这种橘黄色，它抹杀了每一棵树、每一根树枝和每一片叶子。
妈妈站在这棵相形见绌的红雪松下面，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没有听见，因为她的声音被风声和我嘴里发出来的怪声盖过了。我在不由自主地大声号叫，几乎能感受到那棵大树也在歌唱着回应我，它在风中摇摆。
尽管那个东西像水塔一样巨大，但我从第一眼就知道，它是有生命的。
这棵树实在非同寻常，我一看见它就忍不住想要量一量它的高度。单单是它突出于整个树林的那一截，就起码有五十英尺。我感到体内有一股欲望在翻腾，就好像从树根涌上来的汁液，在口腔中回荡。
从这个角度，越过眼前层层叠叠的屋顶，我看到了河那边的一个山谷——一个满是树的山谷。
我看见山谷那边有个什么东西，不，它矗立在山谷之上。
认识克莱顿先生九分钟又四十二秒之后，我获得了允许，可以爬他家后院里的一棵树。这是我第一次爬那棵西部红雪松，也是我在当天爬的第二棵树。
然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什么？”我大声说，双手开始不由自主地晃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亚利桑那。”我重复道。我爸爸的妈妈——也就是我奶奶住在亚利桑那，还有一些亲戚也在那儿。每年，我们都会去亚利桑那看望奶奶和亲戚们。两星期前，爸爸也搬去了亚利桑那。
洗手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注意到手上的皮肤。我的手指因爬树而生满老茧，指甲又脏又短，总是沾着树皮。这是一副鸟类的爪子，一生住在树上的鸟类的爪子。
一种空虚感笼罩着我，使我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嘴里就会自动发出声音来填补这种空虚。
“听着，伙计，”他说，“你妈妈不想让你难过，只是你得理解，不能那样一声不吭地消失，至少应该试着告诉她你在做什么。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在那棵树上待了那么久呢？”
“每次他变成这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需要和他交流，就这样随他去真的好吗？如果我就这样任由他神游天外……”
她的眼睛变得湿润，我迅速移开目光。
妈妈用双手捂住脸，无力地揉搓，仿佛她的皮肤很疲倦。她说：“彼得——马奇——我快要受不了了。这星期真是要把我逼疯了，对不起，我真的受不了了。”说到这儿，她的声音崩溃了，变得断断续续，“我——我——我不是说必须立刻搬去亚利桑那，只是，你总是这样任性……我需要静一静，需要有人帮帮我。”
“唉，”妈妈发出一个声音——一声叹息，“这是你这个月第二次不见人影了。上周末，还有……”“我不想谈那件事。”我打断了她，视线仍然停留在迈克舅舅的帽子上。
由于我还不清楚到底该怎么爬，只好花了很长时间规划路线，计算步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直到在这棵红雪松上爬到五十英尺的高度时才注意到了鹰树。当时，我正忙着计算步数、规划路线，为了以后之便。
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我第一次看见鹰树。要是我相信魔法、迷信或者宗教的话，就会把这当成一个吉兆，因为我的中间名就是马奇。我希望大家都叫我马奇，如果你叫我别的名字，我是不会搭理的。但妈妈坚持叫我彼得，尽管我告诉过她，我的名字是马奇。
对我来说，一百二十一分钟是不寻常的，这几年来，我从未在一棵树上待过二十七分钟以上。听说许多与我同龄的人爬树非常快，可是我爬得很慢，因为我必须先在脑子里仔细制订攀爬计划。我的脑子就是用来干这个的：制订计划，计算步数。不管怎么说，我只能在一棵树上待不超过二十七分钟。这是规矩：我不能在树上待很长时间。
事实上，那也是我第一次来到邻居家的后院。当时，我们才刚认识这个邻居——克莱顿先生。我们家的蓝色信箱旁有一个黑色信箱，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这使我比较容易记住他的名字叫克莱顿。
不管怎么说，在思考是否要扯掉绷带的时候，我停止了移动。我站在红雪松的树枝上，静静地看着远方。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看见了什么。
我嘴里的声音太大了，几乎听不到她在说些什么。我的双手就像风车一样在空中挥舞，唾沫流到了下巴，沾着皮肤，有种凉凉的感觉。
起风了，小树枝随风摇摆。我身上撒满了尘土与细碎的树皮，但我依旧紧紧地抓着树干，直视远方。
我停止了呼吸。
“彼得，听着。”她重复道，我被迫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她和迈克舅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过了一会儿，我也挑了一把椅子坐下。我十分慎重地挑选椅子，特地选了一把不面对他们、稍稍侧坐的。这样一来，我就不必看着他们的脸了——他们一说起话来，脸就开始不停地移动、变化。
小时候，我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爬上一棵树，然后就在那儿待上好几个小时。后来出了一些事故，来了好多消防车，人们搬来长长的梯子，用扩音器对着我大喊，弄得我耳朵生疼。从那以后，我就不得不遵守新的规矩，戒掉长时间待在树上的习惯。我还被禁止在相邻的树干之间转移，因为在玩这种游戏时，我总会消失在树林深处，离开妈妈的视线。有时，我还会在转移过程中摔落，其中一次，我因而打了二十五天半的石膏。不知怎的，妈妈为此很烦恼。我自己也不喜欢石膏，它总是弄得我痒痒的。
这时，我的双手开始拼命乱晃，抽打着自己的胸口、椅子的靠垫，还有椅子旁边的台灯。就在台灯快要砸到地上时，迈克舅舅一把扶住了它：他从沙发上跳起来，扑到我这边，一把扶住正在倒下的台灯，然后用另一只手整理了一下帽子。
“爬树一点儿也不危险，”我说，“我每天早上都爬树，有时候晚上也爬。每爬一棵树之前，我都会制订计划，很清楚哪棵树该怎么爬。这一点儿也不危险，我心里有数，一点儿也不危险。”
这时，我听到自己的嘴里冒出“嗡嗡”的声音，那声音让我想起高高的树冠、森林中无休无止的虫鸣。眼前出现了布洛瓦大道那边黑魆魆的山谷，一根伟岸的树干孑然独立，凌驾于我所知道的一切之上。它是那么高大，仿佛树干顶端长出了另一个完整的原始森林，和脚下的生态系统毫无关联。也许，树干的下部之所以不生枝叶，正是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想与那个低矮的树林有任何瓜葛。它是一个孤独的巨人，小心翼翼地维持在自己的高度，与脚下的一切隔绝开来。
“哦，别这样，我明白的，”舅舅说，“我们只是去看看而已，对吧，伙计？只是去看看。”我的眼前出现了彩色的斑点——红色和黑色的。我又可以呼吸了。“我不知道，”妈妈说，“这样真的好吗，带他去？”
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准确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每一步都像照片一样印在我的脑中。
“好嘛，”迈克舅舅说，“就让我们去看看那棵树吧。”
妈妈又和我谈了几句，然后和迈克舅舅一起对我说，今天不许再爬别的树了。这不是个好消息，但其实他们没有必要说。我知道自己接下来该爬哪一棵树，也知道那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那以后，我尽量不在一棵树上待很久，而是选择多爬几棵树，用数量来弥补在一棵树上少待的时间。这改变了我对树的理解，使我不得不去了解更多的树而非单单一棵树的形状与大小，并逐渐领会到爬许多树的好处。
第一次看见鹰树的那个早上，我在红雪松上待了整整一百二十一分钟。我盯着那座遥远的“巨塔”，审视它轮廓分明的树冠与顶端横生的枝叶，努力测算它到底距离我有多远。从我所在的高度可以看到一些公路的形状，我拼命思考，到底走哪条路才能到达它的脚下，从地面到树顶又究竟有多高？
从前，我们还住在那个门前有三级台阶的黄色房子里时，我每天爬三棵树，就是家门前路边的那些。每天早上，妈妈起床之前，我都要去爬三棵树。我想她应该不知道我在爬树，但或许她知道也说不定，因为吃早餐前她总是叫我先洗手。即便是现在，当我遵守洗手的规矩时，也总会发现不是皮肤上沾着一些树皮，就是指甲缝里卡着几根松针、几片碎叶，大概是被她发现了吧。通常，我并不会留意这些，除非她提醒我。
“都怪你教他爬树，否则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妈妈对迈克舅舅说。
“一百二十一分钟。”我说。
“你在说什么？”我问妈妈，声音比迈克舅舅大多了。“亲爱的——马奇，我只是在和迈克谈谈现在的状况，”妈妈说，“我觉得你该注意一下我们定的规矩，关于什么是危险……”
迈克舅舅在帽子底下叹了一口气，他扭过头看着妈妈，说：“其实，大多数孩子都会爬树。我知道，自闭症的孩子通常不会爬树，但我希望他能变得合群，我以为学会爬树会对他有帮助。这原本只是一件小事，爬那么一两棵树而已——”
“你不许带他去，”妈妈说，“今天不准他再爬树了，至少要过了这个周末才行，听见了吗？”
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中午十一点零六分，我从红雪松上下来。妈妈坚决要求我一整个上午都和她待在一起，还要求我听她说话、认可她的意思，这对我来说有点儿困难。不过，一番努力之后，我还是做到了。幸运的是，她并没有要求我在她说话的时候看着她的眼睛。当时，我正不停地扭头去看那个森林——那个生长着鹰树的森林。
如今，我一爬上树就立马下来，落地至少三分钟才能接着爬下一棵树——这是妈妈的规定。还有，每爬完三棵树就得告诉妈妈或舅舅我人在哪儿，接下来要爬哪棵树。这一规定是在妈妈提出亚利桑那应急方案之后开始实施的。
“我不确定，”妈妈说，“情况有些复杂。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
“亚利桑那，”我说，“亚利桑那。”
“嘿，马奇，”迈克舅舅说，“你看见了一棵树。”他的声音穿透了那层无情包围着我的迷雾，“我们开车去看看那棵树，找到它在哪儿，好吗？”
我相信树，因为我能够触摸到它们，而且每一棵树都有真实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它们是永恒不变的。第一次见到鹰树那天，我十三岁零四个月又三天。那时，我平均每天爬五六棵树，有时爬三十棵，有时爬四棵，最少的时候只爬三棵。三棵树是我的底线，不管天晴还是下雨、生病还是健康，我每天至少要爬三棵树。
“他去看奶奶了，”我说，“然后，他就会回来，和我们一起搬回老房子，像从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