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在未来的政策上形成一致意见，不久之后发现经济危机比原来最悲观的预料还要糟，这就使事态更加恶化。政府面临比原来想象的更大的预算赤字和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对此，邓提出生产是首要的，并强调“只要我们能很快恢复生产，不管怎样做都没有关系”。他在1962年7月对共青团的一次讲话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对团员的讲话不是偶然的，当时团中央书记是胡耀邦，他从40年代以来就是邓的部下，后来在80年代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对中共领导班子面临的问题所作出的反应与邓不同，他提高调子号召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在中共1962年召开的夏季工作会议上宣布的，并立即被第十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接受——他发起了针对农村干部和党组织的整风运动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强调过去的革命性来把今后的发展重新调整到毛所指引的方向上去。毛以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会动员广大农民起来监督他们的党的地方干部，就像他所想象的1957年“双百运动”期间知识分子会纠正城市地区共产党的错误一样。他号召对过去不公正的做法和阶级斗争进行研究然后成立贫下中农联合会。然而这一运动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阻力不仅来自党内干部而且还来自农民。
1965年早些时候，毛泽东试图重新得到主动权来重新制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向。现在的目标是修正主义的各种表现，这时，毛第一次提出了中共已经有出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可能性。但这段时期在他的心目中还没有认为某个特定的人有这个嫌疑，事实上，这个高层领导班子也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意图，那么，似乎他指的更可能是那些偶然而不是故意地成为修正主义分子的地方干部。在两年的时间里，修正主义代表着不祥的含义。到80年代，邓小平仍然承认毛当时确实是担心修正主义。
1963年到1964年期间，运动呈多方向发展。比如刘少奇把经济腐化而不是把政治上的修正主义作为主要目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人提出一些新的建议并没有反对毛的意思。同时，象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成和内容时一样，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党内开始出现了更激进的意见。
邓的讲话和动员群众的政治理论直接发生了对抗，而后者正是他从1943年2月在太行山区对党的干部的讲话一直到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上的讲话中一直所持的观点。他把动员群众的理论批评为极易导致过分热情和过左的行为。他引用来自工业和农业的例子，但省去了对人民公社和合作社最犀利的批评。他认为这两者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都来得太快，结果生产不能持续进行。他讨论了各种解决办法，包括对所有集体的土地进行重新划分，但邓在当时似乎没有提倡像在安徽省试验那样把整个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的作法，那次试验就是70年代后期所引入的，当时他赞同的是小型的合作社。尽管当时把所有这些建议和主张用作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这些主张都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铁证。
党内最高层领导人中毛寻找那些愿意帮助他使中国重新政治化的人，其中之一就有国防部长林彪。他首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发起了一项政治教育运动。然后毛于1963年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项“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这次运动的政治入门读本是毛的著作——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邓的观点和邓以前的态度是一致的，他的反对是双重的，首先，正如他经常极力强调的那样，应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毛的个人财产；第二，他反对的是那些教条主义者：并非毛的一切话都是适应于一切的指南，更不等于是毛泽东思想。正像他在1980年指出的那样，即使是毛本人也曾违反过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1963年夏天，邓和彭真忙于从事另一项调查，这项调查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批判。中国西南部在50年代早期是邓的管辖区，当时他仍旧和那里保持频繁的联系，这次他们到那里是为了调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还要对新的发展进行试验，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在西南部的农民联合会组织得不好，他们建议运动要由城市派到农村来贯彻运动的工作队来领导，运动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党、政机关干部而不是农村中的最基层干部。结果运动的焦点从乡村移到了党、政机关所在的城镇，有效地把整风转变成了党内问题，而农民联合会则更没事可干了。“文化大革命”中这当然又被说成是故意违背毛的本意而搞的一次行动。
1962年后，毛的关心不只限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0年代期间，当地方党内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时，越来越多地强调在各种领域中政治化的必要性，其中包括文化和教育领域，文化和教育领域对毛泽东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他对在文化教育领域中这种政治化变革的重要性，几乎达到了着迷的程度，由此他才用“文化”这个字眼来命名“文化大革命”。以毛的观点来看，所有的文化和教育运动都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谁控制了这些领域也就控制了整个社会。
毛寻求帮助的另一个人是他的妻子江青。她曾是一个演员，毛委任她整顿文化艺术界，从1963年开始直到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成功地使中国文艺变了个样子，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使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革命化”和“现代化”了。正如毛所下的定义，文化是反映阶级斗争、为动员群众而服务的：英雄的工、农、兵要同万恶的地主、资本家和旧社会作斗争。特别是由她主要负责发起的八个革命芭蕾舞剧和革命京剧逐步主宰了1966年—1976年中国的表演艺术。随着她对中国文化的整顿，她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凭着自己的权力成为中共领导班子中的一员。但邓对她明显地不服气，并公开地这样说过，如果事先他们之间还没有产生对立的话，那么现在他们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并变成死敌。“文化大革命”前夕，所有中共领导人都被迫去看这些新的现代革命京剧和芭蕾舞剧的演出。甚至在当时就有传说邓曾设法逃避，但最终没能逃得脱。他倒是去了，但在演出期间却睡着了，借此表明他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