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迹象表明，对邓具体参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可能有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在1989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谈到了天安门事件，虽然他又一次强调了中国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邓小平又说：“平息暴乱中尽量避免伤害人民，特别是学生，这是我们的方针。”接着他又特别批评了赵紫阳，他说：“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几个月后，据报导邓小平又进一步批评了赵紫阳，并且提出要在某种程度上给学生平反。据说邓小平在会见西德前总理斯密特的谈话中说：“不应该过多地指责学生——问题的根源在党的领导层中。”
6月9日，邓小平在评论他所说的这场反革命暴乱时，对所发生的一切显得异常的平静。邓小平说，这场风暴之所以肯定要发生，主要就是因为缺乏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邓小平认为改革的措施和“四项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是以前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没有把它们作为基本的观念教育人民，教育大学生，教育各级干部和所有的共产党员。邓小平接着表扬了解放军在平息暴乱中对共和国的忠诚和所做出的巨大牺牲。邓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这是当时所有的报刊杂志和新闻媒体中反复重复的一段话。在电视中看到邓小平亲自慰问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戒严部队。
邓小平在戒严后所发生的事情中的作用，直到现在也不太清楚。戒严的实施遇到了极大困难。奉命进京的部队要么被围困，要么被说服到别的地方去，要么互相处于僵持局面。在有些地方局面乱成一团。因此做出了调入大量的荷枪实弹的军队进城的决定。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对中国和共产党的历史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从传统上讲，天安门是中国两种文化——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文化和人民大众文化的汇集点。寻求正义和要求申冤的中国人经常来到位于紫禁城入口处的天安门向皇帝请愿。1919年5月4日，民族主义者在这里举行了游行，最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产生了作用。
5月20日，开始实施戒严。
首先是由于通货膨胀和随之带来的经济紧缩；接着是游行示威的大学生们的民主激情受到挫伤，这两件事导致了爆炸性局势的产生。此外，共产党领导层内分歧意见的存在，所有这些在1989年都给政权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危机开始产生于4月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游行，5月底危机发展到最高潮。邓在回忆中说：这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1949年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他一起登上城楼的还有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包括从南方军事行动中专程赶来的邓小平。在大跃进期间，天安门前的广场加宽了，在广场两侧分别建起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数百万红卫兵。1976年，周恩来去世时，为了纪念周恩来和反对“四人帮”，举行游行的那些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这次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成为迫使邓小平1976年4月下台的借口。1989年4月，大学生们为了纪念4月15日去世的胡耀邦（他是大学生心目中在1986年底所进行的民主运动的英雄），又一次云集天安门广场进行了示威游行。后来，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对这些游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说这些游行是妄图使全国陷入混乱的一个阴谋。
显然，邓认为这次游行是罪恶阴谋的表现——敌对势力正在幕后控制着学生。
4月27日，作为对《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反响，在天安门广场导致了反政府游行。
在戈尔巴乔夫5月11日到达北京的这一天，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外界看来北京所举行的中苏最高级会谈，没有引起新闻媒体的太大注意，人们却把注意力集中在天安门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