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本人已经全力以赴对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的领导进行了改革，以便使其恢复活力。邓对八十年代中期解放军的改革计划的决定在政治上是难以进行的。解放军在七十年代中和末，特别是在叶剑英的领导下，一直是邓的改革政策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尽管解放军不想完全放弃它在政治上的作用，但很想使其武器装备现代化并成为一支专业化的技术军队。邓小平作出解放军必须改革的决定很可能是在1979年对越战争之后，那次军事行动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确切地说，邓是在1980年3月和1984年11月提出军队改革的。
邓小平主要是依靠他原先的那些老部下——特别是在太行区曾和他共事的人，一二九师的人及后来第二野战军的领导们，最终克服了来自解放军内各级领导的抵触意见。这次改编后，截至1985年底，解放军中的17个最高级将领中有10个曾经是邓以前的老部下。中央军事委员会既是国家的机构也是党的机构，其成员完全是同一套班子，而且完全受邓小平以前的同事所控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班子，除邓之外的8个委员中有5个在抗日战争中就开始和邓共事了。198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之后，邓小平使领导年轻化的改革进展相对顺利，然而仍有众多的老干部包括一些军队干部抵制退休，所以展开了讨论。自1984年10月以来，就计划将领导干部年轻化和经济改革问题列为1985年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尽管有一些意见分歧，但这次代表大会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表明了党的团结。在经济上所做的修补的折衷方案，其本质就是不稳定的。这次会议在制定1986年开始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时，虽然所有的发言都一致表示赞成，但他们对他们所赞成的那些要点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陈云对实施计划经济下的市场经济发出了严重警告；陈云还特别强调应确保粮食的高产；他还对一些党员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表示关注。邓对后一点容易接受，而对前一点持有保留意见，并确信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的优势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
实施邓所期望的换代交接，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邓在1992年纵观全局回顾整个改革进程时，对缓慢的换代交接步伐感到有点不满，他说：“只要我们老一辈革命家还健在……敌对势力知道要改变中国是办不到的。但谁能保证一旦老一辈革命家不在了，将会怎样呢？”
1985年9月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前所进行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从总体来看是相当成功的。然而，在此之后，由于面临着若干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改革的进程开始丧失它原有的势头。建立在邓长期所倡导的党的民主基础之上的政治稳定是八十年代初的特色之一。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活动在八十年代末消失了，然而在领导层内政治上的分歧却越来越尖锐了，特别是在1988年和1988年之后。
邓小平决定领导改组解放军的另一个可能是他意识到了他比别人更有可能和资格实施对军队的改革计划。他曾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队将领并长期和军队保持着联系，在七十年代，他两次官复原职，都是担任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在1977年时，有一次他接待有元帅军衔的叶剑英，叶对他说：“你也是一位老资格的元帅，实际上你是我们这些元帅的带头人。”1980年邓不再担任总参谋长了，但是在那以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此外，为了确保军队的有力支持，邓小平利用后来的这个职务提拔了许多他原来的部下，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来自太行区的老部下，杨得志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取代了邓担任了总参谋长。
邓本人和其他的领导人的隐退，并以此使党的领导恢复活力，在1985年和1985年后一直是邓所最关心的问题。1980年邓拒绝担任党主席的职务，已经表明他认为自己太老了，不适合再担任任何新的职务了。总的看来他关心的是确保领导层中换代交接的进行。邓本人在1985年9月使自己摆脱了日常的行政事务，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退出了政治局，在1989年11月辞掉了他的最后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高级职务。尽管身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似乎不存在着退休问题，也就是说他在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的决策方面仍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不管怎样，他的隐退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日常的政治活动，这确是毋庸置疑的。
这次会议对领导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尽管有很大阻力，但也得到通过。其中包括象叶剑英这样一些军队的高级将领也离开了领导岗位，他们被那些更年轻的受过更好教育和具有较强专业技术职称的领导所代替。最突出的例子是当时新增补的三位政治局成员：李鹏、乔石和胡启立，他们在当年的年龄都是60岁左右，李鹏在原苏联受到教育，是工程学院毕业生，在电力工业方面有丰富的理论经验。乔石长期在钢铁工业部门工作，后来成为政府的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胡启立也是学工程的大学毕业生，对共青团工作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并参加了教育体制的改革。然而仅仅在道理上说服了那些资深的老干部，就像在六十年代初一样，共产党的领导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从政治局日常工作中退居二线的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员资格的邓小平和其他一些老干部；另一部分是担负起党和国家日常领导工作的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人。
那时军队改革的目标是设法使解放军的经费得到控制，提高军队的效率，使军队干部年轻化，建设一支更加专业化技术化的军队。他提出了解放军裁军100万；大部分的军队干部退休；把11个军区减少为7个军区；解放军的各部队改编成合成兵种的军队，不应再是四十年代那种以陆军为主的战斗序列。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全面地应用于城市的经济改革中，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尽管三中全会后的共产党领导层对若干重大问题达成了绝对一致的共识，但在制定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大政方针时，这种共识显得特别脆弱。关于中国需要外国技术，需要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把市场机制引入经济中，需要根据经济规律而非政治标准制定计划，需要调整政治结构和下放权力，对这些虽然达成广泛的共识，但对实现这些目标所采用的方式和速度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所产生的困难，从长远观点来看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一系列直接的问题引起了小的经济危机，1984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公布了经济改革原则的决定，特别是对城市的企业给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由于企业利用了他们所获得的自主权，在1984年末导致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和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那几年，邓没有参加经济发展细节的制定，经济的管理主要是靠陈云和从1980年10月以来担任总理的赵紫阳。然而，在1986年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时，陈云和赵紫阳的分歧变得更大更加明显。
邓所提及的这个问题一直是普遍而又典型的。在他看来，整个领导层仍然是相当老化的。随着八十年代的结束，起用更年轻的更有才能的干部仍然是当务之急，然而邓却对八十年代的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邓认为他俩都不能胜任新一代党的领袖的接班人，其主要原因是他俩不能够旗帜鲜明地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挑战进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