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搞清楚邓在参与某项政治活动或某一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他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改革时代成了更突出的问题，因为这时中国国内有一种一切功劳都应归功于邓小平的倾向。据认为，人们曾试图弄清邓到底亲自参与了哪些事情并在这些事情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但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料就无法作出合理的推论。关于邓个性方面的资料，由文件和新闻报导提供的极其有限，所提供的都是邓的政治活动和邓的讲话，关于他的情感和态度方面几乎没有。因此，邓个性的大部分资料只能从公开报导的他的那些活动中推断。甚至邓的女儿在她的书中也说邓本人曾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写他的传记……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因此他女儿的这本书无疑成了目前获得关于邓小平个人轶事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共的领导权现在转到了“三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留俄学生集团”手中。这些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受教育后，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被送来领导中国的革命，他们承认中共工作的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到农村，然而他们不准备把中共领导权让给在江西建立并发展了农村苏维埃根据地的毛和毛的支持者们。1931年他们把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转移到了江西苏维埃的首府—瑞金，邓也去了瑞金。整个这些年，反对毛的那些人三番五次地批评毛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但由于毛的成就和他的威望，他们不可能彻底清除毛的影响，但他们试着通过攻击毛的支持者和与毛持同样观点的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1933年在一场主要针对毛但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又不能直接攻击毛的运动中，邓小平成了受害者之一，解除了他的职务并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斯大林为中国共产党急需在中国获得成功，指示当时已与国民党决裂的共产党在中国城市举行一系列武装起义，起义的目的是攻取城市推翻国民党政权。然而当时中共的军队大部分是在农民协会基础上组建的又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农民。这些起义中最成功的是在八月初攻占了江西省会南昌的那次起义，但起义军在南昌仅仅占领了4天时间，其他地方的起义都遭到了失败。而共产国际仍坚持他的观点，迫使中共在广州举行了一次起义，结果又遭到失败，这次起义使中共在城市的力量受到了威胁。当时中共中央设在上海，邓也在那里，他们都处于地下。到1927年底，中共的力量或者说是它的剩余力量，逐渐地聚集到了农村的游击地区，也就是被称之为“苏维埃”的地区。
在1949年后，邓不仅有荣升为高级官员的资格——特别是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50年代中期担任了党的总书记，而且也有受迫害和诽谤的资格。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邓被撤了职，作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刘少奇之后）受到了严厉批判，在1976年毛的最后的那些日子里，邓又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又一次遭到批判并被撤了职务。由于叶剑英和广州军区的暗地保护和支持，邓的这次离职没有遭到太大不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可没有这么幸运。然而，就像在1933年邓受到纪律处分时所表现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两次，邓也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尽管这种批评绝对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接受了党的纪律处分，他是以近乎禁欲者的方式接受处分的，等待有机会对他的案子重新申诉。
在毛逝世后和粉碎“四人帮”之后，准确地讲，如果不是邓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解释，那么毛泽东思想将是邓复职的主要障碍。因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一段时期曾以“两个凡是”为口号发动了一场攻势。这“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邓在其政治流放中，就强调指出这种论调太僵化了。这是对毛泽东思想错误的解释。1977年7月，邓复职后不久，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三中全会上所做的讲话，以他自己的观点阐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解释。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一度有点紧张，后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国共两党之间冲突的起因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当孙中山在世时，他设法使两党保持联盟，但1925年他去世后，他的接班人蒋介石越来越认为共产党是个威胁，同时，他还寻求和大军阀和解。原来国共两党并没有组成两党的联盟，而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这种安排不仅使中共能在国民党的保护伞下扩大它自己的影响和组织，而且能有效地从内部瓦解国民党，邓小平1927年的回国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因为他去了西安为北方的军阀冯玉祥做事。国民党在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极端化了，1927年，蒋和国民党中的右派人物对共产党开始了公开宣战。
1920年当邓离开中国去欧洲时中国正在酝酿着建立共产党。中国封建帝制的解体，迅速导致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垮台，由此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了地方军阀的手里。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了协约国，但是在签订《凡尔赛条约》时，该条约规定把德国以前在山东的殖民地不是归还给中国，而是转让给日本，于是在1919年5月4日爆发了由北京学生举行的一次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民族主义的游行示威运动，后来这场运动被称之为“五四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一些中国人不可避免地向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寻求救国之路。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立刻就开始鼓动“东方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俄国人许诺归还中国从前被沙皇割让的全部土地，与中国共同享有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使用权，该铁路其中有一条干线经过蒙古直达北京。他们还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国人民提供组织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帮助。（共产国际是列宁为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而创建的。）
从实际的和学术的高度来看，这是一部政治传记。尽管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开展了对邓的研究，然而目前能够获得有关邓个人情况的材料还很少。特别是缺乏有关主人翁政治经历和历史背景的资料，这是撰写政治评传的一大障碍。比如：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另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是1937年日本对华的侵略。1936年，面临日本人侵略的威胁，蒋介石手下的将领们强迫他又一次和共产党合作。当日军最后打进来时，他退到西部的重庆，留下共产党在华北抵抗日军。这样一来，不仅巩固了共产党的地位，而且还扩大了共产党在日军后方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并被广大民众认为是一支有效的民族抗日力量。随着动员农民群众的政策之后，中共尽其所能地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和边区政府。比如，邓在抗日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延安，而是在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西、河南和河北省交界的边区度过的。截止抗日战争结束时，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人口，已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对于共产党来说，长征取得了三个重要的政治结果，首先是基本上结束了共产党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毛和他的支持者的政策指引下，党比以前更团结了。长征的转折点，实际上是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大家不再信任共产国际的顾问了，许多以前反对毛的人现在都改变了观点，那些和邓一起支持毛的人都得到提升。长征的第二个结果是它的终点陕北为中共提供了一个较安全的根据地，一开始在保安，后来又迁到更著名的延安，从这里向全国辐射。到1935年，蒋介石又一次忙于应付军阀和处理因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第三个结果是长征后幸存下来的红军，不仅创造了惊人的团结友爱的集体主义精神，而且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不可战胜的神话。
事实上，邓在他的讲话和著作中也反复强调具体时间、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邓有句蜚声中外的比喻：“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尽管这句话直截了当，简明易懂，但是人们对它更深层的含义并不太清楚，某些人还认为这种话是邓的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甚至在中国有人把这句话还作为课题研究。然而当资深的党的领导人薄一波问邓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1962年）的情况说的。后来一些评论家说邓从来就没有什么原则和政治见解。照此推论，邓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个“遵章守纪勤奋的职员”，他把自己的责任只看作是为党和党的领导服务并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邓对如何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共产党应起什么作用，肯定有一种独到的见解，正因为如此，使他党内的对手有了罢免他职务的机会和借口。邓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起源于30年代初在江西他和毛第一次共事的那些日子里。后来就是在延安制定和执行的那些政策，抗日战争期间，邓结合具体情况成功地把延安经验应用于他所领导的太行区时，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得到了首次全面的具体体现。
还有一个重要关系，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关系网，这种关系是在1937年邓担任了太行根据地军政主要领导人之后形成的。在太行根据地他和另一个四川人刘伯承合作领导八路军的一二九师，该师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三个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刘领导的一二九师一开始在太行山区开辟了根据地，随后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最后建立了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即、晋、冀、鲁、豫）边区，这个边区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成了共产党政府的一个行政区。同时，邓和刘还在一起创建了人民解放军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作为政委的邓小平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需要做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因为这是一个贫困地区，新兵的体质都很虚弱，当时军队装备也很落后。
中共和共产国际冲突的起因是由于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把它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都看作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延伸，这是引起冲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因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争夺苏共领导权的斗争中他想向托洛茨基表明他领导的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与国民党的联盟，当中共在上海的党员遭围捕时，他们应该把武器藏起来逃跑而不是抵抗。命令共产党搞土地革命的农民组织不要侵犯国民党党员和他们的家庭。在西安，以邓希贤的名字在冯玉祥的部队（国民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他离开西安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来到了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是很必要的。1927年，开始是国民党中的右派，然后是国民党左派都把矛头对准了共产党，由此证明了斯大林政策的失败。
在中国，通常把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期认作是改革时代或邓小平的时代。然而，在这段时期，邓小平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担任过书记处的总书记，并两次担任过国务院代总理的职务，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他就不再担任这些职务了。1989年11月，邓小平的退休要求被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正式批准之后，他就不再担任任何的正式职务了。人们认为1980年华国锋辞掉共产党的主席之后，邓小平就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式了领导。然而实际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正如本书的文献书目显示的那样，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资料和文件为传记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出版了大量有关邓小平个人的回忆录（尽管这些回忆录并不完全可信），甚至还能对有关的人进行采访，尽管不可能采访邓小平本人。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1993年8月也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上卷。实际上在邓小平1989年退休之后，出版有关邓小平书籍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熟悉西方政治家的那些人往往把这种情况联想为一场夺取政治权力的运动，而不是邓的退休。然而正如派伊等人所说的那样，这种解释是对文化差异的一种误解：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真正的权力往往处于幕后，而位置显赫的权力往往有名无实。
这本传记对邓小平这两种形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与实际情况相比，这两种形象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任何矛盾的表面现象大都超越了其真实性。在西方，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现代化运动一般与民主政治的出现是形影相随的，这种情况可能最终在中国发生，但并不一定说那些在毛后的时代倡导经济现代化的人肯定就是政治上的开明人士，只是这些人更愿搞经济发展而不愿搞阶级斗争。
同时，蒋介石也对中共造成极大威胁。他把顽固的军阀和日益严重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搁在一边，欲集中力量对中共的农村苏维埃政权发起一系列军事“围剿”。在1934年之前，中共能依靠游击战术粉碎蒋的“围剿”，另外，也由于蒋的一些其它问题，使中共能坚守住江西苏维埃根据地。但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采取了一种新的更有成效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封锁战术，同时，中共在共产国际顾问的指挥下，放弃了游击战而采取了阵地战，结果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由于面临着又一个惨重的失败，所以中共选择了战略撤退，最后终于开始长征。
总之，邓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并非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确保共产党夺取政权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直在不懈地奋斗。在邓小平看来，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而且也是解决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最明智的办法。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强有力的领导和人民的力量，邓认为，所有这一切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获得，这种观点虽然不一定对，然而这正是邓小平的观点。
邓小平也是一位热心的现代化的制定者和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决心使中国在世界上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国。他对马列主义绝不盲从，显然他认为社会主义发展成功的道路，并不总是在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的著作中。甚至到了90年代，邓始终还是号召中国人民紧跟毛泽东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他并不是毛式共产主义政治模式的翻版。邓认为在毛泽东思想中重要的是精神实质和毛所期望的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不是那些书面上的文字。
在西方，邓小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形象是资本主义世界完全可接受的共产主义的维新派。
然而，本书也是一本政治传记，因为人们对邓的生活感兴趣，是由于他的生活能揭示中国的政治特别是中共内部政治的发展变化。尽管邓到了40年代才成为中共领导层的一名主要人物，但他却参加了共产党初建时期的活动。1949年以后他的生活经历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此外，邓小平在政治命运上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不仅需要解释，而且显而易见对中国的政治进程具有更普遍的启示。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制度——尤其是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制度——会允许在三个不同时期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不仅能够幸存下来，而且还能够连续地重新掌权，最终竟会成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
长征以其无可非议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举世闻名。用埃德加·斯诺的话来说，它是“人类战胜差异人类战胜自然”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中央红军开始出发大约9万人，他们也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避难所，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行进了1万多公里，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穿过了山脉、沙漠、沼泽等世界上最荒凉的地带，最后剩下大约5000人，终于到达成为他们终点的陕北。
1937年到1952年间，邓与中共军队发展的关系很密切。在他后来的生涯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后，这种关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40年代后期的国共两党内战中邓在两个大的战役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两大战役直接导致了共产党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政权。第一个战役是刘邓大军突破了蒋介石的黄河封锁线，挺进中原，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第二个战役是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共产党部队最终打败了退守长江和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国民党军队，刘邓大军继续挺进占领了西南地区。然而，邓在太行根据地和后来在军队中的经历，不仅仅使他成为军队中的德高望重的人物，而且这些年的经历也给他获得了解决各种问题的第一手的丰富经验，这些问题包括动员群众、向政府一些重要的人事岗位推荐一批干部，这批干部在90年代之后成为中共政府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干部。
本章剩下的部分，是这本邓小平政治传记的基本背景，它概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它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前所走的道路；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生活；第三部分讨论了共产党内斗争的主要特点和这些斗争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后果；最后一部分的重点主要探讨了这些斗争的特点是如何帮助邓确定了他在中共历史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30年代在江西，毛从中国的最低层展开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那时的毛对革命事业既不是教条的墨守成规，也不是急于求成，他知道改造中国需要时间，这场革命的每一阶段所需要的是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同样也需要一个合理而又坚固的经济基础。比如在土改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农民的土地都被剥夺了，土改的目标仅仅是剥夺那些大富翁的土地，然而在当时甚至这些大富翁也允许从土改中获得某种好处。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那些相对来说相当富有的中农，绝对不会感到共产党运动的威胁。以这种方式毛和后来的邓都希望既可最大限度地获得民众的支持又可极大地提高经济的增长。这些能够导致缓慢而又稳定发展的原则正是毛后来在四十年代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党在战争条件下接管全国政权的政策雏形。实际上这些原则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也还行得通，直到毛的个人权威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才结束。
中共一时很难从1927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从1927年到1935年，党内发生了一系列争权的斗争，再加上国民党蒋介石三番五次的围剿，毛吸取了已往的教训，认为依靠农民革命，游击战和运动战，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手段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共产党当时所采用的发动农民起义政策的一部分，邓被派往广西，支持那些农村的苏维埃，但工作并不一帆风顺，党内的其它人继续坚持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1930年又进行了一次城市起义的尝试。另外，邓也受命离开了他在广西的农村根据地，去了包括广州的许多城市搞武装斗争，这是完全不现实的一着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于是很快就放弃了这着棋。其他一些地方也试着搞夺取城市的斗争，结果都遭到了和1927年同样惨重的失败。
本书之所以是一本政治传记，就是因为这本书用了大部分的篇幅记叙了邓在1937年之后，也就是当他成为中共和中国政界的一名重要有影响人物的那段时期的生活。本书几乎没有涉及邓在十六岁之前的早期生活，在十六岁之前他在四川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但是本书却记载了1920年邓到了法国和1937年之间的那段时期，这段时期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在这些年里他是党的一名官员和政治组织者，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兴衰一样，邓在这些年中也有沉有浮，他的失宠包括在1933年被降职，正是在这些年月邓与决定他后来命运的两个关键人物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保证了他今后的政治命运：首先邓在法国结识了周恩来，然后是1931年结识了毛泽东。
这种形象，首次出现在西方人的眼中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之前的那些年中，邓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抛弃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那种政治枷锁，制定了现代化的蓝图和政治改革方向。中国急需在国外和对外关系中改变它的形象。邓小平在这种努力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以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访美国、日本、西欧和东南亚各国，在休斯敦，邓小平戴着宽边高顶的牛仔帽在电视上露面，使人们觉得他的中国不再具有危险了。邓小平，一个圆脸的矮个子，就像一个和霭可亲的大叔一样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对苏联的战略中，邓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同盟，美国政府随时可以打中国牌。1979年邓甚至被提名为美国《时代》杂志本年底的世界风云人物，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首次获得此项殊荣。邓的第二个形象，西方一些人不大喜欢，就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所留给西方人的复杂印象。
在中国也相继出现了各种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其中北京大学的小组是最重要的小组。北京大学曾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各种救国会、自救会、研究学会等组织的基础上，在共产国际的组织者的帮助下，1921年7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强大的国民党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这两个党实际上都是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新发生的事件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党派，两党的目的都要恢复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因此，两党优先考虑的首要任务都是重新统一全国和结束军阀割据。此外，共产国际在孙中山的邀请下在20年代初期也担负起把国民党重新组建成为一个革命政党的重任。
中国写人物传记的传统方式不同于在西方已经通用的那种方式，其目的不是进行有分寸的客观评估而是在进行大量说教，由此写成的人物传记往往是偶像化的传记，并且缺乏属于西方传记精华的那种科学的分析方法。趣闻轶事、甚至还有马路新闻传统上讲一直是中国传记的主题。西方的传记是靠个人的回忆录，靠采访亲戚、朋友和有关人士；靠个人或公开的文件写成的。一般通用的办法是等到被写的人物死后再写。
在国内外，邓小平要比那些曾经正式担任过高级职务的那些人影响要更大。人们几乎都认为整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到90年代，邓小平是中国唯一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齐名。邓小平完全有理由被认作是中国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位主要人物之一。邓小平取得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领导了对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和经济上所犯的错误进行的拨乱反正；领导了把中国带入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
邓小平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这种理想的追求可能同样也是他的一种组织活动和他的社会责任。他16岁在法国时与那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团体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没多久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从那时起，党不仅支配了邓的生活，而且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中国共产党派他去莫斯科，把他培养成为一名政治组织者，然后又返回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共产党1949年取得政权之前，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的足迹遍布了全中国。尽管共产党可能在形式上没有决定他应该与谁结婚，但是肯定对他婚姻的选择和离婚有关，在他女儿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邓的所有三次婚姻都是由共产党的同事作媒，就是明显的证明。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曾试图避免发生对抗。但这些努力很快就失败了。在随后的内战中，中共的成功，不仅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赢得了极好的声誉和广大民众的信赖，而且还由于国民党的许多弱点：军队士气的日益低落，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1948年底，中共军队夺取了两次决定性的胜利：一次是在东北，这次胜利对华北的国民党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并导致了北京国民党守军的投降。另一次胜利——即淮海战役，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次战役使共产党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华中地区。到1949年4月，中共的胜利已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