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形象，特别是与他的前几任领导相比，证明他还是成功的，即使从全球范围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点夸大。从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的政策”，在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方面，邓比任何一个其他的中国领导人都做的贡献大。他出访过美国、日本、法国、东亚及东南亚。通过各种方式——文化的和个人的，还有政治的和经济的，都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初，他巧妙地利用国际传播媒体，进一步宣传了中国的这一目的。
由于邓强调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和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发展教育事业而进行机构改革，邓有时被国外描述为中国唯一的经济现代化的制定者。尽管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明显不对的地方，但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因为正像上文引用的邓在1987年的讲话所表明的那样，邓所寻求的是社会主义。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中共起主导的作用。邓在1992年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对比时，他把社会主义描述为“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同样也“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邓的总体思想中，经济现代化是一件主要关心的事情，但党的领导原则是更加重要的。与毛泽东观点和工作风格的明显差异产生了毛和邓的关系问题，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个问题对邓的政治生涯来说，明显地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大革命”前，邓有三十多年一直作为毛的助手，毛也深信邓对他个人的忠诚。“文化大革命”后，甚至在毛还在世时，即使他俩的关系实际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他俩早期的那种关系对于党中央其他许多的领导人来说仍然是革命成功的一个明显标志。邓到了九十年代仍然还保持着对毛的忠诚。正像邓在1980年告诉奥埃娜·法拉奇那样：“……我们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正像他在1989年5月所表示的那样，他仍然为在党内曾是一个“毛派”成员感到自豪。毛和邓的政治关系可追溯到1933年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当时邓实质上是在党内冲突中替毛受了过。从那以后，毛对邓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别人无法察觉到的信任。在1938年邓被派往太行区。在1942年—1943年延安进行的旨在消除苏共影响和确立毛的领导的全党整风运动中，邓是所有在外的中央领导人唯一没有被召回延安参加整风的人。邓在毛的支持下成为中共的总书记。一直到1966年底前，尽管邓和毛之间在政策问题上有许多分歧，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有任何的派系斗争，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官方的宣传机构也没有对邓小平公开点名批判。
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党内的教育——这是指的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个人的思想，是从1949年之前开始的党的集体领导智慧的结晶——有助于确保党内思想的一致和目的的统一。然而，邓又明确地、一贯地提出，为了确保党对社会的领导，体现出物质上的优越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抗日战争中，正是这种思想，使中共领导下的那些地区保护和发展了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在1949年之后又成了现代化的经济，正像邓在1987年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谈话时所说的，也许是他在五十年代期间经常讲的话：“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中，邓对中共在中国社会作用的解释似乎完全与四十年代之后的解释是一致的，他比毛更强调了组织结构和政治的重要性，还有经济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毛的观点中，把动员群众看成是中国发展的动力，而邓认为，中国的未来更应该依靠专家，他经常批判由政治动员所产生的那种“左倾冒进行为”。邓的看法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现代化，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动员她的人民和开发物质资源。有趣的是，邓的观点认为青年人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但是在1992年他表达了对新加坡“社会秩序”的赞赏，并认为他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相比一点也不差。
邓小平认为中共对全社会的领导责无旁贷。为了发挥这种领导作用，中共必须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组织。党与政府之间职能的混淆就如同党对自己的组织纪律不严明一样，同样也会削弱党的领导能力。邓认为，中共的力量是在于她的团结和与人民大众良好的关系，而这两者都是依赖党的教育和坚持党的准则。在任何一个决定做出之前，党内应该有讨论和争论，但是，一旦决定做出了，那么为了确保对全社会实施党的领导，每一个党员应该在党的集体领导下达成高度的一致。
邓在太行区经验的许多原动力，来自以延安为中心的“模范”边区，不是来自华北其他边区的，特别是来自晋察冀边区的经验。还可以通过对四十年代初在太行区临时和战时的状况所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邓在1949年后制定的所有具体的政策起源于太行区。然而，太行区的具体情况所产生的问题不同于在延安遇到的那些问题，因此有时就需要某些不同的解决办法。太行区地大物博，而且又更直接地受战争的影响，但是在经济上却得到了较大发展。为回答抗日战争时期的形势把邓小平对经济建设和生产、对党内民主集中制和党内少数派的权力、对党政分离及对通过多种方式动员最广泛的民众支持的关心做了具体的阐述。
除了军队事务外，邓的那些来自以太行区的老同事老部下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和全党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些人在共产党领导层内为邓提供了广泛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无与伦比的。
肯定，太行区对邓和中共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所产生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他对发展一二九师所做的贡献产生的影响也已经得到了研究，在他与军队领导人的关系方面，在抗日战争中的大部分时期驻在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可能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至少使得他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期间领导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结下了密切的关系。
邓认为党对权力垄断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向中共发动进攻，而且还要动摇中共的权力，当邓一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目的之后，便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正如邓小平在1958年7月共青团的一次会议上所讲的那样：“关键的问题是要有党的领导。只要你们坚定地坚持这个观点，那么不管你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你们将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可能是在邓小平的一生中经常讲的一句话。
邓不仅与毛泽东的而且还有周恩来的，实际上是所有的他与党内的同事们所建立的关系，很明显是他的政治评传很重要的方面。除了以上这些明显的关系之外，这本评传还突出了抗日战争期间邓在太行区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所起的重要作用。邓对政治变革的认识在太行区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邓在太行区一起工作过的那些人后来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权力群体。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邓小平在1976年之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保护人和中国共产主义价值的缩影。当然确切地说，这是需要一个“最高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肯定那也是毛明白他自己如何扮演这个角色，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然而，像毛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他扮演的这个角色相当令人费解；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稳定的。邓对待党的价值、结构和使命与毛有明显的不同，至少邓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是如此的，这一点也许能够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