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集团的攻击经历了几个阶段：在1953年后半年是他们最猖獗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成功地使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使周恩来接受了人们对他在财政工作中失误的指责；使财政部长薄一波靠边站。在那年夏季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后来薄一波说：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刘少奇的代理人受到批判。从1953年初以来，薄一波的税收改革建议在领导内部引起了纷纷责难，因为这些建议不仅对以前的资本家和私有企业采取了温和的态度，而且还因为其影响迫使国营企业更直接地和私营企业竞争。在此次会议上，高的发言很犀利。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为薄一波进行了辩护，或者说至少是毛的救生索使薄一波免于在政治上完全垮台。但是，薄还是被迫辞去了财政部长。
毛是领袖，邓是部下，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制定政策方面邓和他的同事们和毛的观点并不总是一致的。邓一直是以准确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而著称，特别在党的团结或党的纪律的准则遭到破坏的关键时刻，他总是极力陈述自己的观点以图说服别人。当时邓和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党内不仅可以有不同意见，甚至还欢迎有不同意见，这样做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中共的“八大”会议上，代表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选择展开了畅所欲言、开诚布公的讨论。大家都希望用民主协商的办法处理问题，而不是用斗争的办法。另外，邓小平和陈云也早已学会了在什么时候，该以什么方式向毛主席提意见，在什么情况下保持沉默或以缺席的方法进行回避。
邓是合适的，他能得到毛的信任。五十年代后期，戎子和还回忆起1953年12月邓部长专门给他讲关于“毛主席金融管理的方法”。就戎子和与财政部其他高级领导人来说，任命邓是合适的，他们和薄一波一样都是来自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和经济部门（戎子和是边区政府副主席），当时这些人虽然没有和邓在一起工作过，但在组织上有很密切的联系。另外，高层领导中正出现的冲突，邓至少没有遭到冲突的两方面的反对。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周恩来的保护，现在他能通过财政部长的地位从侧面对周进行保护，他以这种方式来对周作些轻微的回报；另一方面，准备支持被高、饶抱怨的人，他们把邓看作是领导人中一名军事代表，因为他从1937年到1952年一直在军队中任职。高、饶当时有一个看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反而比不上来自白区地下党的人受益多。
高的观点得到林彪等人的支持。但是高在邓小平和陈云面前却栽了大跟头。据邓在1980年说，当时邓在高岗游说并与他多次讨论这个问题后，意识到有必要为刘少奇辩护，感到高的行为完全是搞地方主义，他终于——泰维斯提出当时拖延了可能有两月之久——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陈云已经单独地这样干了。这件事在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公开提了出来。
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巩固，由各大区统治的局面趋于结束，邓小平和其他大区的高级领导人一起调回北京参与国家的政治领导。他被任命的第一个职务是政府的副总理（当时称政务院副总理）。这一职务使他和周恩来在工作中又一次密切合作。不久，由于他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先是任命他负责处理党的高层领导内因宗派而造成的不良后果，然后又让他负责处理共产党中央的日常工作。1954年初，他又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在1955年他被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个比原来高得多的领导职位）。当1960年底停止“大跃进”时，中共中央和毛赋予他和刘少奇为将来主持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任。
在高岗看来，毛对他是赏识和支持的，所以他有恃无恐地展开了攻击刘和周的活动。他鉴于和苏联的关系很好，就攻击刘和周是反苏的。他在中共和苏共关系史上搞了两面派。他攻击刘少奇职位高的理由，迎合了中共领导内最明显的错误路线。他的理由就是：给中国共产党赢得胜利的是红军而不是刘少奇领导的城市地下党。他试图以此吸引先前的农村革命者和游击队参与到他的阴谋集团中来。高自己曾是西安军校毕业生，邓1927年曾分配在该校任职，后来高岗在长征终点的陕北建立了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观点并不完全矛盾。当毛在1956年9月提出让邓担任中共总书记时，曾经表扬过邓“处理问题的公正、可靠和富有远见。”根据毛所说：他跟我一样，虽然有缺点，但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的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他是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又说，他说他不行，我看行。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厉。毛提名邓担任党内高级职务这一点表明自三十年代初以来——从江西到太行山区、到挺进大别山、再到淮海战役和渡江大战—两人良好的工作关系，由此表明毛能够依靠邓来作他亲密的助手。
然而，新政体首次发生的较大危机具有一定的地区性。邓到北京还不到一年，就发现自己处于危机的中心。这次危机的消除在邓的生活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当时东北和华东地区的领导——高岗和饶漱石——开始被解除领导职务（1954年早期），1955年被开除党籍。邓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仅突出了他是毛泽东的重要助手，而且显示了他团结各个部门并对其进行领导的才能。
在邓的生涯中，这突如其来的转折——他以前没有专门从事过经济财政工作，以后也不会再有——不仅是由于他和毛的关系影响，还有他和周恩来的关系及财政部那些高级官员对他的满意的影响下促成的。尽管1953年高和饶都是地方领导，他们也担任国家职务：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是中共组织部长。两人都支持中央实行集权制。这次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由高岗的野心引起的：高想代替领导集团中的刘少奇（中共副主席）和周恩来，特别是想代替作为毛的副手和将来接班人的刘少奇。
邓到北京的最初的任务是参加国家宪法起草的准备工作。这个宪法最终是在1954年颁布的。他的具体工作范围似乎是主持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然而，在1954年6月，他还没有把第一次国家选举的最终报告呈递上去时，由于高岗和饶漱石事件的干扰和其它的一些事情，迫使他兼任了财政部部长（从1953年9月到1954年9月）。
除了个人的动机之外，邓和陈所担心的是高岗这种无视党的规章的行为，将会对党的团结造成威胁。特别是邓小平在1953年后半年接连参加了会议，会上因高岗宗派活动引起的种种紧张气氛趋于公开化，邓认为他此刻必须为维护党的团结而强烈地呼吁。高和饶无疑是在搞阴谋，他们搞阴谋的基本特点，正如后来邓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是离开党的章程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
这段时期内，邓的政治生涯往往从两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来描述。一种看法是认为他是亲毛派中的一名老资格的成员，毛泽东把他带入领导班子，主要是由于邓小平的很强的组织能力，在特殊情况下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另一种看法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受到“红卫兵”极力拥护的观点（但不完全是由于那个原因而被怀疑），这种观点认为邓特别是在1956年“八大”期间和之后，就中国未来的设想方面与毛的冲突越来越大。
财政部需要一位能得到毛信任的新部长，并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得到财政部满意的新部长。尽管邓自己没有明显地选择财政部长的职务，但是他适合这些条件。
作为国家政策变化的一部分，刘伯承和邓小平离开西南调回北京，这意味着地区性政府的结束。总的来说，地方主义不算是问题，设置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措施。任命六大行政区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以刘邓的情况为例）在与国民党内战结束时，他们在中共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如果他们正好是在他们的家乡任职，邓和刘的情况正好是这样，正是这种令人满意的巧合使他俩备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能讲当地的语言。1952年，当中共进一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时，没有碰到明显的阻力。刘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陆军军校的校长（当时他60岁），邓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后来在1954年制定的宪法中被称为国务院），并临时兼任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和财政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