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战略要求以劳动力投资代替资本投资，政治代替技术和经济，热情代替专业技术和熟练劳动。“大跃进”反映出了毛依靠规模经济获取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口号中所概括的那样：“多、快、好、省”——却丝毫不考虑减少实际费用。在“大跃进”中最持久最有代表性的是大炼钢铁，产出了大量无用的生铁；另外还有人民公社，这是一种把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庞火的农村集体，这种集体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1958年大跃进的成果相当惊人，汇报的产量数字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无疑这是因为当时的国家统计局也被那些狂热的人所接管，他们认为即使统计工作也必须为政治服务而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可信赖的数字报表。人们为人民公社欢呼，不仅因为它是农村生活中一次成功的尝试，而且还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幼苗”——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的最终目标——这一切成就使苏共感到很大的震惊。
毛用自己中央主席的职务控制了庐山会议的议程，对此作了巧妙的反击。他给彭扣上了企图篡党夺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还不给彭申辩的权利。他还告诫他的同事们要珍惜他们过去一起度过的岁月，希望他们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由于彭还是国防部长，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跟彭德怀走，我就打游击战去。”如果对“大跃进”的问题作一番心平气和的评论，那么结果可能就不同了。然而并不只是毛感到大吃一惊，似乎彭的支持者也感意外，即使他们在庐山会议前也不知道他将要给毛写信。结果毛逐渐使冲突升级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彭德怀和他的支持者们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被革职，意味着暂时平息了对“大跃进”的反对。
到1959年2月和3月，邓与其他一些注重实际的领导人一样，主张步子不要太快，但他们并不是反对“大跃进”的战略，例如，在一次中共秘书处举行的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毛推崇备至的一件事）的讨论会上，邓认为虽然这样做有一些明显的好处，但不要走得太远太快了，否则的话对教育质量就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另一次讨论人民公社的会议上，邓又提出人民公社并不是行不通的，但它们在生产管理方面接二连三出现了许多问题。
1957年秋天，中共领导层的团结似乎达到了空前的一致，这样的团结持续了一年多，随后便发动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毛对他亲密的同事们私下宣布，他将在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退居政治二线而让刘少奇出任主席。这个变动他早在党的八大上就事先说过并开始着手实施，毛这样做有助于“大跃进”的产生。那一年中央领导层内非常团结，只有周恩来和陈云反对“大跃进”这个战略，但是实际上他们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官员们早在1957年9月到1959年间就被撇在一边了。
所谓“大跃进”就是一个动员广大群众起来积极参与水土保持工作的运动，在1957年冬季如果从它动员起来的人数来看，这次运动搞的非常成功，以致在后来的一年中，依靠动员的原则接二连三出台了许多政策，所采取的那些政策合起来形成一套现在称为“大跃进”的宏观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中国试图仅用十五年赶超西方一百五十年的工业化水平。
彭和他的支持者在8月份正式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没有参加在这之前召开的历时一个月之久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次会议陈云也没有参加）。邓小平这样做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原因。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自我批评的检查中写道，他当时由于腿有点毛病，所以没有去参加那次工作会议，并曾写过书面材料来解释这件事。这些话听起来好象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但邓确实在庐山会议前的某个时候玩台球时弄断了腿，然而确切什么时候弄断的还不清楚。麦克法考尔认为他正好是在庐山会议开始时断的腿，这样才迫使他退出了会议。由此可见，认为他的缺席没有政治动机似乎是合理的，但人们对他的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很多说法。邓这段时期照的像片所显示的情况与他的腿伤是一致的。他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不知道庐山会议将会面临一场什么样的危机，可以相信他是利用中央委员会夏季休息的机会去治疗他的腿。在1958年12月直到1961年4月的照片中他通常是拄着一根手杖然而在那之前或之后他从来都不拄手杖。如果邓的腿确实受了伤的话，那么邓在1960年底时对莫斯科的访问除了讨论中苏关系外也是治疗腿的一个好机会。这时中共高层领导正轮流访问苏联，邓1956年、1957年都去过，但直到后来才被委任于处理和苏共关系的重任。整个五十年代，中国领导人去苏联看病已经成了惯例。
然而，1958年冬，中共许多领导人开始到各省去视察，去亲眼看一看“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视察的见闻对于彭德怀等人来说，很明显是一次极大的震动。彭先去了甘肃，然后去了他的家乡湖南，还去了江西、安徽和河北。他的视察也许是最著名的，因为正是彭的这些视察使他后来在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上与毛发生了公开对抗。然而就是在这次视察中，彭发现农民们在挨饿。党的地方干部私下里在抱怨“大跃进”的过火行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双百”的这个经验教训使得最终采用毛的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更为可能。陈云提出的发展战略曾是中共八大上起草的第二个五个计划的基础，该战略曾造就和激励了一批持“专家救国论”的精英人物。这也是自从1956年以来吸引了知识分子并在1957年5、6月知识分子受到了鼓励去“监督”中共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忠诚却受到了怀疑。
彭德怀没有邓那么沉得住气，多年来，他和毛的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他开始进行广泛的游说活动来反对“大跃进”和毛。几年之后，叶剑英（毛之后的人民解放军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说邓、刘少奇、周恩来和他自己最初都同情彭德怀的外境。但另一方面，他们当时没有对彭给予支持。与毛不同，彭不是一个特别老练的政治家。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的每年一度的中央夏季工作会议上，他对毛突然采取一种简单的对抗策略。尽管在那之前他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并且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坦率而又尖锐的意见书。特别是他指责毛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左”的错误，这些话和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初期毛的对手批判毛的那些话如出一辙，毛对此当然不能接受。
没有邓当时对庐山工作会议上所发生的事件的态度记录，但起码他对彭的行为可能不满意。显然庐山会议后中共的准则对毛不再适用了，中国政治活动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也许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尽管“大跃进”在轰轰烈烈、热火潮天地开展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1960年结束了，毛在政治上也退居到了二线，但很可能邓在五十年代末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他当时所面临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