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邓小平离休以来，在中国可以得到大量的有关他生活和著作的资料。文献性资料从1989年以来都可以搞到，这一点在这本传记中有所体现。此外，从我上次写的那本邓小平传记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的学术界和官员们比以前更愿意接受采访了。在该书的许多地方，他们的谈话已被加注在正文的参考书目中。然而，也有些时候他们提供的是一些笼统而不具体的信息，这些信息仅给人以某种启示，不适于直接引用。我非常感谢那些我曾经访问过并与之谈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们，但同时声明，他们对该书的出版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这本书是写给母语是英语的西方读者。我是一个澳大利亚人，这本书的英文版正在英国伦敦出版，将在澳大利亚、欧洲、美国和东南亚发行。本来我可能会改变这本传记的写作方法和某些内容以便使中国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这并不是因为我傲慢或者对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缺乏了解，我很清楚把这本书展现给中国读者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然而我希望除了中国读者能从该书中了解一些情况外，这本书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中国人知道西方学术界有关人士关于中国的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总之，中文版的邓小平传还没被重写或者说没有被明显地修正，其目的恰恰是为了勾通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我希望中国读者将会欣赏这个观点，原谅我的缺点，喜欢这个真实的原文。
一本书的问世离不开众多热心人的帮助，这本书也不例外。在中国有两个人——太原市政府的翟凤伦和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田酉如——在指导我对太行根据史的研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和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其他许多同事和朋友，他们十分慷慨而且又积极主动地向我提出了许多建议，给了鼓励和帮助，为丰富该书的内容和为使该书得以顺利出版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他们是：约翰·克拉克、陈叔平、陈云发、詹姆士·科顿、马克·爱尔文、冯崇义、李锐、瑞雪·墨菲、凯·普恩、格里·塞格尔、费雷德·特韦斯、田酉如、魏宏运、吴安家和尤基。特别是陈顺妍一直是我的支持者和鼓舞者。
199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生90周年纪念日，他的女儿邓榕说：不能让这个日子平平常常的过去，因为这个日子不仅仅是对他父亲生日的庆贺，而且也是对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代人的承认。
大卫·S·G·古德曼
从二十年代二十世纪后期开始，领导中国共产党战胜重重困难直到1949年夺得全国最后胜利的许多功绩都应当归功于毛泽东。如果把中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也归功于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邓小平。
在该书中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我对邓小平的学术兴趣与对华北地区特别是抗日战争中的太行山区社会变迁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在过去的几年我一直潜心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我最初在中国境外被这个课题吸引时，有关邓小平在太行山区活动的范围和性质大都鲜为人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甚至就是邓小平的孩子们也认为他们自己，用邓榕的话来说，是“太行山的子弟”。然而我被太行山区一方面惊人的贫困和贫瘠的土地与另一方面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高昂的革命激情所形成的显明对比所吸引。当时邓小平不仅在那个地方，而且在这个充满了显明对比的故事中扮演着重大角色。
在中国出版本人撰写的《邓小平政治评传》既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又是多少有点胆怯的事。这本书一是写给那些母语是英语的读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详细历史还不大了解，再就是写给那些随着传统文化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读者。中国与西方除了其它方面的不同外，在传记的撰写和历史研究的方法方面也有所不同，所以中国的读者和诸如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读者比起来，期待的事物是不同的。
悉尼科技大学
在1990年，我写了一本短篇的邓小平传记，已经正式出版了。然而，在这本书上市不久，该书的出版商们却由于一些与本书完全无关的原因而陷入了困境，廉价出售存书后，停止了再版。邓小平90岁的生日为我提供了再版扩编和经过认真斟酌的修订版的好机会。中国朋友的鼓励的支持，比四年前更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有机会利用更长的版本对一些史料进行全面的修订，所有这一切都太诱人了。
我对邓小平的兴趣不是就他个人而言，而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产生的。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本书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邓小平的传记，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传记，邓小平的个人习惯、爱好和心理状态——比如，他对足球的爱好、打桥牌和勤奋地工作是广为人知的——这些东西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们显示了邓对中国改革的某个侧面。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领导人中，很少有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象邓小平这样重要的作用。从少年时代起，邓小平就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一名早期成员了。邓小平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的关系都很密切。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这些人中的两位。他们两人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起了主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