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媒理论研究者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在《当下的冲击》一书中将之描述为“数字化精神病”：“我们为了与数据流中任何一个微小变化保持同步而采取的特别措施，到头来只是放大了这些变化在万事万物中的相对重要性。”他认为，这是人类把时钟时代追求的效率和生产率错误地运用到了数字文化的异步状态。以前我们是在机器上工作，如今我们必须变成机器。
1424 年，欧洲最大的图书馆——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拥有 122 本书，而且都是由手工制作，并缮写而成。50 年后，其馆藏量终于达到了550本（而今，剑桥已经拥有700多万册书籍可供借阅）。
现在，贝耶的恐惧是不是也是你的恐惧？
时间仿佛被压缩了。生活将是被上紧了发条。
但显然的，你并没有被囚禁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就像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的一群人，反而更奋力地希望在信息的海洋里越游越爽。
信息的掌握能力和处理能力，已经成为你在数字世界生存的新的等级资格考试。但你沮丧地发现，无论怎样，有两个事实并没有改变：第一，我们还是人，我们只有一个大脑；第二，一天还是只有24小时。
手机成了人的数字器官。如果手机是心脏的话，它一分钟之内的跳动频率绝对超过70次。你不停地刷新微博、查看邮件、打开微信，这种一直在线的状态，终结了“拨号”，终结了“开始”菜单，也终结了“登录”。
要怪就怪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和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他们从瓶子里放出了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两个恶魔，把今天的我们残忍地囚禁到了数字生活之中。
报刊杂志呢？我可以列举一堆数字吓死你。据统计，2013 年全国出版图书、期刊、报纸总印张为3005.12亿印张，共有出版社582家，出版图书444427种，总印数83.10亿册。期刊有9877种，报纸有1915种，报纸的总印数达到482.41亿份。
这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已经被抛入了信息的洪流之中，并一直在试图追上信息更新的脚步，生怕错过任何可能重要的事物，总是希望知道全世界（或者小到我的朋友圈）刚刚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原因是，我们总是深处于无法免于信息未知的恐惧之中。
要怪就怪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他发明印刷机数年后，一位威尼斯法官谴责这种改变说：“笔犹如处女，印刷机则是娼妓。”
那时候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忧心于穷其一生，可能都无法读完日渐增多的图书。1685年，法国学者贝耶写道：“我们有理由恐惧，每日以庞大数量不断增长的书籍，会让未来的几个世纪陷入一个野蛮的情况，就像是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一样。”
1755 年，编撰第一本现代百科全书的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说：“只要时间不断流逝，书籍的数量就会不断增长。”因此可以推论，“终有一日，若要从书中学习任何一项知识，就会跟直接观察整个宇宙一样困难。”但即使意识心怀这种恐惧，这些学者们并没有为阻挡图书数量的增长做任何事，反而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作品也扔进这个越来越浩瀚的海洋中。
数字世界呢？根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两位研究人员的估算，仅是 2008 年一年，美国人就使用了 3.6 亿 Zettabyte 的资讯，1Zettabyte就是10的21次方——算了，连我的脑袋也已经想象不出这个庞大的数字到底有多大。
我知道，承认信息爆炸、信息过载并没有让我们的感受变得更好，因为真正的恐惧并没有解决：如何免除信息未知的焦虑？
不仅是古典媒体面对如末日核爆式的信息景象惊慌失措、无所适从，其实受众同样也处于崩溃的边缘。
当朋友们都在谈论柴静的《穹顶之下》，你如果还没有看过，是不是很尴尬？当满眼的Duang、Duang、Duang刷了你的手机屏，你不知道这个网络新词汇是何意，是不是很“二”？当老板在会议室里提到硅谷的一个新技术、新创公司的商业模式，你还闻所未闻，是不是让你很担心老板会质疑你的工作能力？
信息爆炸所带来的焦虑是数字时代才有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