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所有的故事其实都有模式可循。美国比较神话学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提出了元神话概念，即那些提供了基本故事模型的神话、民间故事和戏剧，并为后世所多次仿效和改编。另一位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布克（Christopher Booker）进一步将那些古老传说的结构变化归纳为七种基本情节：
一位叫华华的姑娘，在微博上贴出过去30多年来每年和父亲的合影，从蹒跚学步的小孩到结婚生子的人母。在照片中，父亲却渐生白发，渐渐老去，引发网友的极大共鸣。一位叫魏尧的摄影师，拍摄了一组老婆从怀孕到生产的200多天的照片，发表在网上，触动了所有观者的情感。2008年金融危机时，《赫芬顿邮报》的“Blogging the Meltdown”项目鼓励人们写出经济衰退如何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社区的经历，“为统计数据添加血和肉”，效果非常好。
这些内容，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报道，也非媒体和职业记者所为，更没有英雄情结，但它直接观照生活，仿佛是我们人生的写真。
互联网让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向全世界直播自己的生活。如果真有一台像美剧《疑犯追踪》（Person of Interest）里面的“机器”的话，它会洞悉并记录我们的一切。我们每天在社交媒体里晒午餐、签到地理位置、结识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想做什么事，每天都在向它提交人生的备忘录。
√ 轮回；
长久以来，这也是传统意味上的宣传与说教的妙诀之一，从政府到企业、从报道到广告无不使用。通过讲述一个相对清晰、富含逻辑的故事，刻意放大其中特别希望传递的信息，而在暗中输送观点和价值判断，从而影响公众认知和舆论风向。而且，整个故事的意义要比任何一个细节的准确性更重要。叙事理性越强大，越可以掩盖偶尔出现的事实性错误。
“在北京夜间入住酒店的最多的外国人来自美国，其次是韩国。但酒店员工们最欢迎的还是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客人。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大亨在从酒店门口豪华轿车迈出第一步开始直到走进电梯，3分钟的时间一共给出了750英镑的小费，所有的酒店员工都想方设法在他可能路过的地方出现。
媒体不可能报道我们的个人生活，但互联网可以。媒体不会对我们的个人生活感兴趣，但朋友圈愿意。更广泛地说，那些与我们有类似经历的陌生人，也会感兴趣，因为他们将从中获得感同身受的激励。
在西北郊的一座高尔夫球场，150个高尔夫球被塞入了发光的材料，30多个穿着亮片材料的女高尔夫球手同时击球，夜空中就像流星划过；在位于万寿寺路甲 1 号的一栋豪宅里，两位没仔细看邀请函上标注是white russian party（白色俄罗斯风）的女士，涂着黑指甲穿着黑丝来到现场。不过也不要紧，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场地中，正在进行更适合她们打扮的哥特风格派对。”
当然，其他大众媒体和电视一样，也都扮演了“吟咏诗人”的角色，作用就是将世界按照意义加以文本化，揭示当前人类的处境并为“权力”对受众所做的一切进行辩解（想象、解释并进行评价）。这种辩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洗脑”：让你相信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尘世就是这么痛苦，正义就是这么来之不易，为某种信仰而自我牺牲是这么值得歌颂，而暴行其实是爱国之举。
古典媒体时代的内容提供就像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场博彩游戏。报纸、杂志、有线电视一次性地提供纷繁混杂的多篇内容打包出售给读者，押注于“总有一款适合你”。而读者订阅以上种种，如果发现今天的“包裹”中有一篇或者两篇内容特别有价值，立刻就觉得值回票价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其实双方出售和购买的都仅是可能存在“有用之用”信息的可能性罢了。（顺便说一句，微信公众号上的多图文推送方式，也是同样的押宝逻辑。）
√ 白手起家；
√ 从反面揭示 自我在文化意义上的不足之处；
《阅读电视》一书列举了电视所发挥的“吟咏诗人”功能：
√ 明确 表达文化共识；
√ 战胜怪兽；
√ 航行与归航；
比如美剧《生活大爆炸》《辛普森一家》等，整部剧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叙事主线，每一集就像是一个生活小品，主人公和我们一样“二”，甚至比我们还“二”，他们笨拙地处理冲突、危机和压力，小小的忧伤，小小的喜悦。这类叙事类型就像是真实生活的映射或者是改编剧本，让普通人更有代入感。
这类尝试都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像是提供了我们人生的某些横断面。而且故事好像可以没完没了讲下去，也可以突然中止；既没有可期待的高潮，也似乎不需要交代前因后果。
√ 喜剧；
√ 颂扬 文化代表的行为举动；
而之所以媒体不再能垄断制造焦点话题的能量，是因为过去的叙事主题只是关于少数人的故事。无论是打赢了一场比赛，还是发家致富；无论是舍己救人，还是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都是英雄般的克服困难夺取最后胜利的历险故事。它们带给受众的是如同从《奥德赛》到《西游记》那样的阅读感受。
在澳大利亚的两位媒介文化研究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和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合著的《阅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一书中，提出了“吟咏诗人”的比喻式概念，认为电视媒体就像古时候的吟咏诗人一样，记录、传播、评述历史和当时的事件，同时还提供娱乐功能。
√ 将个人纳入 到文化价值系统；
√ 探索；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甚少戏剧性，如果像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那样向全世界直播，难保不像在电视机前每天看大熊猫吃竹子一样乏味。怪不得，我们上不了头条。
√ 传播 一种文化归属的感觉。
还记得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的那个情节吗？凶残的乔佛里在砍了首相奈德·史塔克的头后，还特意在殿堂里“审听”了一位游吟诗人对此事的“报道”。因为不满意其叙述，残忍地下令割掉了后者的舌头。
之所以我们还没有取消订阅媒体的习惯，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一点就是，媒体在我们生活中还扮演着世界的叙事者角色。
叙事学者们乐观地相信，表面上千差万变的文本其实存在着稳定、趋同的结构，一旦掌握了这些结构，就可以自如地阐释、创造某些历史和社会生活文本。这也是古典媒体过去所拥有的光环所在。
国内的《人物》杂志曾经借鉴美国作家盖·特立斯（Gay Talese）《猎奇之旅》（Fame And Obscurity）一书的写法，发表了一篇《北京零点后》的报道，展示了不同于传统报道方式的写法。这篇报道从迎接新生命的医院写到三里屯酒吧街的醉生梦死，从出租车司机写到渣土运输车队的老板。蒙太奇式的片断剪辑手法，毫无连接线索可循，像拼图一样拼出一个零点之后仍旧未眠的北京。
而真人秀类型的节目更是大受欢迎。比如美国的《幸存者》《真实世界》等，它们规定情景，设计竞争环节，将个人扔进如楚门的世界中，将生活搬到镜头前，展示个人在特定环境中所面临的两难选择或情感。
叙事之所以有魔力，是因为——“一个精心讲述的具有叙事理性的故事，比专家们用准确的事实所做的证言更有说服力。”“叙事范式（Narrative paradigm）”理论的创立者沃尔特·费舍尔（Walter Fisher）说。它好像能把我们身处的凌乱生活秩序化，将千头万绪的杂乱信息“格式化”，进而生成能够解释现实世界的某种意义。更甚至于，我们通过叙事描绘人生图景，并借此实现自我认同和合理化。
想想看，很多新闻报道和电视片的叙事结构也大致相仿：企业发展（战胜怪兽）、创业故事（白手起家）、创新（探索）、国际化（航行与归航）、同样挑战和情节重演（轮回）、首富（喜剧）、失败（悲剧）。
√ 说服 观众让其相信自己作为个体的地位与身份是有保证的；
√ 肯定 神话与意识形态在冲突环境中的实用效用；
如今，任何有机会使用电脑的人不仅仅可以为自己“歌唱”，还可以自己将结果传播给所有人。给自己打开了诗人功能的大门。
√ 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