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天，当数据成为新的石油，当机器成为新的石油工人，当人工智能成为新的钻井平台，我们的问题是——
在社交媒体时代，社交网络不仅是一种连接方式，同时也成为信息分发的一种逻辑。
信息像数据一样，在不断地被拆细——并且可以继续被拆细，进而越来越接近无穷。在膨胀的信息宇宙中，若想建立起新的检索秩序，首先需要的就是所有信息被“打点”。可利用的数字化信息不仅正变得更加颗粒化，而且要增加时间和位置等其他元素。显然，能够被打上的标签越丰富越好。
古典媒体是让信息世界从复杂到简单，而社交媒体则是从简单到复杂化。古典媒体总是让人们努力从已被过滤、编修的内容之外联想起更多丰富的信息；社交媒体则是逼得人们努力从那些已经被了解的信息中弄清楚混杂其间的真相和逻辑。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宛如时装。
机器只能扮演假装懂你的角色。事实上，是我们越来越弄懂了自己而已。通过一次次选择，我们越来越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机器只不过记录了反馈，但却永远无法知道人的下一个选择是什么，硬币落下出现正反面的概率仍然是50%。
只有可标记，才能被检索。
互联网对内容的革命性的影响，不仅是促进了表达，更重要的是它让内容尽可能快速、无障碍地流动，并让流动的内容更易于重新与载体相结合。
古典媒体时代的守门是删除，由媒体精英决定受众能看到什么、应该看到什么；
信息是素材，新闻是产品，而媒体是解决方案。
首先是内容产品被拆细了。从音乐专辑到一首一首歌；从一张报纸、一本杂志变成订阅号上的一篇篇更新，更细碎到一条微博；从电视节目到短视频……拆细的结果，不仅是利于碎片化阅读，而且让内容更易于流动，更易于与新技术相结合。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史前时期的两千年里，从第一本书籍以手抄的形式出现，第一份报纸开始发行，第一个电台开始广播，第一家电视台开始传输信号，都从当年的新媒体沦为今日所见的古典媒体。书籍、新闻、广播、电视节目正是内容的一种产品形式，而出版它们的机构/组织正是满足这一时期受众对信息获取需求的解决方案提供商。
从某种程度上说，时装尤其生动地阐释了什么叫“媒介即信息”。正如法国符号学理论大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指出的，通过服饰来传播的意象意义及其结构犹如语言，可以生成精致的“文本”，并表达人与人之间极为细致的区别。即使我们从手工缝制的衣服过渡到大规模时装工业时代，消费者仍会通过不同的搭配穿出个人风格。更何况一种新的成衣定制风潮正在卷土重来。这种演变像极了我们从口头传播时期到大众媒介时期，再到今天社交媒体的回归。
以此作喻，算法媒体时代的信息匹配，既高度个性定制化，由受众自我决定；同时又受整个系统中其他人选择的影响，并同时也影响着其他人和整个系统。看似千人千面、完全迥异，却也在共同塑造着整体的文化价值观。
第二项基本原则是，信息匹配的最终目的仍是服务于人，是以人的尺度而非机器的尺度来重建新秩序。 就像我们今天热烈讨论的无人驾驶汽车、VR眼镜、无人机等新事物一样，所谓速度、亮度和准确度等指标，只有在谈到使用者的目标甚至是人类社会的价值观时才有意义。道理很简单：机器可以撰写新闻消息，但不是为撰写而撰写，而是为了有人阅读。
算法媒体时代的守门是导流，更像是交通警察，让每条信息都到达它该去的地方，更快速、无障碍地流淌。
它所基于的第一项基本原则是，信息不分贵贱，信息是生而平等的。 不存在绝对的高价值信息和垃圾信息，只有相对于信息接收者而言，所谓的有用信息或无用噪声。你之所谓蜜糖，是他人之砒霜。匹配，是关于时间、地点、接收者等一系列限制性条件的匹配，最终让所有信息都能够产生价值。
数据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永久性，可复制性，即时性，高效性，倾向秩序性，动态性，无限可分性。其实信息也一样。
特别是，每个人穿着的时装其实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服饰文化进化的结果。每个人都希望在整体文化流行的基础上尽可能表达个性，并希望自己的选择反映了潮流系统中最高层次的价值主张。而这一整体文化系统反过来又是建立在众多个人选择之上，就像是我们对于社交网络的定义，那么这个系统必然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建立在新式基础之上的。[《数字时代的文化》（The Uses Of Digital Literacy），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2010]
第三项基本原则是，信息若想匹配得精准，需要向最终服务对象也就是人索取信息。 在越来越算法化的信息分发的逻辑链中，人才是最大的变量。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既会有目的地阅读，又经常是漫无目的；偶尔是明主，偶尔却是暴君。
由于匹配不精准，所以信息仍然存在不平等，每个人仍然处在狭窄的视界黑域里，处在自以为透明的过滤罩内。
新媒体革命的三个代际
所以，由用户来决定对内容的编排方式和使用方式。它是真正的完全个性化的。世界上不存在两片相同的叶子，未来也不会存在两份一模一样的个人信息流。
这就是我对于算法时代媒体型态一种想象：下一代媒体，是匹配。
信息也一样。秩序，其实是人的大脑所需要的一种检索信息的方式。媒体，是古典媒体时期建立信息世界秩序的方式。很快地，互联网时代所谓的“信息大爆炸”就突破了这一秩序，直到社交媒体成为再次纾解混乱的一种新秩序。尽管如此，我们目前其实仍处于这种混乱的状态中。
内容的生产，已经从DIY到DIWO（Do It With Others），从专业人士造车到大家动手。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新的知识媒介已经没办法区隔信息、通信和社交性，它们混杂于一个管道中流淌。信息恢复它的原始天性：社交性。
只有可检索，信息才能被重新组织，而组织的方式，就是指数型增长的丰富链接。
从订阅变成转发，是从古典媒体时代迈入社交媒体时代的重要特征。而微信订阅号，则是这一迈进过程的一种过渡性形态。正如其名称所示的，它仍需要受众首先去订阅它，它有出版周期，有头条有栏目，接近于过去的杂志形态。
互联网对古典媒体时期最重要的颠覆性影响是对守门人角色的排除。守门（Gatekeeping）这一概念由社会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在1947年提出：社会的表达渠道通常拥有许多关键点，守门人在那里滤除一些事项而同时允许另外一些事项通过。这一理论最初运用于食品供应，勒温指出它在解释信息流程方面也特别有用。
因为真实世界的信息过于纷繁、过于细碎，所以它们需要过滤、需要打包成为邮递包裹——一份报纸不就是数十篇文章的集合么？读者以订阅的方式，每天早上和牛奶一起收到它。
作为守门人的主编、记者失业了，但门并没有被拆除，它换上了新装，有了别的名字，比如搜索引擎、门户网站、社交网络枢纽以及人工智能算法。你会发现，即使在社交媒体时代，门和守门人仍然是信息版图中的关键部分，它把众人做出的成千上万单个的过滤选择聚合在一起，由此对信息的优先程度和所谓重要性进行某种排序。简言之，算法让守门的设置从信息的“生产”转移到“过滤”层面。即人人均可表达，但被听见却并不那么容易。[《数字民主的迷思》（The Myth of Digital Democracy），马修·辛德曼（Matthew Hindman），2008]
也许，我们首先是要理解什么是“无穷”。
信息如同化学基。而“基”的概念，在有机化学里，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不带电荷的活泼原子团，它不稳定，很难独立存在，非常容易与其他“基”或者原子结合，从而成为某种物质。
如果内容可由机器写作，传播可由算法匹配，传统的内容专业生产者还有用武之地吗？
如何进入算法媒体时代？
从生产者和分发方式的维度，我们一起来认识和界定三个新媒体代际的范式转换。
信息，事实上它最原始的状态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当它被表达出来——被组织成语言、文字、图像，变成一条微博、一篇文章、一段声音，是因为它总是急不可待地需要和媒介形态相结合，从而成为一种内容产品。
回顾一下最近 20 年我们使用互联网工具以及激发创新的行为进程：浏览——选择太多——搜索——排序——选择太多——应用程序管理——选择太多——算法……信息世界一次次突破边界，然后一次次重建秩序。
数据在增长，我们开始在其中建立起秩序。但是数据还会突破秩序，混乱会一直延续到新秩序建立为止。这就是数据的循环——从秩序到混沌再到新的秩序。
新的媒体技术，正是在将信息从文字的“木乃伊”里释放出来，在新的产品形态中得以“复活”。
如果机器真的弄懂了人类，那就是人被机器所驯服、被奴役的时刻。
如果算法能够实现信息对人的匹配，我们每个人所得到的完全个性化的信息流将是什么样子？
社交媒体时代的守门是过滤，不管是通过社交关系还是兴趣推荐，都是通过某种排序机制决定了某些信息更具有优先性；
当音乐从胶质唱片、磁带、光盘中像姜戈一样被解救出来，从而以数字化的形式飞速地附着于互联网上，才可以顺利迁移到受众生活中的新媒体、新角色和新位置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