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是受美国报人与社会活动家富兰克林·福特之邀出任这一新身份的。在《思想新闻》发行之前的宣传文稿中这样写道：“这份报纸不会效法过去把思想乔装打扮，而是将报道纯粹的思想；这份报刊不会报道事实中的细枝末节，而将以事实为重点；这份报刊不会讨论哲学思想本身，而是将哲学作为解释思想活动的工具……”
作为哲学家的杜威，在1892年时差点将他的“新闻理想”付诸实践。当年4月的一天，在美国密歇根市的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份公报：“4月22日左右，本市报界将推出一份新的报纸，即由密歇根大学哲学系的约翰·杜威主办的《思想新闻》（Thought News）。”
这一点和李普曼相反。
杜威相信，大众传媒不仅要提供有价值的公共信息，还要创造条件保证这种公共信息能够平等地传播给公众。杜威发现了大众传媒背后政治和经济因素对传媒公共性的影响，为了保证传媒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公共信息，他把公共性的理想寄望于有良知和社会伦理的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但与李普曼不同的是，杜威认为这些专家的责任在于向公众提供更全面和更准确的信息，并把专业的抽象的知识用普通大众可以理解的方式传达给他们，然后由公众作出自己的判断。
李普曼认为，事实真相本身的复杂性和渠道的复杂性影响了公众对其的认知；其次，公众不仅依赖成见对信息进行取舍，他们也依赖成见对信息进行解读。“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李普曼的分析是围绕这样一个核心来展开的：因为个人无法获知外部世界的真相，因此不可能做出理性的判断和理性地参与政治行动，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部世界变得面目全非，到那时，公众的判断就不是那么可信了。
不妨追溯一下历史，看看这条从权威到信任的链条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在这场争论之后的近80多年时间里，新闻业的确沿着李普曼所想象的故事演进着，媒体成为传播信息、教育大众、引导舆论的把关人、“看门狗”，牢牢控制着话语权。媒体建立权威性，既而获得公信力。
以往的确是这样。我们信赖权威媒体，是相信其内部对信息的采集、处理和发布有着一套严密的编辑和审核流程，其立场代表着理性、客观和独立。以往，所有刚踏入新闻行业的年轻人无不被告知，引用资料来源和事实，必须从权威主流媒体上取得或以此为准，网络信息特别是百度百科、微博微信等来源则不足采信。但是，一系列新闻业的“有偿新闻”风波、“有偿不闻”丑闻、弄虚作假事件和腐败案件，无一不让媒体的权威感、公信力受到损害。现状和传统的新闻教条背道而驰。
一句话，杜威希望媒体的作用在于想尽办法让公众成为新闻的参与者，成为议题发起和交流的平台，告诉记者应该报道什么。
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发生了一场影响并不深远但却值得在这里回忆的争论。争论两方的主角，一位是现代新闻业的奠基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 Lippmann），另一位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这场争论的焦点是：新闻业到底在信息向公众传播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公众是否能够参与到新闻传播过程中。
不过遗憾的是，《思想新闻》还未出版即告夭折，但这次尝试对于杜威的教育思想与民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杜威哲学思想的演进体系中，他延续了在《思想新闻》计划中所形成的观点，“交流的观念将成为他后来哲学的一个主要概念。他继续呼吁报纸与最新的社会科学联合，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创造民主社群的关键，因为这样的社群需要有组织起来的善于表达的公众。”（《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斯蒂文·洛克菲勒著）
但杜威认为，在机器大生产时代，人类社会需要继续凝结为共同体，就必须要有共同的“目标、信仰、渴望与知识——一种对社会的共同的了解”。而这种理想也对大众传媒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达到这种目标，不仅仅要改革大众传媒的内容，使其更具公共性，更要改革传播机制，让公众平等地获取信息。在信息相同的情况下，公众获得信息和使用信息的机会是不同的。杜威的有机民主论强调公众的参与，那么对于公众来说，平等的财富分配与平等的知识与信息分配同样重要。
在引发争论的李普曼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一书中，他认为公众仅是一个幻影，他们缺乏资源，缺乏能力，无法应对日渐复杂的公共事务。公众仅仅是公共事务的旁观者，“只有对相当规模和复杂性进行深入调查的代理人才能够了解局部事件”，也只有这些代理人才能更好地行使公共职能，在对公众的这种假设之下，“一个巨型社会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性的巨型民主共同体。”
李普曼进一步推论，新闻业的运作体制和新闻本身的性质决定了新闻界在改善公众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上能够起的作用是微弱的。从新闻业的运作体制看，为了生存，新闻业更需要迎合读者，而迎合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迎合读者的成见并强化这些成见。从新闻本身的性质来说，新闻并非是真相，在新闻的采集和发布中存在着各种标准和程序，这些标准和程序决定了新闻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监视器。“新闻不是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而是对已经显露出头角的那方面的报告”。因此，李普曼认为要由专家、记者以及政府官员告诉大众他们需要知道的。
新媒体和自媒体浪潮的到来，有力地挑战了媒体从业者既往的一个心理暗示：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对信息的信任，是建立在媒体的权威性基础上的。
